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命运蹉跎遇坎坷
(一)坐贾奉天去又来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我那年十九岁,我一个远门的本家祖父在沈阳做买卖,每年冬天,他由奉天贩卖烟叶到关里的宁河,芦台等处去销售,然后再买了苇席回奉天。这一年的冬天,他进关做商贩,曾经回家一次,见我整天里看闲书,学外道,像得了魔症一样,挺好个孩子,学坏了不很可惜吗?因为我是他本家的一个孙子,多少要有些关心,所以回奉天之后,就给我找了一个事。
他带我到奉天的时候,是翌年三月天。给我找的那一家商店是在奉天的小北关,字号是福庆长,专门贩卖烟叶,也是我们那位祖父的来往店家。
做这种买卖的人,差不多在春夏两季都没事,到了秋天的时候,才忙一个时期,收买了烟叶,再发给关里的老客。我那年正是廿岁,(光绪廿年——一八九四)那个经理,看我族祖的面子,让我管账,因为夏天没事,我们几个同事的,每天换班到外面去逛青。因为那个时候各种东西便宜,玩完了之后,应树林子里吃喝一起;而且弄的很讲究,这样半年多的工夫,我觉得生活很舒服,一切都很好。不幸的很!正值那一年,日本人攻平壤,不久,高丽就失守了。日本军,进兵至辽阳,距奉天很近,人心恐惶!奉天城里大小商店,差不多都歇业了。我们掌柜的,问我们一般年青的店员,愿不愿意回家?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是过的太平景象,从来没见过打仗,偶尔遇到了战争,都非常惊慌,所以都答应愿意回家。于是,掌柜的,每人给拿二两银子,打发我们回家了。那时候,火车还不通,有钱人,可以花钱雇车子,我们同行的,一共十二三个人,在路上还遇见一次土匪。进关之后,可以坐火车(当时火车只通山海关)因为同伴的人,钱都化完了,没能坐,后来又走一百多里地,到偏立磬,找着我们柜上的那位姓陈的二掌柜,借了几个钱,才坐车到家。
(二)椿萱逝后欲出家
从奉天回家,我在路上不知道家里消息,一到家方知我父亲已经去世了!痛哭之后,使我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受一个很大的打击!自念全家的生活,全仗我父亲维持,现在父亲去世了,我只想学道不成,急须求自立之道。那时候,离过年很近,村里的人,都预备年货,我也去做小生意,以维持当时的生计。
过年以后,正值打仗打的很厉害!我的亲戚给我荐举到后路粮台去作事。那时候是一个姓陈的,陈师爷当督办,在那里待了不久,战事议和,粮台又撤销了。后来又到仁字左营吴仰山营长那里做事,每月给四两二钱银子。我住的那个地方,离营盘半里多地,专门管柴草出入帐。后来时局太平,准军撤守,我的事情也完了,发给我两个月饷,去做小买卖结果也没做好。
不久,又到水雷营作事,每月给三两六钱银子,一分口粮,较前更少,在那里专管算帐,发饷点名等事。
那时候有一位骆坦如骆师爷,这人会医卜星相,很有见识。我们两人的过往很密切,我跟他学的东西也不少。他平素常对我说:“人生在世,无论干那一行,要有一种正常职业,自己要学一种真本领,真手艺,不要整天家想升官发财,因为这些事情,都不靠实,到了没办法的时候,自己有一手好技艺,比什么都强的多。就是穷极的时候,拿出自己的手艺来,比讨饭吃还好的多。最好就是医卜,将来乱起来,讨饭无处讨的时候,住到一家店里,挂上牌子,行医卖卜,这种糊口法,比其他都高明。”那时候,我认为他说的话很对,每天就跟着他学医卜星相,练字抄东西。我在十七十八十九这三年中,对医卜星相的书,都涉猎过,心里有点根柢,所以学起来很容易。每月收入有三两六钱银子,数目虽少,但还可以养家。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我母亲病故;那时我看人们的死太容易了!越发觉得人生无味。心里总惦着要出家,却是遇不到这种机会。等把我母亲的丧事办完以后,就天天看道书。我当时也想:原先想出家,因为有父母牵挂,现在父母都去世了,也算不没什么牵挂了;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当和尚好还是当老道好。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五处庙,四处是和尚,一处是道人,那四处和尚庙子之中,有一处稍好,但是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懂,其余三处更糟!还不如在家人有规律,心里对他很不高兴。只有一处道士庙,还算不错,这个庙里的道士,就是我上回说的那个王浩然,我想跟他出家当老道,学炼丹他说:
“我现在岁数较大,学这事情还可;但是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炼成炼不成。你若必定跟我学,等于瞎子领瞎子,或者把你领往河里跳,不如待我炼成之后,再来找你。”
我疑惑他说这话是骗我,不靠实,他说:
“你不要疑惑,弟子找师难,师成道后,找弟了不是很容易吗?”
我听他说这话很有理,才放下心,预备后来跟他学运气炼丹,学长生不老。那时候我下面已经有两个孩子,因为我在营盘做事,每月有三两六钱银子的收入,家境勉强可以维持。
(三)满天烽火度流亡
光绪廿六年,(一九年)我那年廿六岁,正赶地方上闹义和团,一般人都像入了魔一样。那位骆坦如骆师爷,他是一位念书的人,眼光看的很远大,当时他常对我说:“存钱招祸,做官危险!”
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让我不要想什么升官、发财,要学一种真的技能,将来可做一种职业去谋生。
那时候当兵的有靳云鹏,和我同岁;袁世凯在小站招十三营,称天下第一军,后来他们都一帆风顺,渐渐显达起来。
义和团,在当时,本是一种邪教门,一般人信的都入了迷。在营盘里十六七岁的那些孩子,一念咒就会耍大刀;并且还称名为太乙真人,孙悟空,等神。离了体的时候,还累的了不得,歇半天。我问他们念的什么咒,他们也就随便一说,什么“一打天门裂,二打地门开,三请师傅下山来,”这简直是胡说巴道。当时听说清政府西太后;还有一个王爷叫端王,都很相信,我看是邪门外道,不合我意,我的心里,完全是想研究世间真理,非澈底了解不可。所以我对于当时流行的那些外道,入而复出者很多,所谓“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也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四月间,八国联军到北方,闹得炮火连天!那一年,天气很旱,庄稼多半未种上。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南河口,所有洋人的兵舰,都开到那里。夜间炮声隆隆,那时候听电话说(当时电话叫得律风telepone)把洋人的船打沉了很多,其实;没有这事,到了天亮的时候,外国人已竟从南河口登陆了。
南河口距我们北塘庄,才二十五里地,洋人既然在那里登了陆,我们那里的人便都恐惶起来。到了八月间,洋人打北塘,我们的房子上,落了一个炮弹,全部被炸坏烧光!我领着一般人逃难,北至芦台过河;当我们走出十五六里地的时候,炮弹像下雨一样,在头上直飞,眼看外国人的炮很大,打出去又厉害,炮弹落那里,那里便燃起火来。弄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安,从此我们也流离失所,开始度起流亡生活。
在那一个次逃难里,死的人很多!我目睹当时情形,在屋里未经逃走的,没有死,逃出去走的很远的,也没死。就是那一般无知的乡民们,逃难逃到过河的一个摆渡口,军队早已过河,恐后敌人来追,把河上的浮桥拆去,一般老百姓,在那个河口里,都停住了。这样一来,外国人见人必打,他以为中国军队在准备渡河,所以开了排枪,一般老百姓,像下元宵一样往河里滚,所以,逃难的老百姓都惨死在那里!后来听说仗打完了,有从远处回家的,看见那条河里,满漂着死人,水完全都被血染红了。那些尸首,女的面向上,男的面向下,一些鸟鹊,争去啄食,在髀股上,啄一个大窟窿,水面上漂漂摇摇的,满是死人的油腥子。
回家走到街里,见一个穿蓝衣服的女子,抱一个小孩,投在水缸里死了。河北里有一个妇人死在路旁,她那个小孩还在怀里吃奶,那种凄惨光景,简直教人不忍看下去!
(四)一路蹒跚到大连
劫后余生,职业固然是没有;而生活也就随之成了问题。在十分没办法之下,我便约集几个本地人,准备往外走,另谋生路。那时候,中国军队为了防御外人,到处埋有地雷,人们践着就死。洋人很狡猾,在他走路之前,先赶一群牛羊走过去,试试看有无地雷,然后洋人再走,我们走的时候,只走有青草的地方,凡是有松土之处,不敢去行。
我们六个人之中,我算一个首领,领着他们,走出去廿五里地,到了塘沽(即南河口)外边来了一个洋人,我看那样,大半他是个德国人?他远远的迎面摆手招呼我们:
“苦力!苦力!”
起初,因言语不通,也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敢过去。后来,听说他叫苦力,每天给一吊津钱(即半元钱)我们冒着险就去了。
走到那里,见他们住的房子,都是民房,外面还有挺大的院子。有一个洋人,用他们的锡碗(白铁的)盛了些牛肉和大蚕豆等,叫我们大伙吃。外国人吃饭,向来都是用叉子,刀子,不用筷子,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没找到筷子,用手就吃起来了。
本来我们走的时候,手里一个钱也没有,跑的又渴又饿,正愁没法吃东西,可巧;在洋人这里吃了一顿饱饭,大伙多都很喜欢的。
吃完饭之后,那个外国人就用手指画,意思是叫大伙把用的碗洗干净。我们那几个同伴们,只见洋人指画;并不知他指画的什么事,我把这意思看透了,就告诉同人们,让他们到屋后那个水沟里把碗洗干净。他们五个人,都拿着碗去洗,因为吃牛肉的碗油多,凉水洗不下来,等他们洗完拿回来之后,被洋人打了几个耳光!意思就是嫌他没洗干净;虽然他们挨了打,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叫他们到了后边,先用泥把碗上的油擦净,然后再用水冲,他们照这样去洗完拿回来时,洋人一看,也就欢喜了。
不一会,又出来一个洋人,手中拿一把刀,见着我们就指画,他的意思是想杀我们,我们那几个同伴都吓的不得了,我在没办法之中,便以手指天,以手拍打自己的胸膛,意思是上面有青天,我们要讲天理良心,不能无故害人,这样他才作罢。
不过,我们大伙都不懂他的话,也不敢就走,住了一会,在院里出来一个剃头的,他预备要走,被那个外国人,用一支大木棒子把他打回去了。我们大伙,在那里看了这种情形,更是出进不得。又住了一会,出来一个老鬼子,手里拿一个门闩,见了人,便往腰上打;幸而我跑的快,躲在后面去,没有打上,我们大伙一齐都跑出来了。
后来,到了外面,我们大伙方明白洋人的意思:那个剃头的是有用的人,不让他走;而他偏要走,所以把他打回去。我们大伙,吃过了饭,早就该走了;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仍然不走,所以才用门闩把我们赶出来。
我们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在外面还遇见很多的日本兵,小矮个子,大半都是些琉球人,走路的时候,处处要躲避他们。一直走到下午,也没遇见一座店,我们手里也没有钱,对于吃饭很成问题。后来,我又领着他们到一个招工的地方,每天每人给一吊钱的工钱,当天开工,先管一顿饭,晚上还有睡觉的地方,我一听,倒很好,我们正愁没地方住,跑了一天也没得饭吃,无论如何,先吃一吨饭再说。于是我们六个人,也没有告诉他真实姓名,就写了六个假名报上了。
在那里喝的是大米粥,吃的也还算不错。住的时候,就住在二层楼上边,楼底下都铺上木板,到了太阳将要落的时候,听到外边吵嚷之声,在这些很嘈杂的喧嚷里,我听到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当时说开现钱,到现在七天还不开!”
原来,这是为了工头吃小工而起的纷争,说当日开钱,只是骗人。第二天,我们六个人要走,那个工头对我们说:
“一定给你们现钱,如果不给的话,你可以不干!”
我晓得他们说话,都是骗局,不靠实,结果,到后来我们都走了。
那时候,听说法国人也点名雇小工,我们就跑去了。那里所干的活,是专门装卸火车,有军用品,苞米,大米,沙糖等。做工的人,老幼都要,老的站在一边,小孩站在一边,又选大个的人做重活,我的个也不小,就被挑在做重活的里面。当时我心里想:糟了!因为那时候我又没吃饱饭,又发疟疾,一包大米,一百六十斤,两个人架到肩膀上,一个人肩着,由轮船往火车上装,把火车装好时,再往平津运。我的力量小,背不动这么重的大米包,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法国人拿铁条监视着,弄不好就打人,这怎么办呢?
后来,我从轮船上勉勉强强的抗下来一包大米,到了火车旁边,就扔下了。慢慢又从火车底下爬过去,在那里隐藏着,偷了点懒。路旁里那包大米,法国人也没看出是谁扔的,他又抓一个苦力背上去。
我在火车底下蹲了半天,到了响午的时候,听汽笛响,工头招呼吃饭,我才从火车底下爬出来。
到了下午,又从船上往火车上搬糖,每包八十斤,不像上午那样分量重。这还勉强可以干,晚上太阳很高,就收工,给一吊津钱。
那时候,我有一个姓马的表兄在东沽住。我把一吊津钱,交我一个本家叔伯弟弟,带回家去,我就奔我表兄那里去了。
到了东沽,见了我们那位马表兄,他问明了我的来意,我也把前后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他知道我是为逃难而来。本来我那位表兄,也是常出门做买卖的,我找他的意思,是想跟他到外边,找个谋生的路,我表兄也答应了。
我们走的时候,要坐船走,因为那时候乱,也没很大的船。后来看见来了一支大艇船,是早先做的,搁起来没用,两头尖,黑色,很宽大,拉起帆来,走的也很快,每人化五块钱,坐船到旅顺。
我表兄,给我找一个地方,是在大连湾,有一家大记公司,专管装卸火车材料,收多少件,画码,每月给三十圆薪水。比较起来,总算不错。这个公司里,是德国人当总办,广东人包出来的。
我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秋天跟我表兄到大连,那时家中,还有妻女二人,所以在那里还回家去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