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的诗僧

　　文/王春华

　　有个园林工人曾对笔者说，昔日的杭州西湖“三多一少”，三多就是寺庙多、别墅多、坟墓多，一少就是树木少。寺庙多意味着僧多。

　　一

　　在西湖众多的僧人当中，有一些是很可尊敬的，不仅有道德，有的还酷爱作诗，人称之为“诗僧”。当然其中有的本来就是诗人，后来出家当了和尚，别的都抛弃掉了，唯独作诗却戒不掉。也有因犯了法，为了保全性命，借佛寺为隐，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就是如此。

　　骆宾王，浙江金华义乌人，不仅诗作得好，骈文也很拿手。徐敬业造武则天的反，他也参与其事，那篇煽动性很大的《讨武曌檄》，就出于他之手。这篇檄文把武则天骂得很厉害，但是武氏读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却责备宰相：“像这样的人为何不加重用1”徐敬业造反最终失败，骆宾王的下落究竟如何，史缺记载，一说他慷慨就义，一说他其实没有死，是出家当和尚了。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骆宾王之败也，落发灵隐寺中，人无识者。宋之问游寺，月下绕廊吟日：“鹫岭郁岩蛲，龙宫锁寂寥。”数过不徹，有一僧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日：“少年何事苦吟？”之问曰：“欲题此寺，而思不属。”僧日：“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惊喜，遂为终篇。云：“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求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滁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予度石桥。”迟明访之，已不见矣。人始知为骆宾王也。

　　尽管这故事十分生动，但疑点不少。首先是“楼观”、 “门对”与灵隐寺的情况不符，因此明人袁宏道就说，这首诗如果放在韬光庵就好(如今那庵里有望海亭，亭柱上就刻着这两句诗)。袁氏还说：“庵内望钱塘江，浪纹可数。余始入灵隐，疑宋之问诗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词客，捃拾帮凑。及登韬光，始知‘沧海浙江、扪萝刳木’数语，字字入画，古人真不可及矣。”其次一个可疑之处是骆宾王与宋之问原就相识，年龄亦不相上下，不应有“老僧”、“少年”的话。提出这疑问的是清人俞樾，他在《茶香室丛抄，骆宾王诗》一则按语中说：“按此诗，旧传以为骆宾王为宋之问续成者，说本唐孟棨《本事诗》，而宋计敏夫作《唐诗纪事》详载之……然考宾王集中，有赠宋之问诗，非不相识者，旧传颇有可疑。”

　　虽然疑点不少，但人们还是信以为真，文人用笔，庶人用嘴，骆宾王续诗的事，就一直那么传诵着。正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只是民间传说，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很难说，但人们却宁可信其有，不肯说其无，还要让他们死后化作蝴蝶，在人世间艳丽一番。骆宾王最后在灵隐寺一闪现，岂不也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吗？

　　二

　　西湖真正的诗僧确实不少，下面笔者例举几个较有名望的诗僧。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乐天)来杭州任刺史。他的诗名很大，杭州又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有好些人就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也慕名跟了过来，其中也有和尚，如韬光禅师就是。据{西湖梦寻》记载，禅师本四川人，玄宗时外出行脚，他的师父叮嘱道：“遇天可留，逢巢即止。”他跟着自居易来到杭州。一日游灵隐山巢沟坞，顿然领悟：“这不是应了师父的话了吗？”于是就在巢沟坞筑庵住了下来。这庵就叫韬光庵。有一次，白居易在城里招待禅师，写有《招韬光禅师诗》五律一首，禅师也答以七律一首，题为《答白太守诗》，诗云：

　　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不眠，

　　不解栽松陪玉勒，唯能引水种金莲。

　　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

　　城市不能飞锡去，恐妨莺啭碧楼前。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韬光禅师是一个过惯了清静平淡生活的和尚，来到这灯红酒绿的环境里，有一种目眩神摇、浑身不舒服之感。他说的应是真心话，在白太守面前他是不会说谎话的。现在庵内有金莲池，想必就是禅师留下的遗迹。

　　唐末五代的两个和尚也对诗颇有研究，一个是曾与钱谬闹翻，留下”州亦难添，诗亦难改”的偈子飘然入蜀的贯休。贯休(832—912年)本姓姜，字德隐，金华兰溪人。他7岁出家，读书过目不忘，不仅会作诗，并兼工书画。现在杭州市孔庙藏有他刻的十六罗汉像。这十六尊罗汉，容相奇特，神态各异。

　　明末贺子翼有《诗筏》2卷，论及贯休的诗云：贯休诗气幽骨劲，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钱谬诗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谬谕改为四十州乃相见，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遂去。

　　贯休于唐亡后有湘江怀古诗，极感愤不平之恨，又尝登鄱阳寺阁，有“故国在何处？多年未得归，终学于陵子，吴中有绿薇”之句。士大夫平时以无父无君讥释子，唐亡以后满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诗几不复得，岂知僧中尚有贯休，将无令士大夫入地耶。

　　贺氏以为贯休不仅诗写得好，为人也颇有气节，与某些士人惯会奉承拍马大有不同。

　　另一个是处默。处默的生卒年月及事迹不详。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约唐僖宗乾符初前后在世，初与贯休同剃发，后入庐山与修睦、栖隐游”。处默有诗一卷传于世，见《全唐诗》。但是最有名的还是那首《胜果寺诗》，诗云：

　　路自中峰上，盘逈出薜萝。

　　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

　　古木丛青蔼，遥天浸白波。

　　下方城郭近，锺磬杂笙歌。

　　胜果寺在凤凰山南，寺前被两座山脉——回峰与中峰遮住，中间留出一缕空白，所以从寺前望出去，不仅钱塘江浪纹可数，即对岸的萧山西兴一带，也历历在目。

　　人说处默这首诗写景独工。不仅如此，也因为颔联这两句，还为后世判定吴越两国分界留下一个佐证。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分界线，一般以为是在嘉兴的御儿乡，但实际上并不固定，至少有一个时期，钱塘江是两国天然的分界线。清人毛奇龄在《西河诗话》中作过考证，这里不赘述。

　　到了宋代，西湖诗僧更多，如惠勤、惠思、清顺、道潘、守诠、仲殊、思聪、可久、惟肃等，都是擅长作诗的和尚。他们名字至今还能留下来，实在不全在他们的道行，而是由于写诗，由于他们与苏东坡、秦观等大诗人时相往还。

　　譬如道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道潜，号参寥子，本姓何，临安于潜入。他与东坡的相识，是从一首《临平道中》诗开始的。诗云：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藉花无数满汀洲。

　　寥寥28个字，竟如此轻松自然地写出了杭嘉湖平原的美丽与富庶，谁能看得出这是出于一个禅房枯寂的僧人之手。东坡称他的诗“无一点书生气”，清新可赏。这首临平诗让不少人倾心佩服，经过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首诗来。沈尹默先生有一首诗云：

　　每过临平动远思，平岗塔影昔人诗。

　　蜻蜓来往浑无定，只有荷风似旧时。

　　沈老到达临平时显然也想起道潜这首诗，其中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笔者还想再说一个没有名字的和尚，事见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范蘅洲言：昔渡钱塘江，有一僧附舟，径置坐具，倚樯竿，不相问讯。与之语，口漫应，目视他处，神意殊不属。蘅洲怪其傲，亦不再言。时西风过急，蘅洲偶得二句日： “白浪簸船头，行人怯石尤。”下联未属，吟哦数四。僧忽闭目微吟日： “如何红袖女，尚倚最高楼！”蘅洲不省所云；再与语，仍不答。比系缆，恰一少女立楼上，正著红袖，乃大惊，再三致诘，日： “偶望见耳”。然烟水森茫，庐舍遮映，实无望见理。疑其前知，欲作礼，则已振锡去。蘅洲惘然莫测日： “此又一骆宾王矣。”纪昀在这里是故弄玄虚，说和尚前知。笔者倒想起杜牧的一首《南陵道中》：

　　南陵水面漫悠悠，风紧云轻欲变秋。

　　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

　　这和尚一定读过这首诗，其环境正与此十分相似，见范蘅洲吟哦久未属，就把它拉来凑数了，至于后来果然有那么一个穿红袖的女子倚楼而望，那也只是巧合而已。何况这样的描写在古典诗词中屡见不鲜，如韦庄词：“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等，和尚即景生情，遂续了以上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