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的主体结构分为经、律、论三类，称作“三藏”。三藏的称谓，最初是由古印度的僧侣在对经典进行“结集”(大家聚在一起会诵经典)时，按其属性划分出来的。

　　“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其含义前已述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经”来翻译印度的sutra呢？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便有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某种终极真理，对经字的诠解，也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在此，僧肇大师的解释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5]。意思是说：所谓“经”是一种永久不变的东西，尽管时间流驰，古今情况不同，但释迦牟尼佛所觉悟的真理不会发生变化。

　　“律”，是梵文vinaya的意译，译作“毗奈耶”或“毗尼”，含有调服、离行、善制等义。即是指佛陀所制定，于修道生活中针对实际情况或具体事件上的需要而制定的规范。戒律条文的制定，遵循着“随犯随制”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佛弟子当中必须有人首先犯了某种恶行，佛陀根据这种行为的轻重提出要求，并由此展开教诫，今后同样的行为便不可再犯。至后世，乃成为全体僧众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论”，是梵文sastra的意译，译作“阿毗达磨”，也意译作“对法”，即明示教法之意。将经典所说的要义加以分别，整理或解说，皆可称为论。在原始佛教中各个部派都有自己的论，其中“说一切有部”的论最多。有部论在汉地译出了很多，但其它部派的却大都散失了，殊为可惜。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有《成实论》、《俱舍论》等。例如《大智度论》，即为解释《大品般若经》而作的。

　　三藏形成后，便出现了一批专门研习三藏的僧人。有的人专门研究经藏，便被称为“经师”；有的人特别注重律藏，故被称为“律师”；也有的人一心钻研论藏，因此被称为“论师”。此外，有的僧人兼通三藏所有的典籍，就被尊称作“三藏法师”。在我国历史上，玄奘、义净等着名僧人，都曾被授于“三藏法师”的称号。

　　大藏经的分类形式(亦即体裁)，以“十二部经”为其代表。梁代僧佑大师说：“自我师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后说。契经以诱小学，方等以劝大心，妙轮区别，十二唯部，法聚总要，八万其门”[6]。早期的佛典，大多是偈颂，也有一些总结为咒语，这与早期的“师师相传，口口相授”颇相适应，但后期的佛典，偈颂与长行往往相互搭配，至后来主体部分大都是散文体。如《法句经》、《杂阿含经》等，篇幅短小但内容却很繁杂，于是便有了分类组织的要求。“十二部经”就是一种对经典实施的分类方法，具体是指：

　　一、修多罗，梵文作sutra，意为“经”、“契经”、“法本”。一般指以散文形式组织的经文。

　　二、伽陀，梵文作gatha，意为“讽颂”、“孤起颂”、“不重颂”。一般是指用偈颂形式组织的经文。

　　三、伊帝目多伽，梵文作Itirttaka，意为“如是语”、“本事”。指释迦牟尼说的弟子们过去世的因缘故事。

　　四、阇陀伽，梵文作jataka，意为“本生”或“生”。内容俱系释迦牟尼说的自已在过去世的因缘故事。

　　五、阿浮陀达磨，梵文作Adbhutadharma，意为“未曾有”、“希有法”。内容主要是叙述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种种神通变化故事。

　　六、尼陀那，梵文作Nidana，意为“因缘”、“缘起”。记述释迦牟尼说法的原因。

　　七、阿波陀那，梵文作avadana，意为“譬喻”、“解语”，指设用各种譬喻来宣说佛教教义。

　　八、耆夜，梵文作geya，意为“应颂”、“重颂”。指用偈颂的形式将文中宣示的教义再提纲挈领地复诵一遍。

　　九。优波提舍，梵文作vpadesa，意为“论议”。是探讨诸法意义的经文。

　　十、和伽罗那，梵文作vyakarana，意为“授记”、“授决”。系释迦牟尼预言弟子将来生死因果及菩萨成佛的记述。

　　十一、优陀那，梵文作vdana，意为“自说”、“无问自说”。指无人发问，释迦牟尼主动宣示的那些教义。

　　十二、毗佛略，梵文作vaipulya，意为“方等”、“方广”。指释迦牟尼所说的广大平正、比较深奥的教义。

　　需要指出的是，“十二部经”只是早期印度对佛典整理的组织形式，是针对于某些典籍而言的，如律典就独立在外。虽然说“十二部经”所述的这些名称在我国广泛流传，乃至于将这些名称当作全部佛经的代名词了。但真正在大藏经的编撰问题上，却并未依此办理。大藏经的结构以及分类体系，在我国完全是长期实践与演变的结果，这一过程，可在流传下来的诸多经录中有所体现。

　　从现存的各种经录我们可以看出，在东晋道安时代，虽有其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行世，但那只是一个记录过程，尚未形成体系或对佛典进行有机的结构安排，进入南北朝之后，众多的佛教目录学家企图对佛典进行分类，安排其结构体系。有的从中国佛教的判教理论出发；有的从戒、定、慧等小乘三学出发；有的从经典的内容出发，各自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到了隋代，佛典的分类基本形成以大小乘、经律论来安排的格局。作为这种分类法的代表，是隋法经等所撰的《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它在大小乘、经律论外，还安排了西域贤圣及此方诸德着述一栏，从而确定了大藏经结构的基本格局。

　　此后，大藏经的结构虽有所调整，但基本上以上述分类法为主。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长安西崇福寺沙门智昇撰成《开元释教录》，进一步完善了以前的分类法。智昇设计的大藏经结构如下：

　　1、大乘经

　　1-1，般若部 1-2，宝积部 1-3，大集部

　　1-4，华严部 1-5，涅槃部 1-6，五大部外诸重译经

　　1-7，大乘经单译

　　2、大乘律

　　3、大乘论

　　3-1，大乘释经论 3-2，大乘集义论

　　4、小乘经

　　4-1，小乘单重合译 4-2，小乘单译

　　5、小乘律

　　6、小乘论

　　6-1，有部身论 6-2，有部足论

　　6-3，毗婆娑支派及余派

　　7、圣贤集传

　　7-1，梵文翻译集传 7-2，此方撰述集传

　　智昇以后，历代大藏经绝大部分都沿袭了这一分类法。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在他《佛家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中说：“要之，《开元录》一书，踵《内典录》之成轨，而组织更加绵密，资料更加充实，在斯学中，兹为极轨”。智昇在其《开元录》中集前代之大成，创一时之新风，垂千年之典范，显现出了我国古代文献学方面的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