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订了，将越南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她离开河内回到顺化她原来的佛学院。我很高兴，因为她和我将在祖国的同一边，北纬 17度以南，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面。我给她写了信，一如既往地给予全力支持。很多难民——佛教徒和天主教徒从北方迁居到南方。那是国内一段极度混乱的时期。我写了几本关于人世佛教的畅销书。 1954年，一家报社邀请我写一系列关于佛教的文章，以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些文章被以大幅标题登在报纸的头版，诸如《佛教和上帝的问题》、《佛教和民主的问题》，显示了佛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和适应时代的宗教。

　　那一段时期，佛教机构也不稳定。我受安全佛学院( An Quan Buddhist Institute)的邀请去开设一门新课。安全佛学院是越南最有声望的佛学院之一。我们年轻的比丘和比丘尼想实践一种佛教，这种佛教应该是生机勃勃的，能够表达出我们心最深处的需要，能够帮助实现和平、和解以及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受佛学院委员会之托，开设一门新课，对我来说是实现我们梦想的大好时机。于是我召集了几百位年轻的比丘、比丘尼以及其他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我们创造了一种充满希望、信任和慈悲的氛围。佛教寺庙联合会的负责人曾参加过一次我们的会议，并倾听了我们年轻出家人对祖国佛教的深切希望。

　　当我谈到把佛教带入社会的方法以及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修行方式时，很多人哭了。我们头一次开始看到了希望。

　　我们建议安全佛学院的课程不仅应该包括基础佛教教义部分，还应该包括西方哲学、语言、科学和其他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社会和当今世界的学科。沉浸在我已经梦想了那么长时间的情景中是令人振奋的。当然啦，我们也遭到了保守的佛教高层人士和不愿接受变革的居士们的反对，但是我们却赢得了年轻的出家二众和年轻居士的支援，最终，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开始出版一本杂志，它的名字叫做《夏季第一朵莲》(The First Lotus of the Season)，寓示着年轻的比丘和比丘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莲。在那本杂志里，我们以自然、现代的方式表达了我们自己。我之所以支持这些年轻的出家人，是因为我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和痛苦。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越南和西方任教。但是她当时不在那儿，她在顺化，我给她写过很多信，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鼓励她，并表达了我的爱，但是我没有收到回音。

　　1956年，我飞往顺化。那时我在国内已经以一个关心下一代的佛教导师和作家的身份而著名了。首先，我去拜访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在我的家庙里，我与他共度了两个星期的快乐时光。然后我去看望了家里人，此后又在我最初上学和修行的佛学院过了几个星期。我处处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