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五四”作家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接触佛教文化：李叔同和苏曼殊本身就是僧人，许地山与丰子凯是居士，梁启超是热情的佛教团体领袖，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周作人、郁达夫、老舍、宗白华、夏丐尊等都与佛教文化有脱不开的深层关系。

　　徐志摩与佛教的亲近度不如上述作家，但是佛教特别是禅宗教义的印痕时常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从中也可以看到诗人的另一个精神层面。

　　徐志摩与佛教的因缘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影响，他生于一个虔诚信佛的家庭，周岁时一个叫志恢的和尚抚摸了他的头，为了志恢和尚“必成大器”的预言，在他留美赴学前夕，更名为“志摩”。徐志摩深受西方科学的影响，一生不信奉任何宗教，但从小耳濡目染，佛教特别是禅宗教义对他以后的成长和诗文创作有着一定影响。

　　禅宗重视对人生精神领域的探讨，认为众生具有先天的“赤子之心”，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心”。因此徐志摩屡屡赞美童心的纯真和自由，他说：“孩子的身体虽然小，他的灵魂却大着，他的衣服也许脏，他的心却是清净的。”他痛感自己作为成人，早已失去了童心，“有的则是一个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躯壳，死僵僵的，不自然的。”(《海滩上种花》)。他感伤自己“是个自然的婴儿，闯入了险峻的城围”。(《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

　　诗人赞美童心，眷恋自然，主要是厌恶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不满诡诈、倾轧、怨毒的时代病象，无法适应当时主流文化界的革命情绪，因此总想飞出这圈子，“飞到云端里，超脱一切，扫荡一切。((《再剖》)。而禅宗教义极力抨击世俗社会的“客尘”、“妄念浮云”的教义，和诗人渴望在宁静的自然中寻求解脱的心态相吻合，使诗人和禅宗“一念净心”的生活态度自觉或不自觉契合到了一起。

　　禅，作为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部分，曾深入地融入历代文人的精神和文字间，不管是古典诗文中所描述的那种禅境，还是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渗入的那种禅意，都加深了文学作品更高层次的艺术品位与审美意识。

　　禅是难以言说的，但又不是完全的不能言说。

　　表达禅可以言说的语言形式，莫过于诗。因为诗的含蓄，诗的隽永，诗的韵味，诗的非逻辑反理性思维，都使禅的表达成为可能。同样，诗歌在与禅的接触中，吸收了禅对生命，对自然，对山河大地万事万物那种超然、明净、空灵、穿透的智慧和精神境界。诗人在这种境界中，也就成了“诸法无我，明心见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者。

　　在徐志摩的两篇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禅的理解，这就是散文《天目山中笔记》和散文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天目山中笔记》头一句“山中不定是清静”：有松声，有竹韵，有啸风，有鸣禽——“静是不静的”，虽然有“声”，但因为是天籁，不污人耳聪倒使人心宁意远，不静反是静。“声”之后写“色”——目所能及的一切：林海，云海，日光，月光和星光，并非纷扰熙攘的百丈红尘，故而人处其中自在而满足。他在对山中钟音一番颂赞之后感叹：“闻佛柔软音，深远甚微妙”。

　　禅，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体验，有着很强的心灵净化功能。以禅的眼光看世界，则超越了世俗的知见和情欲，达到“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随缘而不为物扰的自由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即禅悟所得之境。

　　诗人由宏大微妙的钟声联想到了打钟的人。钟是昼夜不歇、片刻一次的，打钟的和尚也已不间歇地打了十一年，连每晚打坐安神也挽着钟槌；他脸上看不出修行的痕迹或失眠的倦态，倒有自在的笑意；不刻意念什么经更或竟不识字——这使我们想起了佛陀在《经集》中所云：“那些超越疑虑，背离苦恼，乐在涅槃，驱除贪嗔，导向诸天世界的人，乃是行道的胜者。”这种“胜者”，也是“圣者”。这里，禅宗的宁谧圆融正是徐志摩所追求的：“‘闻佛柔软音，深远甚微妙。’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扩大霎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天目山中笔记》)

　　在这里，徐志摩是个回归自然的诗人，是个忏悔者，是个回头的浪子，是佛与魔在内心交战的逃离色界的囚犯，也是一个禅者。徐志摩用禅学思维方式去了悟大千世界，进而了悟文学，他所推崇的理想，正是包含了爱和美的禅性。在他看来，文学的功能在于观照生命，恢复人的生命的自然状态，或唤起这种自生形态的原初体验，使人的生命力得到恣情伸展，这也是禅所追求的境界。

　　徐志摩一向被视为是一个情感充溢的诗人，这固然是对的，但此文也可以见出诗人心灵的又一层面。我们这样说还有另外一个例证，那就是志摩在其散文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中对佛音梵呗的顶礼和咏赞。

　　1923年，徐志摩随陆小曼来到常州，听闻天宁寺的梵呗唱诵，写下《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诗中“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在这里，神性和诗性进入心灵得以敞亮，它是“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庄严静穆的降临，是灵魂在瞬间瞥见的澄明之境：青天、白水，绿草，慈母般温软的胸怀。人在日常沉沦中失落的本真重新显现了，我们窥见了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是故乡吗？”是的。

　　禅与诗的结合，有其内在本质上的必然性。二者都面对着一个根本的大问题：生命。二者的发生和圆满也都基于同一种情况——觉悟。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无不与禅宗的觉悟哲学相契合，这使我们在感受到诗人敏锐的艺术触觉和强烈的艺术感受力之外，亦能感受到其所倡扬的宁静自由的“禅心”。

　　文学与禅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那便是“悟性”这两个字。

　　这首诗赞美的对象是美学的，也是宗教的。因为当诗人把我们带入这个静的澄明之境时，我们不仅是感动与共鸣，着迷和倾倒，也在揣摹那动与静对比中静的“神明”，得到某种超度或救赎，而又情不自禁地被带入实在生活之外那庄严、和谐、静定的境界。读这首诗，我们在赞叹“诗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宿命的力量在回荡，那锣声是世界死寂后的回响，人的灵魂仿佛在等待审判，礼忏声中的锣就这样响过诗人的心头 ：该忏悔了，该忏悔了！

　　《天目山中笔记》和《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已经接近了这样的“禅境”。

　　徐志摩的诗文具有很强的性灵意识，时常会有禅意跳出。在《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一诗中，诗人的文字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小诗《无题》则有了清明的理性，看《苏苏》中“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犹如看到了一位禅者的参悟。正如沈从文评论徐志摩的诗歌：他的诗“带着一点儿虚弱，一点儿忧郁，一点病，有《在那山道旁》一诗。使作者的笔，转入到一个纯诗人的视觉触觉所领会到的自然方面去，以一种丰富的想象，为一片光色，一朵野花，一株野草，付以诗人所予的生命，如《石虎胡同七号》，如《残诗》，如《常州天宁寺闻礼仟声》，皆显示到作者性灵的光辉。” (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剑桥文化的洗礼，徐志摩对禅宗思想的吸收，只是在寻找和谐的层面，并未上升到对佛教因果缘起的本体论的接受。徐志摩诗文对禅的表达，也是很不充分，不成系统的，其成就不仅远不及唐诗中王维、李白、张若虚等诗人达到的禅的意境，也不如现代作家中的许地山、丰子凯这样的作家。《天目山中笔记》和《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在志摩的整个诗文中可以看作是“鳞爪”，但读者可在其中约略看到诗人的探索。笔者认为，如假以时日，随着当时政治环境变化而引发的思想、情感的内敛，志摩的诗文的思想深度和风格或许会有大的变化，这在这两篇诗文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参考文献：

　　1\哈迎飞《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

　　2\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

　　3\高红樱《自然悟性的最高境界——读徐志摩《天目山中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