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经济繁荣、交通便捷、文人荟萃、百工汇聚的钟灵毓秀之地。当中国雕版印刷术在西汉晚期发明以后,经过数百年的蛰伏与传承,到了隋唐之际，在其以娴熟的面貌问世以来，扬州就迅速成为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祥地之一。

　　（一）

　　据史料记载，早在唐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长孙皇后，曾下令“梓刊”《女则》一书，这是目前所见到的较早有关雕版印刷的史料。《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唐玄奘（600-664年）曾用回锋纸印刷普贤像，施散给信男信女。在唐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时，随行人员中就有雕檀、刻镂、铸写、修文、镌碑等能工巧匠。他从扬州带去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弘扬佛法中发挥了巨大的传媒作用。据日本《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载：鉴真及其弟子“曾刊刻律之三大部”，被誉为“则为日本开版事业最古者之一。”

　　唐诗是唐文化中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以骆宾王、张若虚、李白、杜牧、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韦应物、王播、张祜为代表的唐诗巨匠，在扬州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颓靡绮丽的诗歌，世人争相传诵，以先睹为快。因此，促进了扬州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唐代诗人元稹（779-831年）曾为白居易诗集作序，序中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模勒即刊印。近代学者王国维论证：“夫刻石亦可云模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这说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诗文很风行，社会需求量很大，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扬州市场上就有人将诗文雕成书版，印刷出售了。唐大和九年（835年）冯宿，给唐文宗上奏的《禁版印时宪书奏》里说：淮南道（道治，今扬州市）、剑南、西川等地，每岁不待司天台奏准颁下新历，私印历本就鬻于市，通行天下。这说明当时的扬州，民间雕版印刷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十分兴盛，这是有关扬州雕版印刷最诚信的文献记载。五代十国时，后唐的宰相冯道在淮南道市场上看到有各种雕版印刷的书籍，而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就建议朝廷由国子监校刻《九经》。此书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刻印，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刻成，历时二十一年。这便是后世盛称的五代监本，这也是最早的官刻本。

　　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在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完成了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但当时未能付梓。到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有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主持刻印成书得以流传。此书版成为以后各种新版《梦溪笔谈》的鼻祖。

　　清代扬州已成为全国雕版印刷业的中心。扬州刻书业有官刻、私刻和坊刻。扬州为刊刻《全唐诗》而建立起专门刻书机构——扬州诗局。

　　清康熙帝于四十四年（1705年）颁发谕旨，令江宁织造、通政使司理政使曹寅领衔，在扬州天宁寺刊刻《全唐诗》。全唐诗共分900卷，汇集诗人2200余家，收录诗作49000余首。康熙帝亲写《御制全唐诗序》，该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刻印成书，样书送到北京，康熙御览后十分满意，亲笔御批“刻的书甚好。”后人评论：其雕镂之精，胜于宋版，书法端楷，雠对精良，洵称善本。

　　继刻印《全唐诗》以后，扬州诗局在曹寅的主持下，又继续刻印了《楝亭诗钞》、《佩文韵府》、《楝亭藏书十二种》。以后，在雍正年间，淮扬道署刻印了《行水金鉴》；乾隆年间又奉旨设局刻印了《曲海总目提要》；嘉庆年间扬州书局刻印了《明鉴》，《全唐文》；光绪年间淮南书局刻印了《广陵通典》、《扬州水道记》、《十国宫词》，还与江宁、苏州、杭州、武昌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通称“五局合刻本”。

　　清代，扬州的私刻和坊刻也十分兴盛，许多学者，儒商自己出钱刻书。阮元编写与刻印了我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畴人传》。继后他还刻印了《文选楼丛书》、《曾子注释》、《华山碑考》等十多种著作，近180卷。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也曾刻印自己的《冬心先生集》于广陵般若庵内；魏源的《海国图史》；朱彝尊的《经义考》；马曰璐，马曰琯兄弟的《说文解字》、《广韵》、《玉鉴》都在扬州刊刻成书。太平军占领扬州时，还专门成立了镌刻衙机构，充分利用扬州雕版印刷的传统技艺，宣传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

　　解放后，成立了广陵古籍刻印社，继承了雕版印刷的传统技艺。60年代，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把散失在民间的古籍版本集中起来，有计划地整理，刊行。目前扬州广陵刻印社珍藏的版本近10万片，都是雕刻精良，学术价值极高的盛世之作。他们对其中一些极具学术价值和社会需求的书籍，予以整理重印。如明本《西厢记》，还有《杜诗言志》、《四明丛书》、《桃花扇》等。毛泽东主席赠送给日本中田角荣首相的《楚辞集注》和江泽民主席赠送给美国哈佛大学的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均出自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大师之手。如今扬州的雕版印刷品不但是传播知识的载体，更是一种典雅精美的艺术品，被人们所珍视。近年来，在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政府的关注下，经过近十年的筹备，一座集传承、保护、研究、收藏和展示的雕版印刷博物馆终于落成了。这是千年幸事，可喜可贺，可圈可点。这正是“史书万卷绘风流，变幻沧桑好探求。”

　　（二）

　　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成为人类历史、文明传承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伟大贡献。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产生主要通过手写传抄，数量极为有限，知识的传播相当缓慢。人们在寻求知识和寻求加快知识传播方法的思维驱使下，在印章、封泥反刻正出原理的启迪下，在具备了雕版技术和纸张、黑墨能满足供应的条件下，从偶然走向必然，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从现存的雕版印刷品实物来分析，隋唐时期我国雕版印刷技术已极其成熟了。在雕版印刷术的启迪下，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毕升创造了胶泥活字印刷术，他完成了制活字、排版和印刷这些活字印刷术的主要步骤，是一种全新的发明。他比德国人谷登堡用拉丁文活字印刷《圣经》早四百余年。可以说，世界各国的印刷术，都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学者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对此作了充分肯定和赞扬，他指出：“不单在使用纸张一事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影响，并且在欧洲雕版印刷的肇端中，中国的影响实为最后的决定的因素”。“在世界所有伟大的发明中，印刷的发明最可以表现出四海一家和国际主义的精神”。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短时间内生产出成千上万的书籍变为可能，从而对人类文化的普及与发展，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利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印刷术被人们称为“文明之母”。

　　（三）

　　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图书印刷的主要形式，雕版印刷术究竟起源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根据各自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七种说法：即东汉说、东晋说、南北朝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和北宋说。自从唐咸通九年（868年）《金刚经》刻本印刷品发现后，学者们都认为它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非常娴熟的水平，说明唐代中叶之前，雕版印刷术已有一段较长的发展时期，故将它视为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提出了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末唐初。这是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大成就，同时，也是一阶梯。我们应该通过这阶梯去寻求更古老的源头。历史淹没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真实源头，正如卡特所言：“真正雕版印刷开始的正确日期，是掩盖着神秘的”。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仍应有我们去揭密，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目前，世界上研究雕版印刷最具影响力的实物资料有三件。一件是1966年发现于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实物。该雕版印刷品发现后，韩国学者认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始于韩国，而不是中国，这个观点引起了世界的震惊。震惊之余，人们打开新罗历史进行了研究，事实真相就十分清楚了。在中国的唐王朝初期，朝鲜半岛上，新罗国、百济国和高丽国三足鼎立。新罗国在唐王朝的直接支持下，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半岛大部分地区，设都城于半岛南部的庆州。公元668年（唐乾封三年）唐王朝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都护。公元677年（唐仪凤二年）唐安东都护府内迁辽东。新罗国与我国山东半岛的登州隔海相望，两国早有往来。继新罗统治半岛后，新罗仿效唐制实行中央集权制，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统治机构。682年（唐永淳元年）在首都庆州设立国学，经常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大力提倡汉文学。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快进入了新罗国的强盛时期。那时，新罗国没有自己的文字，书面记录使用汉字。后来，新罗人薛聪利用汉字作音符，创造了“吏读式”朝鲜文字。“吏读式”是一种汉语、朝鲜语的混合字，用汉字作音符记录新罗历史，并以此解读史书经籍（1），大大便利了新罗人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学习。直到新罗人崔致远于唐僖宗中和五年（885年）从中国回到新罗后，传播汉学，新罗人才开始用汉文字著述、记录历史。崔致远，字海夫，号孤云，公元855年生于新罗国玉京沙梁部，十二岁（867年）随商船来中国求学。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春天考上宾贡进士，曾任溧水县尉，后任淮南节度使高骈处都统巡官承务郎的职务。中和四年（884年）崔致远以淮南入新罗兼送诏书使的身份从扬州出发回到阔别十八年的祖国，在新罗担任“阿餐”、“侍读兼翰林学士”等职，成为唐文化的传播者，对新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所以新罗人称崔致远为“汉学之祖”。直到十五世纪的李氏王朝时，朝鲜人才创造了今天的朝鲜文。据有关专家对《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雕版印刷品的研究，他们认为该经文为公元704－751年间所刻印（新罗朝圣德王三年――景德王十年）（唐武则天长安四年――－唐玄宗天宝十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有吐火罗（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八世纪的中亚细亚古国，《大唐西域记》称作覩货罗，地处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即今阿富汗北部，公元八世纪为阿拉伯人所吞并。）的僧侣弥陀山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旅居长安时首次将梵文经典译成汉文。再根据经文汉字中有武则天所创的新字和当时新罗王朝文化水平及雕版的来源作了分析，认为该经文应是在我国长安翻译和刻印，经新罗王朝的人带回庆州，珍藏于佛国寺石塔内。

　　另一件，现藏于日本法隆寺，日本称德天皇于公元770年（日本奈良时代神护景云四年、唐代宗大历五年）印制的梵汉文对照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日本《续日本书纪》记载，称德天皇为了庆贺八年内战的结束，为了自己能长生不老，设誓：命令制造三层经幢一万座，每幢高四寸半，底层直经三寸半。幢内放经咒六种，等到全部完工以后就分发各寺院保藏。这是世界上最早有史可证的印刷量最大的雕版印刷壮举。但从日本的历史发展、文化渊源及日本的印刷史分析，此印刷经文的雕版亦应来自大唐，更有可能来自扬州。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广泛吸取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文化最初是通过大陆移民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中国秦朝时，徐福东渡的历史传说和日本《弥生的日轮》一书中，都证实了这种传播方式。两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诸候国和汉王朝都有着密切的往来，接受汉王朝的封赏。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至日本，传入《论语》十巻，《千字文》一巻，并向皇太子莬道稚郎子进行汉字和儒学的启蒙教育。五世纪时，日本贵族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汉字了。大约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探索利用汉字作音符来创作和书写日本文字。从日本圣德太子时期（593－627年）一改从前间接学习中国文化的做法，直接向隋朝派遣使者、留学生和求法僧。大化革新后，日本更加注重全方位的学习中国文化。从隋开皇二十年（600年）到唐乾宁元年（894年）先后二十余次向中国派遣使团，使团人数最多时达五百余人，他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和日本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日本元正朝的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了十七年后回到了日本，他利用中国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楷书字母“片假名”。后来日本恒武朝的遣唐学问僧空海又模仿汉字草体创造了日本草书字母“平假名”，两者逐步创合成较为系统完整的日本文字。而在日本法隆寺珍藏的称德天皇（770年）印制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梵汉文对照版。如该经文是在日本翻译刻印，那经文应该是日汉文或者日梵文对照，只因为该经文是在中土大唐由梵僧译刻的，所以，它只能是梵汉对照文。在此以前，扬州鉴真大和尚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东渡日本弘法。他带去了大批佛学经典和能工巧匠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有：雕镂师、铸写师、雕塑师、镌碑师等，他们催化了日本物质文化的发展。在此前后，日本也曾派遣了大批的遣唐使团、学问僧、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雕版印刷术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传媒技术，肯定会被传承到日本。所以，在日本发现中国文化遗存是理所当然。

　　另一件，是最著名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由王玠出资刻印的《金刚经》，这是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和具名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属大乘佛教经籍，是禅宗籍以弘扬教义的主要经典，在佛经中极为流行。它通过释迦牟尼与须菩提问答的叙述，宣扬佛教的修养理论。最早，用汉文对《金刚经》进行翻译的是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僧侣（384－417年）鸠摩罗什，这部经典在隋唐时期广为刊行。这部经卷原藏于我国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石室之中，在1907年被当时供职于英国印度政府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后携带回国，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该经文为手巻本，全长约十六尺，高一尺，纸质普通，近乎白色。首页为孤独园长老须菩提与释迦牟尼对话场面的雕版扉画，此版画刻工极为精堪，人像衣褶简劲，人物面部表情，丰富各异，反映出画面中人物的心理状态，是一件相当成熟的雕版人物画。扉画之后是《金刚经》正文，经首冠以净口真言，后为鸠摩罗什译文，再殿以真言。在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尾款〔3〕。

　　当然，我们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除了从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去了解研究外，还要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历史背景、社会科学技术、社会需求诸多的方面去研究。因为许多发明和创造，是始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从发明到普及，到被政府认可并推广，到被载入史册，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往往因为找不到文献资料或实物资料，而忽略了发明创造的初级阶段，这也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一个误区。例如纸张的出现，史书上记载为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由蔡伦发明的，实际上在西汉初年纸张就运用到书写与绘画中了。西汉初年出土于西安的“灞桥纸”，距蔡伦造纸说之间相隔了近300年。再如，黑墨的使用，史书记载是三国•魏国的韦诞所发明的，在考古资料中发现商代的甲骨上已留有使用黑墨书写的字符。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和江陵凤凰山西汉墓葬中都发现过人工制造的黑墨，它距史载的韦诞发明黑墨有400余年。史书记载，毛笔的发明者是秦国的蒙恬，但我们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已发现了毛笔实物，它距蒙恬造笔说相距100年。

　　再从雕版印刷本身发展的情况分析：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首先是被市民阶层与佛教徒所采用。专家研究认为，我国雕版印刷术始于隋末唐初，如果这个结论无误，在终唐这三百年中，雕版印刷术也未能引起唐王朝的重视。史书上也未有过浓墨重彩的宣传，只是任其在民间流传。据文献记载：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曾下令禁止民间私印岁历。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宰相冯道因见淮南道等地市场上有人出售各种书籍而独无儒家经典，才建议政府国子监校刻《九经》，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始刻成。从唐初雕版印刷品的出现，到官府正式刊印，其中的时间差是三百多年。那么从发明到流行，到推广，到官刊，到载入史册，这时间差又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物质是基础，是一切劳动发明创造的基础。如果没有物质做基础，一切劳动发明创造都是不现实的。本文力图通过现代科学考古技术所取的历史实物资料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对话，突破文献资料的束缚，在掌握详实物质资料的基础上，来寻求中国雕版印刷术的真实源头。

　　（四）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受到某些外界物质的影响或启迪。例如，陶器的发明，它是受益于泥坯房子失火，过火后的泥坯变硬、成形。由于泥坯在火的燃烧下，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人们根据这个启迪，用泥土盘捏成自己所需要的器形，然后在火中烧制，终于发明了陶器。中国的烹饪，它是源于森林失火后，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跑而被大火烧死的动物，它们的肉体被人们捡起来，品尝后，觉得又香又嫩，于是人们就有意识的保留火种，专门用来烧烤动物肉，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它是在印章、捶拓、青铜铸造、雕版画和雕版文字的启迪下，在具备了雕版技术、纸张、黑墨、毛笔、规范文字等物质条件后，在社会需求的强烈催化下，脱颖而出，创造了雕版印刷术，这也是社会物质发展的必然规律。

　　纸张：在纸张没有出现之前，人们书写记事或刻于甲骨、或铸刻于青铜器、石鼓上，或书写于竹简、木牍和缣帛上。 “缣贵而简重”不便于人们使用。墨翟在周游列国时，曾随身带有三车的竹简，秦始皇每日衡石量书一百二十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需要一种使用、携带方便又廉价的新的书写材料来代替缣帛或简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发明了纤维造纸术，终于结束了“书于竹帛”的历史。根据《后汉书》记载，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中常侍蔡伦正式向和帝奏明发明了纸张。于是，人们就把公元105年作为发明纸张的起始年，史称“蔡候纸”。

　　然而在田野考古发掘中，已多次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古纸，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有：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出土的公元前49年汉宣帝黄龙元年的“罗布淖尔纸”；1957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公元前二世纪的“灞桥纸”；1959年在山西太原金胜村新莽墓中出土的漆盒内装有麻纸实物；1973年在甘肃出土的公元前4年汉哀帝建平三年的“金关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出土的公元前73年汉宣帝本始元年的“中颜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出土的“放马滩纸”。放马滩古纸出土于西汉文帝至景帝时期（公元前179－141年）的一座墓葬中。这是一块手绘地图的残片，置于棺内死者胸部，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质薄而软，出土时呈黄色，纸面光滑平整，纸上用黑色细线条绘出山脉、河流、道路等图形。放马滩地图纸是我国已发现的西汉古纸中年代最早的纸张实物，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的手绘地图实物〔4〕。对西汉古纸，专家们作了许多科学的测定和分析，确定造纸用的原料是大麻韧皮纤维。同时，专家们还认为西汉放马滩地图纸也不是最初发明的原始纸，而纸的真正发明时间应该更早些。据东汉•应劭《风俗通》记载：汉光武帝迁都洛阳时，载素（帛）简（竹）纸书共二千车。公元76年，汉章帝赐给贾逵用竹简写的和用纸写的《春秋左氏传》各一套。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立邓皇后，邓皇后禁绝郡国献珍玩，但令供纸墨〔5〕。这段文献记载所反馈的历史信息量较多，有助于我们研究当时全国造纸的情况：一、邓皇后体贴民生、倡导节俭，不让郡国献珍玩，但可以贡奉纸墨，这说明当时的各郡国都能生产纸张，纸张的生产量达到一定的规模。二、邓皇后要求把纸墨作为贡品送到宫中来，说明纸张的质量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技术标准，而不是粗制滥造。三、蔡伦当时正在宫中做尚书令（掌管制造御用器物者），他能接触到较多的纸张，了解到各郡国造纸原料和技术后，发现当时纸张仍需改进，他在综合了各家所长后，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终于改良了造纸的原料，创造了新的造纸方法，提高了纸张的质量，制造出比各郡国上贡纸张质量更好的纸张，并把它作为一件大事向汉和帝作了汇报，引起朝庭的重视，而被载入史册。在我国内蒙和甘肃等地都发现过东汉纸。东汉时期纸的产量较大，价格也不昂贵。据唐•虞世南辑《北堂书抄》中记载：崔瑗给其友葛元甫的信上说：“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崔瑗：字子玉，（77-142年）东汉书法家，涿郡安平人，官至济北相，善章草，著有《草书势》。他因为没有钱买缣帛，只好买纸抄书奉送给好友葛元浦，说明公元二世纪时还处于纸帛并用时代。建安年间（196－220年）左子邑，又一次改进了纸张质量，达到了“研妙辉光”的程度。（齐•萧子良《与王僧虔书》）魏晋以来,造纸的原料逐渐增多,有藤皮、稻草、麦杆、楮皮、桑皮、麻竹、荨麻等。这时，还发明了一种适宜印书的“竹纸”。东晋时，发明了用纯大麻制造的麻纸和帘床抄纸器，使纸的质量又一次提高，产量也大增。纸质坚韧洁白，浸水性更强。东晋安帝于元兴三年（404年）曾下令废简用纸。南朝时安徽黟县、歙县等地已能生产一种银光纸，纸质光润，洁白如雪，实为宣纸的鼻祖。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7年）曾在咏纸诗中云：“皎白如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可见那时纸张质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6〕。

　　隋唐时期，是我国造纸业的全盛时期，我国历史时期使用的大多数纸种和样式，在这时已基本形成。隋代发明的染色纸，在唐代造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硬黄纸就是一种很有名的染色纸，它在操浆时加醋、加浆，使之坚厚莹滑，再以药汁濡染，使之变黄，这种纸防蛀、防水、防霉烂，最适宜抄写经文等。当时还出现了以颜色染成的笺纸，最著名的蜀笺，颜色有深红、粉红、明黄等十余种染色笺。东晋时期发明的麻纸，到了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最著名的有“扬州麻纸”。以青檀树皮为原料制作的宣纸，经过改进后，纸质坚柔，洁白细腻，丰滑匀整，色泽耐久，长可达50尺，享有“纸寿千年”之誉，被列为贡品。

　　黑墨：是书写、绘画、印刷的主要材料之一。墨质优劣，不仅影响书法、绘画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会影响到印刷品的质量。能否长久不褪色，更是文化艺术品传播和保存的重要因素。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中记载：“上古以竹点漆而书，中古有墨石可磨汁。至魏晋间，始有墨丸，以漆烟松谋为之。”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制墨名家，是三国曹魏时期的韦诞（字仲将）。他制作的墨精致细腻，被誉为“仲将法墨”，“百年如石，一点如漆”。

　　何时开始用墨，这对我们研究雕版印刷历史，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文献记载，在商代，墨已运用在罪犯面额上，叫“黥面”。商代巫师用兽骨和龟甲占卜时，也先用墨在上面画出符号，烧灼后，视裂痕卜凶吉。在房屋建筑时，用墨线确定木材的曲直，《荀子•劝学篇》中有“木直中绳。……故木受绳则直”的记载。《庄子》卷七中记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辑而立，舐笔和墨”。只是那时的黑墨采用的是天然石墨及矿物墨料。西汉出现了人工制造的烟墨。曹植《长歌行》中吟道“墨为青松之烟”。东汉时出现了墨模，使墨的式样趋于规整。目前，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墨，是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碎墨块。据墓内竹简记录，该墓为西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9年）埋葬的。1983年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数拾枚圆饼形小墨丸伴着一方石砚出土，砚上置一石质圆柱形的研器。由此可知，当时是制墨成丸，使用时把墨丸放于砚中，加水浸泡，用砚石把墨丸研细，方可使用。在宁夏固原东汉墓中出土了一枚松果纹墨锭，黑腻如漆，烟细胶清，手感轻而坚致，虽幽霾地下一千八百余年，也未皴剥龟裂，其完整的几若新墨〔7〕。河南陕县东汉时期墓葬出土的墨，虽已残碎，但墨质坚实，经化验是用松烟经墨模压印成型的。墨成长条状，可以直接用手把握研磨，再不需要另置研石，它奠定了中国黑墨的基本形制。在扬州发掘的西汉木椁墓出土的黛版上常有破碎的黑墨块。扬州西汉广陵王刘胥（前117-前54年）墓的黄肠题凑木和椁版上留有黑墨书写的文字。据《汉官仪》记载：尚书令、仆、丞、郎等官员，每月供应川渝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渝糜是地名，属汉代右扶风渝麋县，在今陕西千阳，所产松烟墨，专供官府使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九中，有“合墨法”的记载。宋代才开始有油烟制墨法。

　　雕版：雕版在中国的古文献中有着各种不同称谓，常称为：镂版、墨版、椠版、梓版、刻版、刊版；有时也称为：付椠、付梓、梓行、刊行等。中国的雕刻工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那时，人们就知道在石器、玉器和兽骨上雕刻纹饰，佩戴在身上，装饰美化自己。而雕版艺术的产生，我们还可以在商周青铜铸造工艺上，找到中国雕版艺术的鼻祖。雕版的工艺要求，是在经过加工的平面木版上，雕刻反体阳文字。而青铜铭文器的铸造，是在经过加工的陶胚上雕刻反体阳文字，浇铸后成为正体阴文字。两者所不同的是，一个在木版的平面上进行雕刻，一个是在弧形的陶胚上进行雕刻。后者，无论在雕刻原料韧脆程度上、雕刻技艺上都难于前者，工艺要求也要比前者高。由此可知，早在我国的商周时期，我国已具备了阳文、阴文、正体文、反体文的雕刻技艺。

　　如果说商周的青铜铸造陶范已开创了中国雕版技术的先河，那汉代的雕版画则是雕版印刷术的亲兄弟了。国内许多研究雕版画和雕版印刷术的专家认为“雕版印刷术另一广大的应用领域是图画，亦就是版画，可以说，画是与印刷术俱生的”。因为我国自古以“图书”并称，许多古书上都绘有插图。中国的绘画又十分重视线描的运用，，而线条十分适宜雕刻。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图画已广泛运用于木刻、石刻领域。木刻版画在汉代不仅题材丰富，形象生动，而且镌刻技术已十分成熟，无疑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汉时期的石刻画和版画艺术十分发达，已广泛运用到墓葬和建筑的装饰上。在陕西、浙江、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汉代石室墓中出土了许多石刻画像，它们使用平面减地法、圆雕法和单线阴刻等技法，刻绘了山水、人物、朱雀、羽人、车马出巡、狩猎围场等画面，反映了墓主人生前奢侈的生活和死后羽化升仙的幻境。其中，也有一些反映重要历史典故的画面，清乾隆年间在扬州市宝应县射阳镇发现了一块汉代“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该画像石人物采用平面减地阳纹，文字采用单线阴文雕刻工艺。此画像石极为有名，它的拓本鲁迅先生都曾加以收藏。西汉时期在今洛阳、南阳、巩县、舞阳、郑州等地流行着画像砖墓，画像砖的制作完全和雕版印刷复制书籍一样，可谓是异曲同工。画像砖的纹饰是事先设计好后刻在木模上，然后将准备好的泥饼　放在木模上压紧，待泥坯半干时脱模，“郑州等地画像砖为阳纹，即用阴模印出，而洛阳画像砖则多阴纹，而由阳模印成”〔8〕。由于画像砖墓十分流行，社会需求量很大，画像砖就作为商品制作销售，制作者虽然只用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印模不断重复的印制”就能生产出大量的画像砖满足市场需求，它和雕版印刷又有何区别呢？完全是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一个是印在纸上，一个是印在泥上。据洛阳等地汉画像砖研究者考证：画像砖的流行时间为汉武帝至新莽时期。基本上是我国雕版印刷的创始时期，有可能雕版印刷术启迪于画像砖的制作工艺，或者画像砖的制作受益于雕版印刷术。

　　雕刻版画作为专门的手工艺行业，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韩非子•诡使》载：“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古人以农事为本，故视手工业为末作。西汉时期在扬州、盱眙等地的汉代木椁墓中，出土过许多装饰木刻版画。版画的雕刻技艺有两种：一是沿着事先用墨线勾勒好的画面轮廓线，直刀下切，然后，在切线的外侧再斜削一刀，使面画的轮廓线条突出，多余的底版也不去铲除。这类版画的线条既恳切又流畅，既简洁又古拙。另一种就是平面减地阳雕，这类版画，线条恳切规整、细腻传神，凝重醒目，内容丰富，场面恢宏，反映了西汉娴熟的木刻版画技艺。版画的内容有房宇、阙楼、车船、日月星辰、击鼓娱乐、巡游狩猎等。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雕版画是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从考古资料来看，雕版画是先于雕版文字，某种程序上来说，人们是在受雕版画的启发下，而发明创造了雕版印刷术的。雕版画和雕版印刷，他们共同点是：两者都　选用木材为原料，因为，木材取料容易，质性较软，易雕刻，可塑性强，两者的工艺要求也都为平面减地阳纹。所不同的雕版画为正纹，而印刷用的雕版文字为反文。应该说中国雕版印刷术的产生，除了受印章、石刻、捶拓的影响外，而直接受到启迪的应是雕版画。特别值得引人注目的是1981年在扬州市高邮天山乡发掘的汉广陵王刘胥“黄肠题凑”式木椁墓的椁版上有许多雕刻铭文，铭文内容有“北门壁、南门、甲、廿五、广陵船　官材版长丈二宽四尺”等。铭文的雕刻手法有三种：一种是单线阴刻；一种是双线勾勒减地阴刻；另一种是平面减地阳刻。其中，以平面减地汉隶阳文的“广陵船官材版”尤为珍贵，该字已完全具备了雕版技艺要求，所不同的是，印刷用的雕版出于印刷的要求，必需是阳文反体。而汉墓椁版上的铭文，是为了让人直接看到的一种标志。所以，它是阳文正体字。由于用途的不同，雕刻的方法也就无需相同。但它已具备了雕版的工艺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雕版印刷术已经成为可能，仅是目前无实物可佐证而已。

　　文字：它的发明及其规范使用是雕版印刷术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在中国文字书体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大篆、小篆、隶书和楷书这四个发展阶段。甲骨文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古老、最成熟、最成系统的文字，到商周时期，由于文字主要保存在青铜器上，所以又叫做钟鼎文或金文。西周时出现过长达500余字的钟鼎文。战国时期，由于诸候割据，六国文字甚为分歧，彼此难以辨认。在中国书法史上，将上述的甲骨文、钟鼎文、六国文字以及周宣王太史籀厘定的“籀文”统称为大篆。大篆的传世代表作有先秦的《石鼓文》和《秦公簋》。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后，当年就采纳李斯的建议，实行“书同文字”的重要举措，以秦篆（小篆）为标准，进行整理和简化，使全国文字统一起来。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中载：“李斯删籀，秦篆兴。”秦篆即小篆，小篆笔画圆转流畅，较大篆整齐简洁。小篆的传世代表作有：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山东《峄山碑》、《封泰山碑》、《琅邪台刻石》等六幅作品，相传都出自李斯手笔。唐代李阳冰，南唐徐锴，清代邓石如等都是小篆造诣很高的大家。小篆的形体还是繁复，书写也不方便，因此秦代又产生了一种简便的字体，那就是隶书。隶书亦称“佐书”、“史书”、“今书”等，是继小篆以后通行的汉字书体。其基本特点是，结构删繁就简，趋于符号化，笔势由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从结构上看，隶书已完全脱离了古文字书体阶段，开创了汉字发展的新纪元。隶书产生于秦始皇时代是无可非议的，许慎《说文解字•叙》曰：“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戌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又相传，程邈为隶书的创始者，他因冒犯秦始皇而获罪，囚于云阳，于狱中改革篆书，创造了隶书。秦隶由秦篆简捷而来，故保留了较多的篆书形迹，书写尚无一定的法则可言，《云梦秦简》和秦权、秦量上文字就明显地具有这一特点。1973年12月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两帛书《老子》写本，这两本帛书现在分别称为甲本和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隶之间，且不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当是刘邦称帝前的抄本。说明隶书始于秦。隶书在西汉的广泛使用中日趋成熟，它逐渐摆脱了篆意，变得更加整齐、端正，四平八稳，构体精巧。据1977年安微亳县出土的延熹三年（160年）曹氏宗族墓葬铭文砖上书体实物证明，此时行书已流行，真书（楷）已出现。到东汉建安时（公元196－220年）钟繇学曹喜的篆书，刘德升的行书和蔡邕的八分书，集东汉书法艺术精华推进了楷书法的改革，使楷书书法正式面世。楷书字体在书写时比隶书更方便，钟繇用楷书所书写的魏文帝《受禅碑》尤为清绝清新〔9〕。唐•张怀瓘《书断》赞颂道：“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汉文字从此定型，历代沿用未有重大的变革。隶书、楷书字体的确定为雕版印刷字体奠定了必要的规范基础。

　　毛笔：就雕版印刷工艺本身而言，毛笔也是其中重要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书写、描样、插图都需要用毛笔写底样。这是雕版印刷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

　　毛笔的起源，最早见于晋•张华《博物志》，称秦“蒙恬造笔”。所以，后世有“蒙恬始作笔”，“伯莫之笔，穷神尽思”之说。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证明，早在秦并六国之前，毛笔已广泛运用到绘画、文字书写等方面。从新石器时代的许多彩陶上所描绘的人物、动物、几何图案的笔锋来分析，其线条清晰流畅，婉转自如，圆润爽利的程度，都说明这些图案，只有用富有弹性的毛笔，才能达到如此的艺术效果。在商周时期的甲骨和竹简上，都发现有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商代甲骨文中的“”、“”字，就是用手握笔的象形字。后来沿变成“聿”字，因为毛笔的笔杆都是用竹子制成，所以再加上“竹”字头，就成了“笔”字。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是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南门外左家公山及河南信阳长台关的战国楚墓。这证实在秦以前毛笔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而秦国的蒙恬不是毛笔的始创者，他只是对毛笔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良，他应和东汉的蔡伦一样是技术改革的始作俑者。

　　蒙恬，秦之名将。其祖先本为齐国人，自祖父蒙骜起，世代为秦国名将。秦统一六国后，蒙恬率兵三十万，击退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大片土地，并修筑长城，戌边数年，匈奴不敢进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为秦二世胡亥所逼，自杀身亡。蒙恬武功威扬，文事可嘉，他在战事暇余之中，对中国文房四宝之首的毛笔，在制作工艺上进行了改良，为几千年来的毛笔制作工艺奠定了基础，他的突出贡献表现在：

　　一、统一毛笔的称谓，在战国时期，各国对毛笔的称谓各不相同，楚地称毛笔为“聿”；吴地称毛笔为“不律”；燕地称毛笔为“拂”；秦地称毛笔为“笔”。秦统一六国后，皆改称为“笔”。

　　二、改良毛笔的制作工艺，使之更美观，更经久耐用，携带方便。早期的毛笔，笔管为竹子，将兔箭毛包裹在竹杆外围，用麻丝捆扣紧，以漆汁封闭。战国时，人们对毛笔的制作工艺又进行了改革。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15号楚墓中，出土了二支毛笔，毛笔出土时放在竹笥内，笔无笔套，全身套放在竹管制成的笔筒内。该笔的制作工艺是将竹笔杆一端劈成数片，将笔毛夹在中间，然后用丝线缠绕紧，外面再髹漆。笔杆长18厘米，径0.4厘米，笔毛长2.5厘米。笔毛经鉴定是用最好的兔毫做成。到秦代时，蒙恬又对毛笔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改革。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代墓葬中出土三支秦代毛笔。据考证，此墓的下葬年代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1986年3月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墓中出土两支毛笔及笔套，这两支毛笔的笔杆用竹管制成，笔杆长23厘米，一端削成坡面，另一端镂空成笔腔，笔头制成后插入笔腔内，笔毛长2.5厘米，入腔内0.7厘米。笔管是两根竹管粘连的双筒套,每根竹管的内腔镂空,可同时插入两支毛笔。笔管长29厘米，表面髹黑漆。根据和毛笔一同出土的纪年竹简的记载研究推定，此墓的下葬年代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或九年（公元前238年）。

　　三、改良毛笔笔头的组合成分。晋•崔豹《古今注》记载：“蒙恬始造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毫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这说明蒙恬是将当时已普遍使用的竹管兔毫毛笔改良为以鹿毛和羊毛混合制成的毛笔头。

　　西汉时，人们在此基础上，对笔头的组合成分又加以了改良。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居延发现的“居延汉笔”，经鉴定，汉代的毛笔笔头不仅用鹿毛、兔毛、羊毛，还采用狸毛、狼毛、鸡毛及鼠须等，混合制作出软硬不同，各具特色，适合各种书写用途的笔头来。在笔头改良的同时，人们对笔管的制作也日益讲究起来，汉时有“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的规定。清乾隆年间，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笔说》中讲道：“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这说明，到了汉代，毛笔不仅是书写工具，还成为人们观赏的艺术品，但一般的毛笔仍以竹管、狼毫、兔毫、羊毫、鹿毫为主。《汉官仪》中记载：“尚书令、仆、丞、郎等官员，月给赤管大笔一双”。

　　印章：与文字雕刻技术更接近于印刷的，要算印章了。因为它可以通过刻有文字的印章在各种载体上复制出大量相同的文字，而印刷技术正是具有批量复制文字的功能。由于印章盖印后，要求为正体文字，因此，不论是阴文或阳文印章，它的文字必须是刻成反体的，这一点和雕版印刷是完全相同的。

　　印章是一种集书法，雕刻及冶铸为一体的艺术品，它的起源目前可以追溯到商代中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过三枚青铜印章。在河南洛阳、河北易县、湖南长沙都出土过周代的印章〔11〕。到了秦汉时期已普遍使用印章了。这也说明雕刻艺术已在社会上普遍流行，雕版技术应是一种很普通的技艺。早期印章主要用于封泥上，有时也沾用黑色印泥，盖印在其它物体上。在敦煌发现过一世纪的绢帛上印有黑色印文。秦代开始使用朱砂制成的印泥，但直到唐代才普遍使用朱砂印泥。印章的使用，创造了反刻文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方法，尤其是反刻阳文，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刻文字，取得与书写时一样的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为雕版印刷的发明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西汉时期，除金印、银印、铜印、玉印、玛瑙印、琥珀印外，木质印章也十分流行，如果把木质印章的版面扩大，把所需表述的文字连贯起来，雕刻在木质版面上，在版面上施墨铺纸，再在纸上施压，整版的文字便可清晰地印在纸上，如版面刻成阳文，那模印出来的就是白底黑字，如版面刻成阴文，那模印出来的就是黑底白字，这正是雕版印刷的技术关键。卡特说：“这种摹印的方法，自然就发展成为雕版印刷。把印章用颜色印在纸上和雕版印刷，两者性质上并无太大的差别。”

　　在我国的一些古文献资料中，也记录了有关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和使用的信息。《西汉会要》巻十一•景帝后二年夏四月（公元前142年）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他说：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这段史料说明，在西汉文景时期，社会上已有雕文刻镂技艺的存在了。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因其伤农事，不符合当时劝课农桑，休养生息的国策，而遭到统治者的反对。遭到统治者反对的事，它就不能发扬光大，它也不可能载入史册，它只能默默地在社会底层传承，但它所反馈的历史信息是极其重要的。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须颁篇》中记载：“今方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御服也，如题曰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上书于国，记奏于郡。”王充，东汉初年的唯物主义者，哲学家，无神论者，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一生尽力于反对宗教神秘主义，捍卫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他文中的“人争刻写，以为珍秘”应是指雕版刻写而不可能是石刻。

　　清代学者郑机在《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十二•杂考上•人事条中曰：“汉刊章，捕张俭等，是印版，不始于五代。”莫伯骥在《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中引《勿斋集》言：“汉灵帝诏刊章捕张俭等　，是刻印之法，汉已有之。即有刻印之法，而书籍乃日用不可缺之物，却乃抄写，恐无是理，则刻书实始于汉人”。文中的“刊章”即印刷榜文之意。既然，是朝廷下诏捕张俭，一般来说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追捕张俭，其榜文的数量一定很多。印刷那么多的榜文，最有可能的就是用雕版印刷，其数量既多，且速度也快。东汉时，印刷术已应用到追捕逃犯的诏文中，可见使用已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五）

　　西汉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个疆域广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学发达，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国家。人们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一直小规模的在民间流行，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东汉时期的文学创作发展迅速，辞赋、五言诗、新体赋广为流传，王桀的《登楼赋》、祢衡的《鹦鹉赋》、曹植的《洛神赋》、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更是情致深远，清新可喜，他们创造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建安文学，达到了当时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东汉时期也是佛教广为流传年代，据史书记载：佛教徒笮融在广陵（今扬州）大造佛寺，广树佛像，佛堂周围长住三千僧侣。每逢佛会，路旁设席长达数十里，免费提供来往僧侣食宿〔12〕。由于文学作品和佛经的广泛流传，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人们对纸张、黑墨在质和量的需求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出现了韦诞改良黑墨的质量，继蔡伦改进造纸术后，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左子邑又一次改进纸张，至东晋安帝时，又一次对纸张进行了改造革新。如果没有印刷文学作品和佛经的需求催化，人们怎么会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数度改造纸张的质量呢？这说明社会的需求，是推动物质文化发展的最大动力。

　　东汉以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魏晋南北朝时，地分南北，社会动荡不安，使这被社会视为“末作”的特殊技艺失去了发扬广大的机会，但它并没有冥灭，仍在民间默默地传承着。到了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达，百业兴旺，这一古老而又独特的技艺得到了新生，它以非常“娴熟”的面目出现在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如果没有两汉、魏晋南北朝数百年蛰伏传承，就不会有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的成就，我国的活字印刷术，就有可能推迟数百年之久。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均已表明。西汉晚期，我国已经具备了雕版印刷的技艺和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当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集西汉两百年来的文化发展和科学积淀，人们创造发明雕版印刷术是完全可能的。到了东汉时期趋于成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期雕版技艺已达到娴熟的境界。虽然我们目前仍未见到汉代雕版印刷品的实物，这和纸张及木质品难以长久保存有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手段的不断完善，注意考古发掘中的任何蛛丝马迹，那么用实物来证明这一观点的时间将不会太久了。

　　单位：扬州市艺术学校

　　作者：印夏、印志华

　　参考文献：

　　〔1〕、《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 1972年

　　〔2〕、《宾贡进士崔致远和他的〈桂苑笔耕集〉》《东南文化》1997年4期

　　〔3〕〔4〕〔6〕〔10〕〔11〕、梁白泉《国宝大观》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0年

　　〔5〕〔9〕〔12〕、《中国通史》第二册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7〕、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年

　　〔8〕、《洛阳汉画像砖》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