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六课:佛教的东传

2019年07月09日 14:27  新浪佛学 微博 收藏本文     
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

  第六课 佛教的东传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经来长安’、‘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宫’、‘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等。然在诸传说中,一般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三国以来即被盛传。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东来洛阳,二十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

  (本文节选自《佛光教科书》第四册)

文章关键词: 佛学常识 佛学 佛教史 白马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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