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牛二世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在清末民初那个疾风暴雨的世纪之交，激荡的思想、刻骨的爱情、求索的信仰、血腥的革命、死生的友谊以及艺术的激情，被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熔铸于一炉，于是那个时代的色彩异常斑斓，那个时代的人物尤其精彩。这种精彩首先缘自于异质文化的冲突与交流，在人类历史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风云际会更能带来伟大的创造力。苏曼殊，这个深具传统文人的情趣，又走向新纪元的情僧，为中华两千年的传统笔墨，画上了最后哀叹的句号。自他而后，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人迅速绝迹，一场因革命与战争而混乱的时代到来了，中华文化迄今处于艰难的重构之中。

　　此诗是曼殊1909年旅居东京时寄送给友人的，作者时年二十六岁。首次刊发于同年十二月《南社》第一集，同时刊发的有柳亚子、陈仲甫、高天梅、蔡哲夫的和诗。在此诗写作的前一年，即1908年，曼殊寓居杭州韬光庵养病，他因为好友刘师培夫妻的变节投清而哀痛锥心。一日偶闻杜鹃啼鸣，心中痛楚更难排遣，于是写诗寄刘三——即曼殊一生的知己刘季平“近日诗肠饶几许，何妨伴我听啼鹃”。刘季平于是偕友人石丹生和沈尹默，一同邀曼殊去钱塘观潮。当时，刘季平曾赋七绝一首：

　　一支斑管一灵箫，幽怨何曾尽六朝；

　　别以河山增胆量，盛年来看浙江潮。

　　1909年1月，曼殊再次东渡日本，对于革命与世事均感颓唐的他，此时又遇到了一次深情的恋爱，艺妓百助枫子对他一见倾心——“亲持红叶属题诗”。就在这个春日的某一天，曼殊用“恨不相逢未剃时”的诗句，婉拒了百助的爱情，当他走出伎馆，听到了百助用尺八吹出了呜咽的一曲《春雨》。曼殊此后在《燕子龛随笔》中说，《春雨》一曲“阴深凄惘”。但是，他还是跨过樱花的石桥走了，这其中除了有“浙江潮”的呼唤，也有他因为一再遭遇的恋爱的伤痛而心若寒灰。

　　关于尺八箫，曼殊在此诗刊发时曾有小注说“日僧有专吹尺八行乞者。”这大概是日本佛教保持印度早期沙门乞食为生的教规，同时又结合了本土文化习俗的一种方式。另外，在我的记忆中，北京在四十年以前，一直有吹箫乞食或吹箫算命者，每当夜半，可以在胡同里听到哀婉的箫声，孤独而无助。

　　结合刘季平此前一年的七绝看，曼殊此诗是对刘季平的和赠之作，不过，刘诗的意旨在河山家国，于是有慷慨一身的豪迈。而曼殊此诗，将“浙江潮”与“尺八箫”相对，其内心深处是把对爱情失望，寄托于对友情的怀念。在一片樱花春雨的伤感中，抱着与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相似的心境，漫无目的的游走于孤寂的尘世。

　　中国传统诗词境界中，“空灵”既是一种审美的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了的哲学态度。在诗文中，空灵即是笔触皆无，如羚羊挂角，情境超脱于牵绊，虽然似有所指，却又并无方向，每一字都是内心，每一字却又不事点染。当这种审美趣味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时候，中国的文人事实上是沉浸在无所寄托的巨大迷茫中，无论儒释道各家，都无法真正为他们的思想找到安顿的所在。于是像曼殊这样的似僧非僧的文人，就最典型的表现出无时不在颓唐与失意。所谓“芒鞋破钵无人识”，分明便是内心孤寂的倾诉，所谓“踏过樱花第几桥”，便是来路远途两不知的迷惘。

　　曼殊一生蹉跎，多难的身世和多情的诗情使得他长年处于病中，年仅35岁即告辞世。他因通晓梵、英、日文，而多有译作，因诗书画的良好修养而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广泛的影响。就在他于1918年5月2日去世后的十四天，比他年长4岁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一代情僧才入灭，一代名士复归山，这不仅是那个时代两个人的人生，大概也是中国文化无法抗拒的命运——因为没有超越于世俗的境界而不得不将世俗的趣味艺术化，因为艺术化的世俗趣味仍无法安顿内心于是走向不可知的虚无。虽然有儒家的道德伦理可以勉强充当秩序的藩篱，虽然有老庄的大道自然可以含糊地充当森罗万象的法则，但是蕴藏无尽的精神在这二者中仍然是漂泊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一切趣味，在我看来，其根本底里就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下不足取，四顾皆茫然。

　　曼殊式的文人已经没有了，但是曼殊“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迷茫却依然存在，任何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只要还有追问究竟的胸襟，这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