我在1993年出国的时候，心理上曾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出国之前我就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一是要把佛法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二是自己也想到国外多看看。一出国，才发现自己言语不行了。最大的感觉就是，本来我能说善道的，出国后人就变哑巴了，所有的沟通必须要用手语才能实现。

　　这时候我深切体会到，人的一生当中要经历很多次“从大人变成婴儿”，什么都要有从一言一语的表达开始学习的过程。所以后来我经常说，人不要以为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其实一生中要经历很多次重复当婴儿的过程。所以，那时候最大的放下就是，在心里放下自己是个大人的观点。然后才能放下自己的所谓身份。因为身份只适合于在特定的地方面对某一群特定的人，才起效果；当你失去那样的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人群，你的这种身份随着他们的远离自然也就消失了。很多时候我们还就是放不下这种身份。

　　第一次出国是去尼泊尔，因为要赶路，我们一群人必须要跟尼泊尔贫民去挤巴士，一个本只有20多个位置的小巴士，里里外外要塞100多个人——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里面塞四五十个人，人挤人，有好多人坐到汽车顶上把放行李的地方也占了，还有些人挤不上去就把脚卡在车上的某一个地方，用手抓住窗户站到外面，五六个人两边站着。从口岸到尼泊尔边界非常远，我当时就想：从来没有坐过这么挤的车，为什么要挤在这一群人当中？我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们又到了印度南方的寺庙，刚到时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自己还在想：我来这里是要干什么？没过几天，我们就被安排去一个寺庙帮忙，寺庙里有一个会，有一群客人要来，让我们负责给人家倒茶。我一听，脑袋嗡一下，心想：我干吗要给人家倒茶？以前都是人家倒茶给我喝的，我堂堂一个活佛怎么能去给人家倒茶？当时还没放下自己的身份。还没有反应过来，被人家就叫上车了，然后就送到一个小寺庙。那个寺庙比我们藏区的庙小得多，来的客人类似于当地的村官。我一看就不想干，掉头就走。领我们去的人说：“你们不是寺庙派来帮忙倒茶的吗？你怎么自己跑掉了？”我说：“我生下来就不是给人家倒茶的，对不起，我走了。”然后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就跑掉了。但是，走在半路上我就问自己：“你是谁啊？你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遵从人家给的命令？你到了这个地方，人家又不认识你，毕竟人家还给你提供住的地方，给你吃的东西，为什么人家叫你做点小事你就做不了？”那会儿我就有点后悔，很想返回去倒茶。但因为语言不通，只会跟司机讲我要去的地方，不会讲如何返回去，所以就没有返回去。

　　第二天，我在佛学院又接到了新任务，说今天轮到你们寝室的人去扫厕所了。我们在藏区本来连一个像样的厕所都没见过，洗厕所对我们来讲就更是笑话了，闻所未闻。我脑子里又嗡的一下，心想：叫我洗厕所，是不是又在欺负我？有点受到羞辱的感觉。后来一想：不对，这边是热带，很多地方要经常保持干净才行。既然我要在这里待下去，就得学会做这些事情。想通了以后，我就跟我的喇嘛们讲：“今天轮到我们洗厕所了，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把厕所、洗漱间擦得干干净净。

　　所干的这些事情和我以前在藏区时落差很大。之前在藏区的寺庙里，活佛的地位很崇高，老百姓对你极其虔诚，把你当成神来看待。等突然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你的地方，然后让你做打杂的事情，过那种生活，刚开始我心里的“我执”还是存在的，到最后想通了，也就放下了。所以，放下，也就是想通了。

　　面对现实时你想通了，才不会因为现实跟你的理想产生冲突、你还停留在你的理想里而不去面对现实。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你离开了自己所存在的环境，最大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要认清楚你自己是谁，接着就是你接下来要怎么生存。而不是什么你要不要传教，你是不是个活佛，你是不是有一个所谓德高望重的身份……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摆在你面前的是生活，你的生存是第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