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源其人

　　一九二五年，我应北京柏林寺讲楞严经，三个月把一部经讲完。法会期间，听经的人很多，如胡子笏、陶初伯等、一些有名的居士，都常去听经，我也和他们在那时开始认识。

　　楞严经讲完后，本想急回哈尔滨，因台源在那里和别人闹不一块去，我不放心。

　　台源、是一九二四年我收的一个徒弟。俗名张介臣，是一个大粮户，家里有一千多晌地。他父亲开烧锅，很发财，因烟筒大，外号叫张大烟筒。他当初起家时发一笔外财，因原先地方上没警察，有一次盗匪抢人财物，后边有人追，东西无处搁放。乃隔墙扔入张家院中，因此致富。

　　台源的俗家，兄弟四人，他是行一，还有一个末科秀才，认识学界人很多。他父亲死后，十几年工夫，几万亩地都被卖光，房子也卖掉了！可见银子钱，来处不明，去处也不明，因果丝毫不爽。不是自己血汗赚来的钱，早晚都被后人造业败坏掉。

　　以后他在家呆不住，出来做事当警佐。当时有一曾子固，曾经做过浙江巡抚，后告老还家，办一慈善会，施舍济贫，见张介臣能言，且有才，请他为主任。有一次让他带捐款三千元到吉林去办事，结果到那里都花光了，还负了不少债，让人拿钱去赎他。早先在家时，家境富裕，整天吃赌嫖喝，无所不为。现在已落魄，在外边给人作事，还是习气不改，太无人格，因此曾把他赶出去。他的亲戚，也没一个再理他的。之后、没办法，他女人去当道姑，他去当道士，学画符念咒、骗人。不久又因陷害老道，被老道赶走，无处住，乃住小店。他和极乐寺护法张景南有旧交，去找张景南想办法，张托故不见，连找三次。有一次正赶张景南外出，碰一个对面，他说：

　　“我现在潦倒穷途，没办法，请老友多帮忙。”

　　“不是我不给你帮忙，”张说：“我信佛，你当道士，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当和尚不好吗？”

　　本来张的意思是因他已当道士，拿当和尚的话来推托他，不给他管闲事。不想，他正要找机会找不到，顺口就说：

　　“我正想当和尚，苦无门路，你给作介绍吧！”

　　“好！”张没办法，也就答应了。

　　之后、张和我谈及他要出家的事，原来不愿问他的事，面子拘到那里，弄假成真，没办法。我说：

　　“既然他要出家，也不好太拒绝，只好满他的愿。”张又和我说：“他是坏底子，品行不端，好闹是非！用他时，要留心，千万不要给他权。”那时因修极乐寺，虽竣工，诸多尚未就绪，事情忙没人，说妥后就通知他到庙里来。一见面，外表威仪很好！谈锋也很健，我看不错，乃为之剃头，收他为徒弟，法名能宝。因习天台教，又起名曰台源。那时因极乐寺和外界来往公文函件多，台源对这些事很内行，又能写算；按普通来说，也可以称得起一个人才。定西法师，见有才分的人，很爱惜！对台源印象很好。因台源善逢迎，把定西法师就迷拢住了。过不多日子，定西法师和我说：

　　“我一个人办事太忙！”

　　“怎么办！”我说。

　　“让台源到客堂当知客帮助我吧！”

　　台源新出家，又是一个坏底子，我明知他不行，所以头一次定西法师和我要求我没允许。以后断断续续，要求四五次，并说：“如果不让他帮忙，我也不干！”我说：

　　“恐怕他气焰大，日子多，你和他弄不一块去，而且张景南居士早有话，不让给他权。必需让他帮忙的话，只好让他代理吧！”

　　因为他还是个新戒，在客堂如果有挂单的，顶礼知客师，他一个沙弥，不能受比丘礼，种种不方便。于是让他到南方去受戒，做衣服，弄路费，一切由定西法师成全他，临走拿去壹百多现大洋。到戒期又来信说“我供众等将款花光，回北方还没钱。”定西法师又给他筹款汇去，回来后，便在客堂为大知客。

　　他自幼是纨子弟出身，长大又染一些官僚习气，做事有己无人，不久就和定西法师之间闹龃龉，两人常抬扛。因为当初是他荐举上来的，定西法师不好意思向人说，自己有苦在心里。定西法师在极乐寺当监院，还有一位慧光师当督监，人很憨厚，我临去北京讲经，把事情都托付他们俩人。时王志一居士因讲经吐血，在极乐寺养病，我临走又嘱咐他照料，如有意外，可去信。我刚到营口，定西法师也跟来；我想必定又出事，问他他不说，只说愿意去听经。

　　后来我到北京，接王志一给我的信，知道台源旧习气仍是未改，弄得一塌糊途。而且他在家里的那些嗜好，又都现出来。我想：此事若传出去，极乐寺名誉必一扫而尽。时张景南也在北京，我跟他商议此事，他说：

　　“当初我不让给他权，偏给他权，结果弄到这一步，现在没别的办法，只好让他来北京好了！”

　　“对！”我说：“就这样办！”一连给他去三封信，也没来。第一次他回信说生脚气，不能走；第二次催他说太忙，我恐他把名誉闹坏，让人挑不是。因那时为修极乐寺事，姜益亭等联络起来，造谣言，毁谤我，正患无辞，如将此事传出，让人更有说的了。以后又第三次去信催他，约半月，台源来，我问他的病，说敷点药好了，关于他在极乐寺的事，我追问他，把他申斥一顿！后来我说：

　　“这次叫你来是因我在弥勒院办学，照应不过来，叫你来帮忙，你可以留京，不要再回哈尔滨。”

　　他说：“我这次来京，是为别的事。因七月十五，办盂兰会，极乐寺衣袍、法器、不够，张召棠(时任长官)给我六百块钱，叫我来京买法器。”

　　时正值日本人召集开东亚佛教联合会，让中国僧人参加，台源慕虚荣，以为去日本是了不起的事，愿意随我去日本，规定先回哈尔宾办盂兰会后，至九月间，再来赴日本。我说：“到时候你须早些来。”东西买妥后，他又回哈尔滨去了。

　　唉！本来这都是些是非话，我不应当说，因为他是我徒弟，说也没关系，为的让大家在用人做事上，长点经验。在大众之中，要认人也是一件难事！我尝把人分成四等，第一是有能耐无脾气者为特等人；第二是有能耐有脾气者为上等人；第三是无能耐而又无脾气者为中等人，庸常之辈；第四是无能耐而还有特别脾气者则为下等人。什么样的人，要用什么法子对待，最初千万不要过于感情用事。如果考虑不周，事后一定要失败！例如台源，他本身的前因后果，且不必说，就他那样作风，我仍要凑和他，因他已竟跟我出家；而且又是张景南居士不得已中介绍的。他的品行不好，是他的短处，可是也有他的长处。凭他那点才器，有时候，在场面上还能应赴一起。做事用人，要利用其长处，补充其短处。只要一个人，脾气不比本事大，短处不比长处多，就不一定不可用。无论在上的，或在下的，相处作事，都得两相凑和。世间上，没有十全的人。可是真正会处世做人的人，处处要自己留余地，站稳脚步，要保持自己的名誉，爱惜自己的人格。

　　灵岩山印光老法师，一生不做住持，不收剃度徒弟，免去许多麻烦。起初我也抱这种志愿，后因环境所迫，未满所愿。

　　过去我在东北时，有些虚名，一般人慕着我这个虚名，要跟我出家，我都婉言拒绝。以后他们不经我知道，就挂我的名字去受戒，把我的愿心违背了。就这样有很多人跟我出家，究竟我有多少徒弟，我自己也不知道，往往见面都不认识。以后我在东北各地讲经，叙起来有好些是徒弟、徒侄、徒孙、都是临济一派。出家人为修行，如果不修行，无论跟任何人出家也无益。虽然有很多跟我出家的，可是我并没房产物业给遗留，只是给结缘，挂我一个虚名，任其自己去修行。

　　(二)到日本去

　　一九二五年，有日本僧人，水野梅晓，联络中国佛教徒，召开东亚佛教联合会。时段祺瑞在北京当执政，马冀平跟他当秘书。日本人致函段执政，让他选派中国僧人参加。那时我正在弥勒院办学讲经，马冀平让我也去参加。

　　说起在弥勒院办学的事来，是因一九二五年，我在北京柏林寺，讲完楞严经后，本欲急回哈尔滨，当时因北京西直门里，南小街弥勒院无住持，居士们留我在那里，住持办学。我坚辞不就，张景南居士说；

　　“法师的志向，是办僧学，专们培养僧材，还没满愿。现在北京出家人多，又有地方，得此机会何乐而不为？”其他还有好些居士，也让我留在那里办学，不得已乃许之。头一次到弥勒院去看，院子里很宽敞。两个跨院，已被住户占用其一。如办学，能容四五十学僧，于是大伙居士筹经费，马冀平和张景南等为学董。招二三十学生，都是青年小和尚，又请何一明为国文教员。平常事情，由台源负责，这样办了三年。

　　临去日本时，台源也由哈尔滨赶到北京要参加，因他来的已迟，手续没办妥，人数已足，没能去。他想回哈尔滨，我没叫他去，留他在弥勒院替我主持办学。因他有点才器，虽是新出家，对普通经，还能讲一讲。他原先那些旧习气，也都改掉了些。把他留北京之后，乃请定西法师回哈尔滨。

　　九月间，中华佛教代表团组成，道阶法师任团长，把去日本的手续办妥，路费由中国政府发给，每人三百元，至下关登岸后，费用由日本负担。张景南居士也一同去，他是自费，私人去日本旅行，不过和开会的人一块走。

　　那次去日本的人位，南方有太虚法师，持松法师，弘伞法师，王一亭居士。北方出家代表中有道阶法师和我；居士有胡子笏(妙观，)其他还有好些人，一时也想不起来，连当翻译的共二十六人。其中有一位被人誉为才子的曼殊揭谛大师，那年他已四十几岁，文学很好，是一个学士派人。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为人很狂放，一行一动，都潇脱无羁。大家知道，这位曼殊揭谛，和做小说的稣曼殊，(曼殊大师，曼殊和尚曼殊、)是两个人。稣曼殊也是中国父亲日本母亲，为中国新时代中风流才子人物。一生倜傥不群，天资卓绝，会好几国文字。按佛教来说，不知在那世修下这么点慧，因为没有福来辅助，慧也成狂慧了。所以他所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些风花雪月，满腹牢骚。他的外表长得很好，可惜是一个天阉，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在他的著述里，他自己也说：“遭世有难言之恫！”生平爱吃糖，爱吃冰，往往拿这个当饭吃。后来他觉得在世上活着无味，三十几岁就把自己作践死了，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和我一块去日本的那位曼殊揭谛，也很有才器。专门学密宗，对中国其他各宗也很熟。举止动作很洒脱，不拘小节，对我很投缘，没事就找一块闲谈。说话有些天真气派，和我还很谈的来。其他那些新学派人，他都对人不大接谈，说话也冷酷的很！

　　去日本时，因路程太远，我怕晕船，没能和大伙同行，乃改由陆路，和张景南，一块坐火车到朝鲜釜山。那天正是九月九，有很多人去登高。从釜山坐船到下关，再从下关坐火车到神户，在东极乐寺聚齐。日本车道很窄，两旁满是稻田，一点空地也没有。偶尔望见一些小村落，散布在荒野里，都是些木板房，很矮，很整齐。一路并没看见有牛马，不知养在何处。从神户到东京，车行一夜，到处欢迎，小学生唱歌表演，弄得一路没睡觉！

　　第二天到东京，站上预备了四十多部汽车来迎接，每人给一个牌，对号坐车。

　　太虚法师，早已去过日本，朋友很多，这次去日本，他的朋友，都到车站来欢迎，见面握手寒暄，比别人分外忙碌。有一位日本夫人，大概是某僧正的太太，手里拿一个大花圈，到太虚法师跟前：“你就是太虚法师吧！”说着猛一下子把花圈套在他脖子上，表示欢迎。太虚法师正在冷不防，这一来，把他骇一跳！

　　开会的人，当天住东京增上寺，庙很大，很干净。日本僧人叫佐伯的，负责来招待我们，很殷勤，很周到。喝过茶不一会，来好几班小学生，穿得很整齐，唱歌，舞蹈，对开会的人表示致敬。第二天，日本和尚，给开会的人，每人赠一件花料衣，每件约值拾几块钱。别人接过来，都在手里拿着，惟曼殊接过来却戴上，大伙都觉得好笑。问他他说：

　　“这是日本僧人对我的敬意，送我东西是光荣的事，如果不戴上，对不起人，有负人之敬意。例如有发丧的，丧主赠给你一个孝帽子，你必须戴上，不戴就是却之不恭。”既然他这样说，也没人和他辩驳，其怪僻滑稽至于如此。

　　在东京吃饭时，每吨都吃大米饭，日本人饭量小，他知道中国人饭量大，特意给多预备的饭。菜亦很好，很洁净。吃饭没有汤，饭后以小泥壶泡好清茶每人一壶。我因到东京后，始终没喝够水，渴的难过，使小壶喝又觉不过隐，给泡上一小壶，几下就喝净了，因茶叶好，像中国的龙井雀舌一样，搁的又多，泡一小壶挺艳！我因头一天喝茶喝的过多，后来闹痢疾。自己开一个药方，无中国药，吃日本药亦没见效。

　　日本人对中国垂涎已久，处处发扬他国的团结精诚，宣传文化思想。其实看看他做的事实，满不是那回事。对人所谓亲善，无非是一种口头宣传，炫惑人的耳目。这次召开东亚佛教联合会的意义，目的也就在此。

　　开会时，也并没有什么重要议题，无非表面上一种形式，为借开会机会，让人看看他国的强盛。我们同去的，有一位在北方很有名的胡子笏居士，他过去做过福建省巡抚，晚年皈依佛教，全部家产都供养庙里，对信佛很诚恳。平素他的赋性很耿直，很狷介！向不会逢迎。心里有不平的事，到该说话的时候，无伦对方愿听不愿听也要说。开会时，他起立发言，问开会召集人水野梅晓说：

　　“此次开会，名东亚佛教联合会，名实不符。东亚的国家很多，现在只有中国一国出席，其他所到的，如朝鲜、台湾、这都是日本的殖民地，算不得另外一个国家。中国和日本是邦交，不能和朝鲜、台湾、相提并论。按理来说，应当把‘东亚’两个字，改为：‘中日’两个字，方为妥当。”

　　水野说：“这次开会，对暹罗、缅甸、印度、凡东亚各国等，都去公函，让他们派人参加。不过他们都没来，现在他们不来，我们也要开会。”

　　“出席人不及半数，那能算开会。”

　　“我们不管他够半数不够半数。”水野说：“因为中日是兄弟之国，日本文化，及日本佛教，都是由中国传来的，中日亲善，是日本报答中国的恩惠！”

　　“不说报恩还好！一说报恩，倒把我们吓一跳！”胡子笏说：“过去，我在日本留学，有一位大隈伯先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演讲，说中国和日本有多少年的历史关系；而且都是黄种人，日本的佛教、文化、等都是由中国传来的，日本对中国应当报恩。正说要报恩，接着就来了个‘五号二十一条件’就这样报恩吗……”

　　胡居士是做过大事的人，对于大小场面都有经验，平常也向不会给人打溜须，做事很慷慨，有话也敢说，把水野说的满脸通红，无言可答，会亦不欢而散！无论中国政府当时强与不强，这次日本开会，总算没给中国人倒架子。

　　会后，同去的人，都留在东京多住几天，游览日本景致。我因闹痢疾，不能久留，乃与张景南自门司至釜山，坐火车回国。临来时，经东京车站，正九月天，日本人开展览会，比赛菊花；红的、黄的、白的、争奇斗艳，有一千多种。花朵肥硕，有像人头那么大的！好看之极。会内到处有招待员，青年小伙子，个个都精神充足，生气勃勃，动止活泼，无论办什么事都机警得很！不但是这一处，到处都是那样。当时我曾起一种感想，唉！日本人对中国既然早有存心，如果中国再不自强，将来必定受制于日本。试看中国人，精神萎靡，如痴如呆，和日本人比起来，简直像大傻瓜一样。这都是因为政府当局，只知为个人争权夺利，而忽略了民众教育；致使整个中国，陷于麻痹状态，精神涣散，不能团结。还有当时东北一些要人，地盘都让人占去了，他还在舞场跳舞，这样国家如何能兴！

　　从日本回国到奉天，正值郭松龄倒戈，时局紊乱，火车不通，不能回北京。时张作霖，已入长春日本租界。到十一月间，接北京来信，说董事，走的走了，死的死了，(马冀平已死)弥勒院学校无人管，亏款壹仟元，让我想办法。当时我找张景南拿二百块钱，又从旁凑三百元，一并汇至北京弥勒院，维持现状。后我又去哈尔滨，找校董，每人每年担任二百元，有二十人，每年四千元继续负担三年为满。

　　(三)漩涡

　　做事难的很！各方面都要顾到。自己的脚步还要站的稳；如果有一方面顾不到，事情考虑不周全，以后就要生麻烦。同时在办事过程中，自己还要有忍耐，有毅力，如果一点忍耐劲没有，经过一次挫折，就再不愿出头，这样事情绝不会有成功的！要知道世间一切事，不能全如人意，有顺心的事；也有不顺心的事，在做事的时候，什么都能遇到的。例如一九二八年，我在法源寺所遇到的波折，那就是不顺心的事。有些不明真像的人，以为我另有用意。现在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其中的真像起见，把事端的原委给大家说一说。

　　最初是因道阶和他的法子广福打官司，打到内务部，互相攻击！那时我正在弥勒院办学，杨麟阁在元帅府当总参议，请我到他公馆讲心经和金刚经。当时长春正修般若寺缺款，在讲经之暇，我请杨麟阁帮忙，给募一部份捐款，备修般若寺，一时北京城传遍，说我化缘修大庙。

　　有一天，早饭后，我刚给学生上一堂课，胡子笏居士来了。我问他吃过饭没有，他说已吃过，闲谈话间他说：

　　“今天来求法师办点事。”

　　“什么事？”

　　“这事大概你也早已听说了。”胡居士说：“法源寺道阶法师，因往外运古物，和他的法子广福，打官司，互相攻击，已打到内务部，谁也不让谁。经人调解也调解不开！若官府认真，把法源寺完全没收，于整个佛教大体太不好看！这事情都是出家人的事，我们在家居士更没法管。现在你给杨参议讲经，求你和杨参议说一下，叫内务部批到佛教会办理说合，这事还和缓一些。”

　　我说；“我与杨参议无交情，我去杨公馆讲经，是由赵荩臣做介绍。我和杨参议，仅一面之识，不便和他谈这话，须另想办法，最好是找赵荩臣，因他和杨参议熟，是同学，对说话较方便。”正说话间，赵荩臣来了。我说：“这事你求荩臣给办理吧！”赵为人很爽快！当时一说，满口应承，胡居士很欢喜！赵荩臣说：

　　“事情要办马上就办，现在杨参议没上班，可以马上去找他。”于是两个人坐洋车到杨公馆。赵荩臣和他把法源寺打官司的事一说，杨参议初信佛，说“这事好办！”于是叫秘书写一封信，交给胡居士，“你们拿信去办吧！”两个人从杨公馆出来，又到内务部见内务次长齐斐章，请他对此案格外方便。齐斐章对这事很为难，不照办？现有杨参议的信，于他面子过不去；照办？于公事程序上又太不像话，沉思了半天，末了他说：

　　“关于法源寺一案，已批至警察厅，着其查明，待复后必照办！”两个人很欢喜从内务部出来，又到弥勒院见我，说事情有希望。这时杨参议每天晚上用汽车接我到他公馆讲经；可是起初杨参议并没和我谈过法源寺的事，过四五天，在讲完经，杨参议对我说：

　　“你看长春般若寺修不起来，缺款五六万不好募。此地法源寺庙很大，庙产也不少，里面出家人不守规矩，胡闹，现在师徒俩打官司，已打至内务部。前几天有胡子笏和赵荩臣两个人找我，想把此案批到佛教会调解。当时我写一封信给齐次长，昨天我去道谢他，齐次长说：‘事情不好办，因法源寺是唐代古庙，里面古物法器，很多，住持道阶，私行外运，至南方被海关扣押有据。现在师徒两人以罪名控告，谁也不让谁，各说各有理，将来弄不好，只好由政府没收，或另派新人。’当时我说：‘这还了得！和尚是专门做善事的，为人天师表，现在居然也做起坏事来，要他作什么？’我想这是一个现成的庙，把他们赶走，法师去住不很好吗？省得再化缘去修般若寺………”(听他说话就知是大老粗。)

　　“不成！”我说：“这事情你不要太认真，这是师徒互相抵赖，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于出家人规矩，你不明白，无论到任何地方也不许强占人庙！况且当法师的，到处给人说法，做模范，更不应当办这事，如果真这样的话，人必说我仗势夺庙，将来怎样对人？至于修般若寺，也不是无庙才修，我现在已有好几处庙；如哈尔滨极乐寺，沈阳般若寺，营口楞严寺，北京弥勒院，其他还有好些小庙，统计起来，已有六七处庙可住；而且我到那里弘法都可以，何必占人的庙，这太失出家人的本分，也不够当法师资格。他们的打官司，只是家务事，与外人无关。”

　　杨参议悻悻然又说：“这般和尚弄的事，简直太不像话？”

　　我说：“凡夫境界，谁都有一时看不开的时候，而且事情也未必属实！出家人的事，各有各的因果，请你不要过问此事。按在家学佛立场来说，只有恭敬三宝；赞叹三宝，不准说三宝的不好。不是有句格言吗：“大居士不言僧过，善知识能调物情。”你现在是居家学佛之士，不能说出家人的长短如何，不然就有毁谤三宝之名，将来都免不掉有因果。事情虽然在你眼里看他们都不对，可是在如来眼里看他们都是未来诸佛，而且佛最爱惜他们，最可怜他们！出家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闹事，是他招魔，原因是他的道业比先增长了。他们未尝不是诸佛再来，你不要把这事看得太轻易了。”

　　经我这么解说之后，杨参议不再往下说了。之后，这话由杨公馆当差的把话传出，说“道阶和广福打官司至内务部，杨参议要把法源寺没收，和尚赶出去，把庙交给倓虚。”有人拿这话问我，我说：“没有这事，杨参议因他们打官司闹的太凶，虽然说过这话，经我给解劝之后，什么事都没有了，而且我也没接人庙的意思。”

　　经过各方面的哄嚷与传说，弄得满城风雨！对于我接法源寺的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我看风声不好，将来有麻烦，为避嫌疑，要回哈尔滨。在讲经时，给杨参议告辞，杨参议说“你等几天吧！我也回奉天，可以一块走，还省车费。”过半月，和杨一同坐专车，在车上他特意给预备的素菜，到奉天他很高兴。又请我给兵工厂员工讲金刚经，以种善根。从奉天我去哈尔滨，直到明年正月间，杨参议给化的修般若寺款也未汇到。

　　人应该受多大麻烦，想脱也脱不掉，事情到了跟前，让你没办法，不知不觉就陷在漩涡里去了。有一天，我在极乐寺忽然做一梦，觉得路很难走，道也不平，累得很难过，肚子很饿，想去下馆子，又恐人看见笑话。乃打听当地人，有没有慈善机关去赶斋。他说：“你往前走就看见咧！”我往前走，见一佛教会。心想可以进去吃顿素饭。进门后，见有三间横房，穿堂而过，有男女数人，在里面握手牵衣，嬉笑谑浪，也不理人。当时我想：这一定不是好地方，如果是好地方的话，还有这些人在这里面闹，见出家人一点道气劲没有。再往前走，猛一看！大吃一惊！下边惊涛骇浪，再迈一步，便掉漩涡里去！也不敢再往前走。水上有一二小船漂浮着，我因骇怕掉在水里去，乃慢慢蹲下，见四外房子都冲净，土亦渐渐坍没。正在害怕之间，忽然一下惊醒！我想此梦不吉，一定有被牵扯的事。下早殿过斋堂后，佛教会来一电话，说北京来电报，一会差人送去。不一会差人来，电报乃是杨参议来的，很简单几个字“请速至北京，有要事相商。”当时我接到这封电报后，也不知有什么事，心里踌躇得很！担扰到北京后，把法源寺的事弄在身上，一时抖擞不下来，以后惹麻烦而又失面子。这样弄得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如果真的不去，恐怕对不起杨参议，而且他正在给长春般若寺化缘。去到之后，万一是为法源寺事，又免不掉出是非，真是左右为难。后我与定西法师，及极乐寺国文教员张子真先生商议此事，并告以梦中所见，他俩都说：

　　“做梦无凭，还是去吧！”于是我坐火车到北京，见赵荩臣问有何事相商。他说：

　　“杨参议还是请你接法源寺。”我一听说法源寺，知道事情糟了，免不掉自己又被牵缠。但已来京，又不好马上就回去，只好看事情的结果如何。接着赵荩臣说：“自你走后，法源寺听说政府要没收其庙，惧而和好，官司两下不打了。道阶被逐后，又重新请回来，升座复位。腊月二十几，道阶在斋堂给大众表堂，说：“倓虚和杨参议相好，要仗势力夺我的庙，他依北方人势力大，不如我南方人智慧大！坐官的人，在台上耀武扬威，下台之后，任啥也不是，背下因果，将来免不掉下地狱！出家人认识个破参议，就觉了不起，如果再认识大元师，就不知姓啥了。想仗势夺庙，那是打妄想，我敢说一句大话，他绝办不到……”斋堂里四五十人，南北方都有。南方人听到这话还好，北方人听到这话，未免有点刺耳朵！于是把这话传入杨参议耳中，杨参议大发雷霆说‘道阶这东西真可恶！接庙是我请的倓虚法师，人家几次推辞不干，现在他胡作妄为，我们不管他，他反胡说八道不服，叫警察把他们赶走！庙给没收！’一声令下，腊月底快过年的时候，去几个警察，到法源寺，硬把道阶等赶跑了。因为仓促之间，道阶什么东西也没拿走。法源寺本是多年古庙，里面古物很多，去一两个警察看不过来，也不敢负责，乃报告警察总监。总监说：“可以把门封上。”光把门封上，不用人看还是不行，万一里面古物有损失，警察也担不起；而且在那里看守，既没人管饭，又没人给钱，几个警察，寂莫萧条的，天天像老和尚一样，在庙里闲呆着，因为有内务部命令及地方责任，又不能不看守。过十几天，警察不够用，叫警察厅打电话催杨参议；杨参议当时也想不出办法来，过一个多月后，预备组织委员会，把法源寺整个没收办学校，古物归陈列所保管；委员已派定，预备接收，并商讨入手办法。后经人劝他，不必如此，多年古庙，这样一弄太可惜！但法源寺现在已竟封闭，别无完善办法，忽然想起让你接庙的事来，乃让我替他打电报请你来京去接，你如不接，就实行把法源寺归公没收了。”

　　之后我去见杨参议，他也是拿这一套话对我讲。我解劝了半天，他官僚脾气，不听那一套！说什么也不成。无论如何让我去接，我不接就把法源寺归公办学，马上派委员去接收，并和我商议入手办法。我知道这是一个骑虎难下之势，他本是一个武人出身，而且正在当令的时候，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不给他面子，让他下台阶，事情是不可挽回的。可是他硬让我去接，这等于拿一套枷锁，硬往我身上带！弄得我进退维谷，怎么都不好！如果不去接，得罪杨参议，把法源寺充公，多年古庙废了；长春般若寺的款募不起来，也修不成了，如果去接，人必说我依势凌人，鹊巢鸠占；而且法源寺的人，也绝不容许去接。反来覆去觉得这事太蹊跷！想不出好办法来。这时北京城哄动一时，都知道倓虚来北京，要接法源寺。

　　我的意思，是用和平办法，两下调解，给杨参议转面子，让他下台阶，法源寺仍旧保得住。办法是让道阶退居，因他和他的法子；以及其他人帮着打官司，都是为了争住持。如果在这时把住持更动一下，一则给杨参议转面子，二则法源寺产业还能保得住。当时广济寺住一位老和尚诚修师，和法源寺是本家，去见我；我把法源寺事。前前后后都给他说明。虽然杨参议力主让我去接法源寺，可是我并没那野心。杨参议我解劝了半天他也不听，事情已弄到这种程度，无论如何要给杨参议转面子，且道阶法师做方丈已廿几年，可以退居传法子，这样与各方面都圆满。不过在过度期间，我要到法源寺走走场面，做一个跳板，监护新方丈升座，和平办理此事。将来事办妥之后，我离开法源寺，任何流连也没有。诚修师很赞成，也主张这样办法，他先去给道阶疏通，征求意见。道阶一听大上其火，说：“倓虚若来，我必告他。”他以为我在里面作祟，仗势夺庙，我看这事不好办，想不管。之后，诚修师屡次找我，让我到法源寺办理此事。我说：“我不敢去，也不能去，我的意思本为给人调解，保留法源寺古庙，并没心侵占他人产业，这样一来，弄得我成仗势凌人了。”

　　这时警察因忙不够用，警察厅及第二分署署长，找我几次想办法；并言庙内宝物甚多，恐生意外。诚修师亦办劝让我去法源寺，因此使得道阶更恨我说：“倓虚若来，我必发火烧他……”过两天第二分署署长来请我，我把情形一说还是不敢去，他看没办法，拂袖而去。晚上又来找我说：“请法师去吧！这回你不用害怕，我已把他们全赶跑！汽车顾好了，在门外等候！”说这话已是三月初几了。

　　唉！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觉得在外面做事应酬人实在太难了，明知这是火汤，为了保留法源寺这个古刹，也要去蹈一下。这时因迫于不得已，乃偕同澍培法师；还有其他十几个学生，由分署的人陪着，一块去到法源寺，看庙里有执事的出家人，全被警察赶跑了。只剩旧监院德玉师，还有十几个伙计，都是南方人。我用言语安慰他们，并告此事不关我事。前几天我不知道杨参议已指派委员没收法源寺，和我商讨入手办法，如果我不来，他们要没收办学堂，我来；不过暂时维持这个地方，将来事情办妥之后，因我别处事情多，还要离法源寺，绝不恋栈……。

　　我去法源寺之后，过两三天，道阶真告了。那些被逐的出家人，都是平常赶经忏的，道阶压人半年衣单钱没发，都来要单子钱；也有马上回法源寺的。还有一位律师，是道阶聘的法律顾问，专备打官司的，也到法源寺去要半年车马费。还有一位湖南的文学家，替道阶作高僧传，欠人三百五十元，也来要钱。时高僧传已刻板出书，把道阶和给他要好；往南洋掘金的几个人，也列为高僧之一。因作书人是个穷秀才，指望卖稿糊口，言明每作一篇传，一定有多少钱。这时如果不对道阶靠拢奉承一点，恐自己拿不到钱，不能维持生活。奉承又对他的作风不满(因他整年打官司等事，)没办法，所以在后面给他作了个“僧而不高”的传记，语中欲褒寓贬。起初道阶没看出来就刻了板，后有人看出告诉他才知道，因此道阶生气给一半钱，余一半不给。早先要钱，要很多日子，三番五次要不了去，这次道阶走了，他们以为法源寺又换新人了，所以都来要钱。

　　时法源寺为地亩事，三四下里被告，给人打官司。因主人已去，我还得顶法源寺去过堂。过几天一块接到四张传票(真是麻烦事)道阶把我；和警察厅、内务部、一起告到司法最高法院之评议院。内有南方人很多，与道阶熟，对此案批准受理。内务部礼俗司来电话，让我清查法器账目，必须查明。本来我并没想在这里久住，预备把事情办妥后，赶紧离开这个是非地，这样一来，因法源寺有些古董法器，不靠实的人我不敢交他，恐生意外有损失，我担不起。乃偕同原监院德玉师；及警察数人，一一点明，或铜器，或磁器，均注明形色及尺寸大小，一一封贴号条，共贴四百余号。其他家具，及大小物件均造册报告。

　　本来法源寺这些法器等，过去并没账可查，究竟东西缺不缺也没凭据。幸有道阶在一九二三年，为佛历两千九百五十周年，开纪念会，展览古物法器，列有单子，在衙门存案。上写有清龙藏经两部，点查时，只剩一部。龙藏共七百二十函，每函十册，共七千二百册，短了一藏。大乘经及其他佛像等，按表查时，短少很多。其中赵子昂的画，吴道子的菩萨像，及名人手写金字经，均不见有，尚亏款一千七百元。这样三方面查明，报礼俗司长，由内务部过公文至评议院。评议院看单子是道阶自己写的，内中短少古物甚多，无法袒护，乃复公文叫内务部按法律去办，内务部乃下通辑令，让警察局严缉道阶。道阶没法，潜自逃宁波，哭拆于谛老，说我仗陆军势力，霸占其庙。谛老不明白真像，还有南方一般居士，都来信劝我。当时官府拿不到道阶，把德玉师逮去。正赶他腿瘸，原因是法源寺院里有几棵大槐树，都有几百年了。上面累好些乌鸦窝，每晚有好几千乌鸦来投宿。忽然在法源寺闹事之前，乌鸦一个不来，人都以为不祥。晚间德玉师站大殿月台上看乌鸦来没来，也该他倒霉，只顾抬头往上看，脚底下没留神，一失足摔月台下边去，把腿摔瘸了！治很多日子也没好。他被官府传去，问什么也不知道，又把他送回来。时道阶到南方各处宣传，说我借陆军势力，强霸其庙，各居士都来信劝我，不要如此，其实他们都是听一面之词，实在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过些日子，定西法师为了法源寺事不放心，由哈尔滨来，住法源寺。夜间作一梦，见日光中有诸佛圣像，云掩其半，不一会，乌云过去，光明如昼，遂醒。第二天定西法师对我说：

　　“法师勿急！我昨晚做一梦，见云散雾消，光明如昼，此事不久，定能见到水落石出。”

　　这时正一九二八年，革命军北伐，杨参议出发邯郸作战，他未走以前，内务部欲将法源寺事了结，乃请我接智果老和尚法，为法源寺正式住持。智果老和尚是道阶的法和尚，他和道阶的因缘，是因道阶，湖南人，朝五台山，路过法源寺挂单，正赶智果老和尚用钱，道阶给留了五百两银子，言明将法传给他。后道阶朝五台山回北京，要接法源寺，智果老和尚不愿意，道阶要告他。智果老和尚害怕，乃传给他。后智果老和尚怨道阶，意思想找一个北方人，再另传座，在闹纠纷期间，有很多北方人要接法源寺。但因法源寺宝物多，恐有损失，不靠实的人不敢交。后内务部教智果老和尚传法座与我，我接过来之后，寺内亏款一千七百元，债务都没还，每天有五六十人吃饭亦需款，当时我找齐斐章、齐贡轩、杨参议、三人筹两千七百元款还账，并卖食粮，及应酬一切开支。

　　法源寺在北京的南城，地方很大，房子也很多。我去时，里面有一百多间空房子，停一百多口灵柩。普通都说这时开死人店，比活人来钱多。每一口灵柩按房子大小，有五元的，六七元的，八九元的，不等。每户都有折子，按月收款，每月能收八百余元；又赶经忏，庙地几十亩，每月收入很丰裕。就这样把法源寺弄得负债累累，折子押给债户八十多块。直到闹事前后，法源寺经忏也停了，当时为六十亩地打官司，因地方人要没收办学，后经我托人始留住，寺内诸多事情，纷乱如麻，一点头绪没有。

　　法源寺和广济寺是本家，都是一个宗派。现明和尚在广济寺做方丈，是道阶的法子。他有一个皈依弟子，任检察厅长，道阶逃走后，又潜自来信，让现明控告我，说我霸占法源寺，下拘票传我，我暂时躲避没法。以后又下几次拘票，本来关于这种案子，只有传票，不是现刑犯，没有下拘票的。他的意思无论谁是谁非，先把我拘禁起来侮辱一顿，关于法源寺事情，来一个硬性的决定。就把事情办过去了。当时我看事情愈弄愈缠手，没有了期，去见齐斐章，我说：

　　“当初我不愿管这事，你们硬要我担任，现在人告我霸占庙产，已下拘票好几次！”齐斐章说：

　　“过堂时，法师可以不去，我有一个朋友岳泽民，他在北京无事，是律师，可以替你出庭过堂。”

　　岳择民替我去过了三次堂，检察厅不愿意，非要本人不可，齐斐章也看到事情不好办！他说：

　　“这事情，如果以法律解决，恐怕三四年也不能了结，太麻烦，不如以行政解决痛快！请法师再找杨参议来想办法吧！”时杨参议已出发，我坐火车至邯郸见杨，由差人传达杨参议和张学良为督战，都住在火车上。过去我和张在东北见过一次面，这次正在战争期间，杨欲和我单独见面，恐张多心，为避嫌疑起见，请张学良，和我一块见面。我把法源寺情形一说，末了他两人连名，给司法部长去信申斥一顿！大意是说，关于法源寺事已由内务部办好，你为什么又徇情舞弊，下拘票传倓虚法师，太无道理，……时司法部长正有病，接到此信后，便把检察厅长撤职，销案了事。

　　这时革命军北伐，奉军屡败，邯郸县铁道两旁，距战线不远，有老鼠发动战争。据当地人估计，约有几百万只！黄老鼠在铁道南，灰老鼠在铁道北，大的像猫一样大！小的中等不一。起初黄鼠与黄鼠打，灰鼠与灰鼠打，三天以后黄鼠又和灰鼠打，日夜不休！打起架来也不怕人，每天平均起码要死三万多只。经过一个多月，铁道北灰鼠死得多，被铁道南黄鼠战胜了。灰鼠咬死的咬死，没咬死的都赶跑了。时南北战争，革命军都穿黄军装，在铁道南；奉军穿灰军装，在铁道北。当时我想：奉军必定要败，末了果然南军打胜成功，张大元帅出走。这可以说是天意，也是革命军打胜仗成功的一个象征！

　　革命军进驻北京后，局面完全换了，所谓一潮水，一潮鱼；一朝天子一朝臣，到这时当政者已换，法源寺也不会出什么意外了。我想脱离法源寺，找人与现明和尚把话说明。他有一个徒弟宗月师，很修行，预备让他来接，他个人也愿意。惟现明自己不敢作主，因宗派大，人多。智果老和尚法徒，与道阶是法兄弟(北方人)欲来接，我不敢交，因恐失去古物，自己落褒贬。

　　以后，柏林寺请我讲楞严经，政府各机关已都更换新人，原先的，只有警察督监，为保护地面未走。革命军到北京后，多是南方人，与广济寺法源寺有认识的，其中有几位和我也相识，因去日本开东亚佛教联合会时认识。我把法源寺前后情形和他们一说，他们也很谅解。这时无论如何我要脱离法源寺，有空也法师，造诣很深，住城外天宁寺，与现明和尚同派，诸山及一般居士们欲请他来，我说很好；但交代须有原因，不能平白无故就办。以后诸山及居士们给我来电话，大家到一块商议，结果他们说：

　　“倓虚法师现柏林寺讲经，时间很长，其他还在弥勒院主持办学，哈尔滨极乐寺当住持，余外还照顾修长春般若寺，营口楞严寺，……好几下里事情照顾不过来，法源寺事情可以请空也法师代理。”

　　这是我脱离法源寺的原由，而且对空也法师很靠实，我也敢交；这个办法我也很赞成。大家议妥之后，又呈公文给公安局批准。第二天，诸居士陪同空也法师到法源寺，我当着大伙面，把法源寺，前后各种情形叙说一遍。

　　“关于我现在的处境，不用我说，大家也很明白。我到法源寺来，并不是为了私意，是为了保存法源寺不被没收。明知这是火汤，是麻烦事，为了保存法源寺这个道场，迫不得已，才来走这一番。这并不是我自己护短，为自己掩饰，一切事都有证可查。我一来，便同德玉师及警察，点清古物，丝毫未动。并为还清债务收回折子。关于三四下里打官司，不能了结的事，我都在行政衙门托人给办了结。要没收办学堂的六十亩地，也都托人给留下。另个买的米面，共垫款两千七百元，都是由居士筹化的，我私人未花公家一文钱，有帐可查。若有一点私心，必遭因果律，下地狱！现在有白面三十袋，大米十几包，我若不来法源寺，就被官府没收办学堂，这时恐怕再也不好收回。可是在这个过度期间，我完全是保护法源寺，并没借官府势力，作福作威；也绝不像在外间所宣传的，说我借陆军势力，霸人庙产，一切都有事实证明。如果我不当大伙表明，大伙对法源寺真像不了解，一定说假势凌人。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个人的毁誉，姑不计校，只要把法源寺这个多年的道场保存住，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现在天已晚，交代已来不及，明天大家早来，照单子一一交代。

　　”第二天早晨，大伙齐到法源寺，照三分单子，由公安局监视，一一点交，丝毫未错。半天工夫交代清楚，诸山及一般居士都很欢喜，我也拔出漩涡，脱了这麻烦，自此由空也法师代理法源寺住持。这一来不要紧，把北方派的智果老和尚，及其法徒等，都得罪了。古语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事情办过去之后，只要不损人利己，不于心有愧，就算完了。

　　这场风波，前后经过四个多月，到这时算见到水落石出了；事情的真像，大家也都明白了。这并不是我一面之词，说得好听，大家可以从事实推验。如果我有贪心，喜欢做方丈的话，那时已有五处丛林，和好几处小庙，如营口、哈尔滨、沈阳、(般若寺)北京、(弥勒院)等，当时都是我主持的。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弘法，何必要去住人的庙呢！这是最明显的事实，在眼前摆着，也用不着我自己的去强辩，大家一推想就明白了。

　　法源寺事情交代完毕后，关于讲经事让台源给代座，我去天津找朱子桥，他的朋友娄君，请我吃饭，第二天又给买船票去营口。

　　空也法师接法源寺后，道阶也到北京，看法源寺米面都有，债亦还清，折子收回，官司已竟都了结，学堂的六十亩地也给留下，事情都办得有头绪，乃喜曰：“倓虚法师，真吾好法弟也！”以后请我吃饭，重叙旧好，又与空也法师为仇，互相顷轧。诸居士对道阶不表同情，后乃出游南洋、印度、死在国外，由现明和尚接回北京殡葬。以后我回北京，空也法师及居士们请我到法源寺吃饭，过去所有一些隔膜，也都冰消了。

　　这时我还在弥勒院担任名义办学，事情都由台源代办，我对好几处的事，都是兼筹并顾，来回跑。一九二八年法源寺事情办完，弥勒院学校三年也圆满，大家想续办，苦无经费，幸朱将军联络普济佛教会帮忙，又往下继续办。前三年由台源替我负责，后来他去柏林寺讲经，不能兼顾。后三年，又讲澍培法师替我代座，并办理一切事情，定名为教务长。澍培学问很好，他师爷是一个文人出家，对于教导后辈子弟很注意，所以他的造就也很好。他的小庙是在锦州北门里，他师父很修行，有道德，恐怕自己的小庙传子孙弄坏，欲改为十方，选贤让座，来信征求澍培意见，澍培很赞成，不料过年起火，把庙都烧光了。以后他师父来信让他回去，帮同化缘修庙，告假于我；我因当时办事无人，又把他留住。因弥勒院学校，再有一年就圆满，他回家修庙短时间也修不成。我的意思让他暂时留在北京办学，将来修庙化缘时，我请朱将军帮忙，他去信商量，他师父很同意。因他知道朱将军很慷慨，对这点事也定能办得到，而且那时朱将军公馆也在锦州，就这样澍培仍然留在北京替我办学。后三年不如前三年好办，苦境多；加以普济佛教会在五台山送来些小和尚贪玩不好学，勉强办了三年。计在弥勒院办学，前后共六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