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龙泉论坛）一、人类的危机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然而，科学技术对于人类而言是把双刃剑。在日益膨胀的贪欲的驱使下，人类对大自然和同胞的疯狂掠取，已经让人类社会和大自然走向了始料未及、难以挽回的危险境地。而科学技术已成为一些人掠夺大自然和人类同胞、聚敛物质财富的工具。大自然在人类的贪婪索取下已是千疮百孔、遍体鳞伤。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险象环生，生态失衡已危及众多生命的存活和物种的延续，并将最终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现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自然灾害频发、艾滋病蔓延、疾疫流行、资源短缺、能源匮乏、金融危机、贫富分化、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性泯灭、宗教冲突、种族屠杀、恐怖活动猖獗、战争硝烟不散、核武阴影笼罩……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面对如此众多攸关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和困境。
人类对物质财富的贪求和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已产生严重的祸患。如果任凭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将难免导致更为严重的毁灭性后果。正如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Toynbee）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所说：“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汤因比）
二、危机的根源
深入分析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们认识到：人是依赖于诸多关系而存在的。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有三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宗教之间、文明之间的关系等）、人类个体身心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人的生存状态相应归结为生态（人—自然）、世态（人—人）、心态（身—心），简称为“人类三态”。如前所述，目前人类社会出现诸多问题和危机，虽然形态各异，但可总括为“人类三态”所呈现的种种病态，其中，生态、世态的病态归根结底是源于人类心理上的病态。
从心态上看，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皆根植于人类心中的贪、嗔、痴三毒。它们是环境破坏难以得到根本遏止的罪魁祸首，也是诸多人际矛盾和国际冲突鼎沸难息的釜底之薪，同时也导致了个人心灵与肉体、精神与感官的极大失衡。三毒不除，祸患无穷。
我们知道，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可归结为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一个人的道德观念、行为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于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的墓碑上刻有如下铭文：“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老子亦曾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康德所谓“心中的道德律”，老子的“道”以及儒家经典《大学》所言“明明德”（彰明心中固有的良知），从根本上说都源自人类寄寓其中的天地万物、宇宙自然的启迪和人类心灵深处本心本性的良知良能。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人有智识，能以其智识探索宇宙天道、自然规律和生命现象，并在世界观的指导下建立一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近代以来，实体论、机械论、原子论的世界观，还原论、分析主义、主客对立等思维方式逐步盛行于西方，形成“笛卡尔——牛顿”式的哲学观念和科学体系。虽然这促发了人类的理性觉醒，促使人类走出神权主义的阴影，并且带来物质文明的繁荣，但因为这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局限、片面地认为构成世界的各个个体、各个部分之间是孤立的，即使有联系，也只是外在、表面的，而非内在的联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和意识（各种层面的“自我中心”包括：个人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而其极端者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准则应用于人类社会，这无疑会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将自己与他人、与自然分割对立，最终陷入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乃至于你死我活的冲突、斗争乃至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更无法超越，从而导致“人类三态”的畸形和病变。
三、佛教的智慧
要化解如此深重的危机，医治如此严重的病患，药方可以开出很多。但如何才能对症下药、根除痼疾呢？如何弥补由“笛卡尔——牛顿”式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了迥异于西方文化精神特质的古老东方文明，尤其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佛教文化寻求启迪。两千多年来，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在不断本土化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干之一，还进一步传播到朝鲜半岛及日本、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自上世纪以来，经过诸多大德高僧的不懈努力，佛教更远播到欧美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佛教的智慧，即佛陀亲证亲见的宇宙人生本原实相和缘起表相，正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和尊仰。
从历史上看，宗教和理性之所以会产生对立，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宗教受到科学界的猛烈批判，是因为在西方中世纪，以一神信仰为主导的文化对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的极端执持。这种神本文化不但排斥其它思想，排斥人的理性，而且也排斥由理性发展出来的科学文化。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众多科学家及其与这种神本文化相抵触的思想和观念持有者、宣传者都被当作异端，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于是在当时就产生了宗教与理性、与科学的严重对立。因此，当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的人们就极力要求冲破原先那种宗教神权专制独断的文化禁锢，大力宣扬理性和科学，乃至把理性、科学与宗教信仰对立起来。此时，西方社会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开始激烈批判宗教信仰。而佛教在这点上却和西方的宗教有很大不同，其理性而深广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慈悲且圆融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可以作为人类在科技时代重建道德标准和培养品行操守的宝贵精神资源。
佛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毫无神秘的意味，它不但彻底抛弃了印度传统的世界神造论，更不承认存在一种特定不变的本体作为宇宙和人类的起源。佛教认为诸法皆由因缘而起。在《杂阿含经》中，释迦牟尼佛曾这样描述“缘起”：“云何增法？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谓缘无明行，缘行识，乃至纯大苦聚集，是名增法。云何减法？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纯大苦聚灭，是名减法。”（卷第十四）在《浴佛功德经》中有云：“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大乘入楞伽经》曰：“一切法因缘生。”（卷第二）此缘起之理为释迦牟尼佛对宇宙生命普遍现象的洞察，是佛教的基本原理。
佛教以“缘起”解释世界、生命及各种现象产生的根源，由此建立起佛教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佛教主张宇宙万有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所有事物或者现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表现为个体间相互独立，但内在却有着相互关联性，皆是众缘和合而生，依赖丰富而复杂的联系而存在。也就是说，事物表面上虽然表现为个体性，其活动似乎也相互孤立，但其内在却息息相关。宇宙万有是众缘和合而形成，万有自身也是依托万有的众缘而存在。所以，宇宙大系统里所存在的万有之间，谁也不能随意消灭谁，否则会使自己也难以存在。作为个体的人，我们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人，同时各种复杂的因缘关系也影响到我们自身。所以我们必须关注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以及与自然万物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约束自己的行为，朝着良善的方向去努力。这就是佛教性空缘起、万物一体、和合共生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又影响到人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形成了身心不二、自他不二、依正不二，以大慈悲心和般若智慧为核心的大乘道的生命观念和价值取向，成为佛教积极利他的强大动力和促进世界和谐的智慧源泉。
四、人类的未来
日益广泛而深重的全球性危难不断向人类发出警告。西方文明主导着世界全球化进程并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已使世界人类危机四伏。整个人类世界正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危机日益深重，危险迫在眉睫。人类应深自警醒：这一系列已经出现、正在进行和将要发生的天灾、瘟疫、战争以及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诸多危机，归根究底是人类的精神危机和心灵危机，是种种心之病态的外在显现。而心病的产生则是源于无明妄想而形成偏狭、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由此引发并强化的贪、嗔、痴、慢、疑等烦恼障蔽了人人本具的清净本性、妙明真心所致。
心病还需心药医。佛教是极为重视“心”的宗教。《华严经》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80卷《华严经》卷第十九）《楞严经》说：“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卷第五）《大般若经》说：“于一切法，心为前导。若善知心，悉解众法，种种世法，皆由心造；心不自见，种种过失，若善若恶，皆由心起。”（卷第五百六十八）《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说：“以清净心为善业根，以不善心为恶业根，心清净故世界清净，心杂秽故世界杂秽。我佛法中以心为主，一切诸法无不由心。”（卷第四）佛教之道，甚深而广大，究其根本，在明心见性，转无明的烦恼心成为觉悟的菩提心。心为诸法之本，若人人能破除无明我执，熄灭贪、瞋、痴三毒，做到心净、心安、心平，由个体到家庭，由家庭到社区，由社区到国家，进而遍及天下，则世界自然和谐。
如前所述，在佛法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启发下，当代人类正逐步从现实文明困境的切肤之痛中觉醒，开始进行着一场比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更为深刻的精神革命。而这种精神革命需要汲取以修心、治心为特质的佛教精神资源，洞察现实之时势，融汇全人类优秀文明的智慧，创造一种新型的心灵文化，以对治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以自我中心主义、贪婪自私、唯利是图为核心的物欲文化。同时，鉴于当今时代崇尚物欲、自私自利的思想已主流化、制度化，我们应以“心文化”为主导，弘扬佛教“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心灵净化方法，促进一个源自内心、实践于人类社会、以“心文化”为核心的人类文明的形成。
摘自《学诚法师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