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的一大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南北朝时期，一部大藏经可达3000余卷。到了唐代，数目扩展到了5000余卷。这么多的佛典放在一起，是很不方便于查找检索的，再者，有的佛经仅一部就有几十卷甚至上百卷，如果不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任其散置，就根本无法寻找。因此，古代僧人便仿照传统书籍的方式，将佛经每十卷左右分作一个小单元，称作“一帙”，用一块帙皮包卷起来。梁代沈约在《内典序》中称：“经记繁广，条流舛散。一事始末，帙异卷分”[7]。说明当时的佛典，已经采用合帙这种方式了。

　　早期合帙的，仅是一些多卷本的大部头佛典，如把50卷本的《晋译华严经》分作五帙等，大藏经形成后，则按照大藏经的结构体系，将一些内容与性质相近的小经也分别合帙。这样便出现三种合帙的方式：一是一部数十卷或数百卷的大经分作若干帙的；二是一部十卷左右的经自成一帙的；三是若干部小经合为一帙的。

　　所谓“帙号”是指选用某一部经名或某一单字，用来作为该帙藏经的标志或代表。在写本大藏经中，帙号一般都书写在帙皮上。自刻本大藏经产生后，帙号还是刊刻在每卷经的首页、末页及每版的版首或中缝处，当大藏经由卷轴式改为折装式后，原来的帙皮也演化成书函式的函套，此时帙号便书写在函套上。

　　从现有的经录来看，最早完整地记载大藏经合帙情况的，是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道宣律师所撰的《大唐内典录·入藏录》。该《入藏录》共收经800部，3361卷，分成326帙，并逐一注明合帙的情况。

　　合帙以后，整部大藏经分成了若干帙，形态上出现了新的组合。原来用的轴、签等标示名目的方法，已不再适合新形式的需要，于是新的标志法也就应运而生。先后出现的分帙方法主要有：经名标志法、经名帙号法、定格贮存法、千字文帙号法等多种。其中千字文帙号法最为完善，应用也最久，从北宋至民国的千余年间所有的大藏经，均是采用千字文标号。而其它三种分帙方式多用在写本大藏经上，或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经录上面，虽久已不被采用，但对于早期大藏经的研究，还是大有裨益的，兹介绍如下：

　　经名标志法是大藏经合帙产生后，首先出现的一种标志法。它是由此前的书签发展而来的，具体方法是：

　　(一)、一部经分作多帙：

　　如《大法矩陀罗尼经》，一部20卷，应分作两帙，便标志作：

　　“《大法矩陀罗尼经》，第一帙 ，第二帙”。

　　(见敦煌遗书伯3432号)

　　(二)、一部经自成一帙：

　　如《十住断结经》，一部10卷，本身作一帙，便标志作：

　　“《十住断结经》，一帙。10卷”。

　　(见敦煌遗书斯2142号)

　　(三)、多部经合作一帙：

　　如《无所有菩萨经》，4卷；

　　《观察诸法经》，4卷；

　　《佛藏经》，4卷；

　　上述三部经在《入藏录》中合为一帙，在敦煌遗书中却标志作：

　　“《无所有菩萨经》，三部十二卷，一帙”。

　　(见敦煌遗书伯3432号)

　　由此可知，凡属多部经合作一帙的，在标志时均只依据经录标出该帙经的第一部经名，并标着总卷数，有时也标着部数等。在这里出现的这个经名，实际上已不再代表这部经本身，而是代表了这部经所在的那一帙经，所以将这种标志法称作“经名标志法”。

　　经名帙号法，是在经名标志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佛藏帙号标志法。下面特以敦煌遗书伯3010号为例，分为多部经合作一帙，一部经自成一帙及一部经分作多帙三种情况，来了解一下经名帙号法的使用特点。

　　(一)、多部经合作一帙：

　　如《大方等十轮经》等三部，帙号标为“轮”。

　　《维摩诘经》等五部，帙号标为“诘”。

　　从上面例证可以看出，凡属多部经合作一帙的，均系从第一部经的经名上撷取某一单字作为该帙的帙号，在撷取时似乎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二)、一部经自成一帙：

　　如《入楞伽经》，10卷，帙号标为“伽”。

　　《贤劫经》，12卷，帙号标为“劫”。

　　从上可知，一部经自成一帙的，则从该经的名称上撷取某一单字，作为该帙的帙号。撷取的方法，似乎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三)、一部经分作多帙：

　　当一部经分作多帙时，有如下两种情况：

　　1、列出帙号：

　　如《大菩萨藏经》，20卷。

　　帙号标为：“第一帙，藏一；第二帙，藏二”。

　　2、不列帙号：

　　如《放光般若经》，20卷。

　　帙号标为：“《放光般若经》，第一帙，第二帙”。

　　从上面所列的三个部分来看，经名帙号法主要用于多部经合作一帙的时候，而在一部经自成一帙，一部经分作多帙的时候，它似乎与经名标志法在混合使用。或者说，它只是经名标志法的一种辅助手段。

　　经名标志法和经名帙号法的最大缺点便是无序。由于无序，既不能反映大藏经的整体性，也不能反映本帙在大藏经中的位置。一部好几百帙的大藏经，如果任意堆放，就很难从中找到所需要的经典，也很难进行管理。故而我国古代的僧人们创造了一种定格贮存法来存放大藏经，与经名标志法和经名帙号法相配合。

　　在道宣律师《大唐内典录·入藏录》中有关于当时长安西明寺大藏经所用的定格贮存法的完整记录，我们现在便可据此复原出当时的贮存方法：

　　大立橱一个，竖向分为左、中、右三大间，每间又分九个横隔，其中左边第二、第四两层横隔又分成二个小隔间。存放经卷时，大体按照先上后下，先中间，后左右的次序。每一帙存放于哪一格中固定不变，并用牓标明。这样一来，便可达到“依别入藏，架阁相持。帙、轴、签、牓标显名目，须便抽检，绝于纷乱”[8]的要求了。具体情形列表如下：

　　左 间 中 间 右 间

　　一隔 大乘经重译 8帙 小乘经一译 6帙 大乘论 10帙

　　二隔 同上 14帙 同上 14帙 同上 25帙

　　三隔 小乘经一译12帙 同上 11帙 同上 16帙

　　四隔 同上 11帙 同上 13帙 小乘论 46帙

　　五隔 同上 13帙 同上 12帙 同上 12帙

　　六隔 同上 3帙小乘重译 6帙 同上 10帙 同上 9帙

　　七隔 小乘律 10帙 大乘经重译 12帙 贤圣集传 10帙

　　八隔 同上 11帙 同上 12帙 同上 8帙

　　九隔 同上 7帙

　　千字文帙号，即以《千字文》来作为大藏经的帙号。《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梁朝的周兴嗣编写的，在《梁书》中明确记载有：“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9]。这部书所选用的一千个字，都是古书上的常用字，互不重复，四字一句，每句成文，前后连贯，压有韵脚，适应了儿童识字造句的需要。因此，从南北朝到清末的1400多年中，成为了影响最大流传不衰的童蒙读物，可以说凡识字者人人皆背得滚瓜烂熟。由于大藏经需要一种有序的文字作帙号，而《千字文》有一千个互不重复的字，又是识字者人人会背的，这真是天造地设，似乎是专为用作大藏经帙号而准备的。

　　用《千字文》作帙号的方法如下：将全藏经典依其结构体系依次排列好，然后按照篇幅多少分成帙，每帙大约是10卷经左右，如遇到一些很短的小经，一帙可能包括20多卷甚至更多。分好之后，用帙皮将它们包卷起来，按照各帙的先后顺序与《千字文》逐一配置，每帙给一个千字文号。例如第一帙为“天”号；第二帙为“地”号；以下依次为“玄”、“黄”、“宇”、“宙”、“洪”、“荒”……等。帙号一般均写在帙皮上，刻本藏经为了使板片不错乱，还将帙号刻在每一块板片上。

　　采用《千字文》作帙号后，有序的千字文帙号便将数千卷佛典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只要对佛典的结构体系稍有了解，便可以凭借帙号大体判断出该帙在藏经中的位置，随而大体上判断它的内容。此外，采用《千字文》作帙号，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通过帙号把这一帙的经典相对固定下来了。从而使这种统一的藏经在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再也没有发生散失湮没的情况。

　　采用《千字文》作帙号，是我国古代僧人的一大创举，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说，千字文帙号“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那时候，排架号和索书号是统一的，这种千字文的编号也可以说是我国最古的索书号。从这些特征，可以极清楚地认识到在公元八世纪初叶，我国图书馆在藏书和取书上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科学的程度”。因此，该帙号被发明出来后，历代沿用不衰，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