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国军

从苏轼的禅诗词看其禅思想的发展

　　正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北宋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期，而苏轼则是此时期当之无愧的巨人。他的存在，是宋代文化丰富意蕴的表征，他的诗、词、文表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此，笔者尝试从其禅诗词的角度分析其禅思想的发展。

　　苏轼受禅影响颇深，并且深得禅的真味，他把老庄以无限的时空看待人生的痛苦和欢乐以及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学以平常心看待人生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结合起来，终于达到了“无缚无解，无乐无不乐”的禅境。

　　苏轼的禅思想由无到有，由浅入深，直至化境，与其仕途经历息息相关。笔者以此为据，将苏轼的禅诗词分为四个时期，浅析其禅思想由种禅因、结禅缘、正式学禅及达到禅境的发展过程。

　　第一期：从嘉佑六年(1061年)入仕至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前。代表作为《和子由渑池怀旧》、《凤翔八观之四》。此期他尚未习禅，但已种下禅因。

　　第二期：从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到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贬居黄州前，代表作为《永遇乐•明月如霜》、《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此期他仕途顺利，结下禅缘。

　　第三期：从元丰三年(1080年)谪居黄州至元丰八年(1085年)复官登州前，代表作为《琴诗》、《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此期他仕途坎坷，开始自称居士，正式学禅。

　　从元丰八年(1085年)复官登州至元佑九年(1094年)再谪惠州前，所作不多，禅思想变化不大，在此不作论述。

　　第四期：从绍圣元年(1094年)谪居惠州到终，代表作为《独觉》。此期再陷逆境，但却自得其乐，禅思想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至高境界。

　　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轼所处的北宋，禅宗发生重大变革。一方面，禅宗进一步与儒、道融合，向世俗靠拢；另一方面，从惠能的不识一字转变成禅僧的能诗善画，以有字禅代替了无字禅，以讲禅理代替了讲哲理，以含蓄朦胧代替了直接清晰。这些变革无疑和士大夫的心理、情趣、修养相投合，居士思想极为兴盛。以至苏轼云：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子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余波未流，无所不至。

　　宋代深厚的学禅之风对于“莫不毕究”的苏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是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是读了《庄子》后大发感慨“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的儒士，禅宗与儒、道进一步的融合为苏轼学禅提供了前因。禅宗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和“明心见性”的自我解脱方式对于不拘一格、不合时宜的苏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除了整个社会风气外，苏家几乎人人学佛或禅的家族环境对苏轼学禅不无影响。其弟苏辙言“老去在家同出家，楞枷四卷即生涯”，被灯录列为上蓝顺禅师法嗣。其父苏洵被僧列为居讷法嗣。母亲程氏也笃信佛，逝后遗言其佛像供奉从林。妾朝云临终仍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苏轼生于景佑四年(1037年)，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因母丧回川，嘉佑六年参加殿试，对制策，入三等。初入仕途的苏轼志得意满，诗歌创作进入第一个活跃期。代表作《和子由渑池怀旧》，寓理成趣，预示了禅能入其心。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据查慎行的苏试补注，飞鸿留爪，取自《传灯录》中天衣怀义禅师的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能解向中行。”苏轼借这一禅曲感慨人生如鸿飞，短暂无常。

　　由此诗可见，年轻的苏轼已经思考人生，并体验到人生无常。从意识形态上说，禅宗是一种体悟人生的哲学思想，认为人生本来空寂，皆如梦幻，人应随缘自适。无论苏轼是受禅影响后发出此感还是与禅的不谋而合，都显示了禅对其已经或可能存在的吸引力，换言之，苏轼已具悟根。

　　其实，此期的人生无常之感也是他后一期“如梦”、“安心”等禅思想的源头。正因为思考人生，体验到人生无常，才会感觉一切“如梦”，而在“如梦”的人生中，“安心”才是真正的“道”、“药”。

　　如果说《渑池情旧》一诗尚有可能是苏轼仅有感而发，不谋而合，并未深谙佛典的话，那么同期写下的《凤翔八观》之四——《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则可确定苏轼至少研读过《维摩诘经》。诗中云：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

　　苏轼将维摩诘誉为“外生死”“浮云随”的至人，可见他对这种随缘而安、自然自在的居士风范的向往。而他所向往的这种人生态度正是禅宗所吸收并推行的。可以说苏轼的乐观、洒脱、自在的处世根源之一就在维摩诘居士身上，东坡居士何尝不是第二个维摩诘呢！

　　从对这一时期的分析可见，禅宗和苏轼双方都已有了苏轼悟禅的因。禅宗的发展进一步本土化，其人生观适应士大夫的品味；从苏轼看，他已思考人生并归结到人生无常，崇尚维摩诘居士，有了悟禅的根，禅因已生。

　　二、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担任杭州通判，并在此结下禅缘。

　　宋时的杭州寺院林立，名僧众多。苏轼向来交游广阔，以至后来苏轼在惠州时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这一时期的禅僧，不像六祖惠能那样不通文字，相反，他们是“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就”“学行皆高”，这也是他们能惺惺相惜成为至友的原因。这些禅僧都鄙弃清规戒律，多不拘形式，对“顿悟”的追求，不仅使他们超然、淡泊于世事之外，更让他们投身于现实平常事中，而自得其乐。可以说，顿悟的结果，不是指向彼岸世界，而是指向现实人生，使其在本不满意的现实生活中心理得到平衡。

　　暂且抛开禅僧及其思想对苏轼长期的影响不论，先谈一谈这一时期，苏轼禅诗词特色并由此可见的禅思想倾向。

　　首先，表现诸行无常等禅理的诗词在数量上和内容上比上一时期都有所发展。如《腊日游孤山访惠施惠思二僧》、《泗川僧伽塔》等，从中可见苏轼的禅思想主要体现在“如梦”和“安心”两方面。

　　“如梦”是大乘十喻之一，也是禅宗人生观的体现。禅宗四祖道信对牛头法融禅师说“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作于1087年《永遇乐•明月如霜》云：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异乡羁旅、天涯飘泊的苏轼感叹如此美好夜景却不为人知，触景伤情，慨叹古往今来多少悲欢离合的无常世事，就像是一场幻梦。“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倾去来今”！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虽有上述长叹“人生如梦”的作品，但这并非完全的消极，相反，苏轼在感受过去的事如梦如烟的同时，依然对眼前和未来的事充满生的热情，如同时期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借写出猎体现作者保卫边疆打击敌人的坚强决心，气概豪迈。其实也正是因为苏轼能感受到人生如梦，才能以豁达的态度对待沉浮人生，而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似是而非的境界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才是禅的真味。

　　“安心”是这一时期的又一“悟”。作于1073年的《病中游祖塔院》体现了这一倾向。“安心”是禅语，出自《景德传灯卷》卷三。二祖慧可向达摩求法，“光曰：‘我心未安，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禅者认为求安心即在自己，不用外求。

　　此时苏轼虽在病中， 依然觉得自然界是绚丽多彩的，有“紫李黄瓜”，更认为“村路香”。“安心是药更无方”，“安心”是一剂良药，让苏轼淡然的看待如梦的人生，安心于这一无常的生活。

　　其次，表现禅家寂静空寒意境的作品也较多，颇得禅趣。此时的苏轼刚过三十五岁，对世事浮尘感受渐深，更注重心灵的体验，寻求心理的平衡和解脱。此期他并未认真、刻意的习禅，但安心于人生使他能清静下来，体味寂静空寒的禅趣。《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们二首》是其中之一：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门。拾薪煮药怜僧病，扫地焚香净客魂。农事未休侵小雪，佛灯初上报黄昏。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长嫌钟鼓聒湖山，此境萧条却自然。乞食绕村真为饱，无言对客本非禅。披榛觅路冲泥入，洗足关门听雨眠。遥想后身穷贾岛，夜寒应耸作诗肩。

　　此诗作于熙宁五年，描写水陆寺幽寂环境和寺们淡雅生活，表现了以豪迈著称的他内心细腻的一面，这种细腻让他能敏感细致的观察周围世界，重视内心感受则令他用理念来体味沉淀它。这和禅者的“向心求法”如出一辙。

　　尚需指出的是，这种“渐识幽居味”“关门听雨眠”的识禅入禅的情趣颇入修禅的物我和一境界。但苏轼习禅却不为禅所缚，即使“冥坐”同样能悟禅，这也是禅能和儒道相融的前提。

　　如果说上二首中的幽寂空寒仅得禅趣的话，那么可以说《书双竹湛师房二首》更显现出他对禅的羡慕，是日后他深入接受禅宗的先声。诗云：我本江湖一钓舟，意嫌高屋冷飕飕。羡师此室才方丈，一炷清香尽日留。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孤枕对残釭。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雨打窗。

　　此诗作于熙宁六年。苏轼将自己的仕途比作“高屋”，正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高处不胜寒”一样，是“冷飕飕”的，听着“暮鼓朝钟”和“萧萧雨打窗”，看着“白灰”“红火”，让本欲作“江湖一钓舟”的苏轼感慨羡慕不已。他对这种幽冷清静、简朴淡雅的生活的向往，也正是对以这种生活方式处世的禅宗的向往。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苏轼和禅宗开始结缘。一方面，苏轼和诗僧交流唱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苏轼写了大量颇含禅趣，羡慕禅者随缘自适、清静淡然生活方式的禅诗。可以说，这一时期完成了他吸收禅思想在感性上的准备，为其日后能和禅宗相融打下了基础。

　　“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深入地体味这些禅理。

　　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轼是一位“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他“不顾身害，尽言其隐”。正因为他“寒枝不肯栖”才落得“寂寞沙洲冷”。

　　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乌台诗案”，苏轼因诗被陷，于元丰三年贬居黄州。这成为他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是逆境的开始。“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五年的谪居生活，苏轼的思想有了较大变化，禅对其影响很大，并正式习禅。

　　1081年，苏轼开始在东坡耕田，作下《江城子》一首后，自号“东坡居士”。

　　“东坡”这一号是苏轼借白居易曾居住的忠州“东坡”之名命名自己垦殖的黄州东门外十余亩的荒地。显然，苏轼很欣赏香山居士淡然的人生态度，曾写“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将自己比作香山居士，认为两人的道根是相同的，皆有佛缘。

　　据《辞海》解，居士一一词来自梵文，是佛教名词，音译“迦罗城”，意译“家士”。原指古印度吠舍种姓工商业的富人，因信佛教者颇多，故用以称呼在家的佛教徒。至今，在家学习佛的男女也称作“居士”。苏轼效香山居士等人的前例，也自称“居士”，可见他此时已正式的居家习禅。

　　此时期，已正式习禅的东坡居士所作的禅诗词更重禅理。他除了依然有表现人生无常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有表现禅趣的“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更突出的是些纯说禅理的诗。作于1082年的《琴诗》是其中一首，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苏轼借问琴声的来源，表达人间万事万物要因缘和合才能相生的禅理。可见，作为佛教理论基石之一的缘起说已深入苏轼的心中。

　　元丰七年，苏轼由黄州迁汝州，路经庐山，与东林常总长老同游并作下《赠东林总长老偈》，同时作下了著名的禅理诗《题西林壁》和《庐山烟雨》，先看《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该诗历来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这是引禅典，说禅理的诗；一种认为这仅是发自灵性的山水诗。在此我倾向于前一观点，首先，作此诗时的背景适作禅理诗。《东坡志林》卷一“记游庐山”条自述“最后与总长老同游西林”，“西林”指西林寺，是座古刹禅寺。与禅师同游，题于禅院壁上的诗引禅典，讲禅理是很自然的受环境的诱发。其次，诗境和禅境相契合，应是以诗喻禅。“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可指学禅并不在禅中，而在禅外的生活中，正如在庐山并不能识其真面目一样。而《庐山烟雨》则说尽了“平常是道”的禅理。诗云：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苏轼体悟到，有着种种盛誉的物象本质上是平常的，正如佛也是平常的一样，这平常的物，平常的人，平常的心才是道。有了这份平常心，才会在大喜大悲，宦海沉浮中不沮丧、不颠狂、不颓废、不发热。而他的这种感悟在词《定风波》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诗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该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词中流露出作者豁达洒脱的处世精神，忧乐两忘的开阔胸襟，一个不为外物所动，不为忧患所扰，以平常心看待一切的居士形象跃然纸上。而这一形象一直贯穿到此生的终结。

　　此期，谈禅理的诗具有突出的地位。一方面，诗的形式更得禅的机诮味；另一方面，诗的内容超出前两期禅诗词的感性的人生感悟，开始进行理性的思索。

　　然而此时的苏轼勤学佛经，体悟禅理，却毕竟“只缘身在此山中”，虽感悟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庐山烟雨浙江潮”，这种平常心乃是道，但依然有“归去”之念，想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在实践上依然处于“求”的阶段，仍未能洒脱地应用于人生。

　　四、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作为“元佑党人”贬至广东高山南郊，谪居惠州，开始了七年的再谪生活。

　　如果说，第一次的贬谪苏轼体悟到“平常心是道”，那么可以说，这第二次的贬谪，从贬居惠州开始的日子就是他实施“平常”的时期。一方面苏轼仍不减幽默和乐观，和朋友继相往来，赠诗酿酒，过着自然悠闲的生活，发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慨。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能力，积极的为百姓做日常的实事，如出资建东西新桥，建议引满涧山滴水岩的水入广州，使居民喝上泉水等，这都是他做平常事的体现，毫无贬居后的消极色彩。可见其悟禅已达到了无乐无不乐的境界。

　　应该说，此期他的禅思想进入了成熟的忘我期，“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成败皆空，荣辱皆忘，已经从禅理中走出来，走入现实生活，是不消反长的表现。

　　苏轼再谪至海南所作的《独觉》是其禅思想达到极致的表现，也是他一生禅思想的终结。诗云：……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两句是其中的精华。该句在《定风波》中曾用过，只不过，当时仍有“归去”之想，而此时则是苏轼自己终其一生后，切身体验的禅境。

　　六十老翁的东坡居士所达到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他在二十五年华所推崇的摩诘居士的“无缚无解，无乐无不乐”的境界何其一致！三四十年前，刚入仕途的他就被这境界，被这种居士风范所折服，随着他对禅学的深入和体验，终点回到起点，他最终达到了这种境界。可见，对这禅境的追求贯穿了苏轼禅思想的始末。

　　“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无缚无解，无乐无不乐”的禅者才能做到的，而达到这一禅境，就是有一颗“平常心”，以这颗平常的心对待顺与逆，忧与喜，最后无顺无逆，无忧无喜，心境平和。也正是因为苏轼有了这颗平常心，他才能在大荣大辱、大喜大悲中保持自身的本性，不为外界所扭曲，依旧幽默，更加洒脱豁达。由此可见，禅宗对苏轼的影响并不是消极的，相反禅宗使他解决了个人与社会、出世与入世、悲与喜等之间的矛盾，使他形成了以“也无风雨也无晴”为经，以“安心”“平常心是道”为纬的特有的禅思想，使他能洒脱地对待生活，笑对人生。

　　当然，苏轼洒脱豁达的人生态度，是受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的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从根本上说，苏轼首先是个积极入世的儒者，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老庄的放逸有所警惕。虽然向往禅境，但他胸膛里却藏着一颗被功名利禄激荡着的雄心，在他的脑海里也翻腾着世俗人情的波澜。因此，虽屡遭挫折，但在文艺创作上始终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应该说苏轼习禅是以不伤其儒学观为条件和范围，或者说，苏轼最终使禅融合入自己的思想，形成独特的儒释道于一体的思想。

　　纵观苏轼禅思想的变化，是一个由感性——理性——实践的三阶段两转变的过程。第一阶段是谪居黄州之前的两个时期，此时，苏轼已能发出“年来渐识幽居味”颇得禅味的感叹，是对禅自然的、感性的体悟阶段。第二个时期是谪居黄州、自号东坡居士至贬谪惠州之前的这个时期，此时，他已经正式从东林总长老学禅，所作的禅诗已是“庐山烟雨浙江潮”之类富含禅理的作品，处于对禅的有意学习、理性的认知阶段。第三阶段是谪居惠州直至一生之终结，此时，苏轼已不仅在理性上悟禅，更在行为上身体力行的实施它，处于重新升华的感性阶段，洗尽了禅理的束缚，行平常之道，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禅境。

　　实质上，说苏轼学习并吸收了禅宗的观点，倒不如说他吸收并达到了禅宗所提倡的立身处世的态度，即淡泊于世事，以平常心对待一切。使他一生都能保持乐观，无论多么坎坷依然胸襟坦荡，既不完全的出世避世，也不执著的入世媚世，而是万事皆随缘自适，“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也正是他晚年诗文“不见老人衰惫之气”的原因。

　　禅宗给了苏轼沉静的思考习惯和“平常心是道”的人生哲学，这不仅丰富了其思想体系，而且对其创作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禅的本性是不受约束，自然天成，这也正是苏轼诗文的特色。思想的自由不仅让天纵奇才的他能“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乎踏九州”，更使其最大的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在诗、词、文、书、画等各方面都达到了至高的境界。

　　“禅宗没有任何形式的教条，没有至高无上的神，他实际上是一种观察、生活、行为的方式”。归根到底，苏轼是吸收了这种观察、生活、行为的方式，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