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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大师:抗日救护团团长(图)

2012年08月22日 10:43  新浪佛学
圆瑛大师法像圆瑛大师法像

  圆瑛(1878—1953) 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县人。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出家,从妙莲法师受具足戒。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

  圆瑛法师先后任福州雪峰祟圣禅寺、宁波七塔寺、天童寺、福州涌泉寺、林阳寺住持,扩建寺庙,订立规章。并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讲经弘法,并创办佛教讲习所、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培育僧伽人才。1914年,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28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并连任七届,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

  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演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5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正由于圆瑛法师一生追求进步,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热爱祖国和人民,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圆瑛法师 - 出家

  圆瑛法师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俗姓吴,出家後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世音菩萨,梦观音送子至,於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

  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先後去世,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入塾读书,十分颖悟。年龄渐长,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为僧,叔父不许。十九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发愿,如获痊愈,决出家修行。後来病愈,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学习教律仪。未几,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

  二十一岁时,发心行脚叁访。他先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叁究禅宗心法,老和尚焘严峻,对弟子不稍宽假,因之获益者众。圆瑛在天宁寺学习四年,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一心参究。其间他又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由於他喜颖悟,学习努力,使他在佛学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础和成就。

  他在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那一段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光绪三十年,年方十六岁的太虚,依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和尚出家,十八岁到天童寺,任寺中禅房,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由於太虚天资颖悟,在学僧中有如鹤立鸡群,甚受道阶的重视,许之为法器。以此,圆瑛与太虚亦结为好友,二人曾於是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天童寺御书楼,结为盟兄弟。圆瑛是年二十九岁,已以擅长文字着称,他手撰盟书,文采可观,盟书文曰:

  夫纲常之大,莫过於五伦,而兄弟、朋友,乃五轮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性结手足之亲,分列友朋,高盟考腹心之托。即如秘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千载咸钦义气。

  而吾侪身居方外,迹脱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揖师处友,然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林,所见同胞如许,求其如第之少年聪敏,有志进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文中“悟自投身法苑”一句,悟是“弘悟”,是他的法名。

  圆瑛在天童寺时,另外结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後来厦门南普陀的住持会泉,一位是民国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转道。由於转遗的关系,他後来也曾到南洋弘法,并与转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

  圆瑛法师 - 弘法

  圆瑛法师圆瑛法师纪念堂

  光绪三十四年,他由江南回到闽南,首先在泉州涌泉寺开座讲经,由於他宗说兼通,辩才无疑,深受缁素听众的欢迎,由此以後,他在闽南、江南声誉渐著。

  宣统元年,圆瑛主持宁波接待寺。接待寺为历朝古刹,他接主後,拆除新建,重为中兴。他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弘法人才。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时,佛门多故,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国佛教总会”,圆瑛亦参与这次运动,被选为总会参译长。

  民国六年,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煤油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效仿。这一段时间,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民国九年,他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法缘甚盛。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哀鸿遍野。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募捐赈灾,全活灾民无数。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德之,颁赠他《大藏经》一部,派员护送到宁波的接待禅寺。

  民国十一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圆瑛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并与转道讨论重修福建泉洲开元寺的计划。他离开新加坡,转住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十二年秋回到泉州。这时既兴转道、转物二师,笔书重修开元寺。十三年重新修建,十四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十五年,他重渡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他将募得之款,在麻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有董事会保管本息,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袄了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内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民国十七年,政府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民国十八年五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瑛、太虚、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被推为会长,向政府请愿,反对“寺庙管理条例”。后来,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条约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全文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圆瑛主持中国佛教会,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民国十九年,宁波天童寺住持改选,他当选继任。因年轻是曾在此参访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旧地重游。天童寺是六朝古刹,禅宗祖庭,僧众逾钱,冬参夏讲,向为常规。他是年五月进院,当众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则:“为法为人,尽心尽力”。他并提出“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进院之后,随即开讲《塄严经》,四方学者云集。以后,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丕振宗风。

  到了民国二十年,“寺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怡爽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回国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项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书拨庙产,振兴教育。”当时的内政部长薛沩弼是基督徒,与怡爽秋内外唱和,这比民国十七年的“寺庙管理条例”由为彻底。圆瑛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建护国道场。

  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民国二十一年,他应国俯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讨在中山陵兴建一座藏经楼。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楼阁被烧去九处,计五十余间,寺众悲痛万分,认为非二十年不能恢复。圆瑛亲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较以前更见庄严。同时在此数年内,他辽赴闺南、长沙各地讲经,法缘极盛。二十四年,他在上海自建圆明讲堂,是年秋季落成。廿五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满六年,坚决辞职,学大悲和尚继任。

  民国二十六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这年是他六十寿辰,两序大众开千佛大戒五士二日。自民国十八年以来,他一直连任中国佛教会会长,领导全国佛教。

  是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圆瑛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叁加战地救护工作。救护队以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运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蒙佛加被,只阵亡工名队员。上海沦陷後,圆瑛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由上海、南京到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及各处收容所经费无着。十月,圆瑛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嘱他将救护队及收容所事务委托其他法师办理,希望他能到南洋马来牛岛募集医药费。他便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介绍信,偕同明阳法师出国。先到新加坡,访新加坡总简会,请华侨领袖及佛教人士组织一个机构,募款接济各处的收容所及汉囗的第二僧侣救护队。接着又到吉隆坡、槟榔屿,拜访侨领、居士,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机构。民国一平七年春季,他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住持法席。极乐寺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是南洋有名大刹,在星洲颇着声誉。圆瑛住持後,苦心经营,极乐寺日趋庄严,是年夏天,他回国视察救护队及收容所,然後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机构报告,并继续募捐。

  民国二十八年秋天,他偕弟子明阳回到上海,不意遭人检举,说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钜款接济重厌政府。农历九月一日,他在圆明讲堂礼佛时,为日本宪兵队逮捕,连明阳法师也一并被逮,先关在宪兵队,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军宪兵司令部,曾遭到恐吓刑讯,圆瑛从容陈辩,不为屈服,上海各界人士也极力多方营救,到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不得已予以释放。到此日军仍不死心,透过日本僧侣作说客,诱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绝。

  圆瑛回到上海后,仍驻锡圆明讲堂,他闭门谢客,专事着述。在那数年中,他撰着了《劝修念佛法门》、《发菩提心文讲义》、《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楞严纲要》等书。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诗文,且精於书法,有来求墨宝的,他一一书赠结缘。民国三十二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靳云鹏老居士,在天津数度派代表敦谓,他情不可却而到天津讲经,北平的佛门缁素也到天津敦请,他又到北平的广济寺讲了两个月的经。回到上海後,又应无锡、南京各地信徒请去讲经,在那两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计其数。

  三十四年春天,他鉴於弘法人才的缺乏,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选取海内外优秀青年学僧三十二人,他自任院长,并亲自主讲《楞严》,编写讲义。另外,还聘请应慈、兴慈两位法师授课。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他一度中风,昏迷一星期才清醒过来,疗养了两年,始逐渐康复。

  一九四九年后,他仍在上海弘法。一九五一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九五三年,陈质如、趟朴初、周叔迦等在北京筹备中国佛教协会,他代表上海市叁加,被推为第一任会长,会後南返,到宁波天童寺疗餐,末久即逝世,世寿七十六岁,僧酽五十七年。

  圆瑛与太虚本来是义结金兰的好友,但入民国之後,太虚受新的学术思想薰陶,学养日深,成为一代佛学思想巨擘,且锐意革新,成为佛教中革新派的领袖;而圆瑛历任宁波七塔寺、天童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南洋极乐寺诸大名刹方丈,长期受丛林制度薰陶,思想日趋保守,为丛林寺院保守者拥为保守派领袖。以致二人日後距离日远,未能共同合作为佛教努力。以当时佛教中所谓名流居士之辇,从中制造是非,挑拨离间,更增加了新旧两派的裂痕。如民国二十年,中国佛教会开会改选。太虚大师的革新派获得胜利,本可藉此机会,新旧派携手合作,为佛教努力。无奈一向操纵佛教会的名流居士者,不甘失败,从中制造事端,太虚大师辞去佛教会执行委员,革新派的谢铸陈、黄忏华等亦先後退出佛教会,新旧两派就愈发疏远了。

  圆瑛一生着遮甚多,主要者如《大乘起信论讲羲》、《首楞严经讲读》、《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门人弟子编辑为《圆瑛法汇》行世。

标签: 圆瑛 抗日 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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