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段文杰在莫高窟第285窟临摹壁画。敦煌研究院提供

　　28岁时从天府之国来到了戈壁大漠，翻开了与敦煌相守一生的故事

　　在敦煌莫高窟的个人临摹史上创下多项纪录

　　被公认为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让世界对敦煌刮目相看

　　中华佛光文化网甘肃讯 2011年1月25日，上午9时，甘肃兰州华林山殡仪馆怀远厅，哀乐低回，厅堂堆满了花圈，数百名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里，深鞠一躬，仿佛时间在此刻凝固——段文杰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

　　在苍茫黄沙中行走了一生的段文杰，安详地躺在了花团之中。黄土风沙或许遮蔽了他生活的颜色，但段老依然将生命演绎得如此斑斓——“承前启后学艺弘四海言可经纶行可师，出蜀入陇根脉植敦煌风同松柏节同竹”，敦煌研究院的同仁用如此大气的挽联形容段老为人称颂的一生。

　　这位老人，与莫高窟默默厮守了60年，魂牵梦萦了一辈子。他就是我国著名敦煌学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长。2011年1月21日17时，这位敦煌学泰斗在兰州的家中永远地合上了眼睛，享年95岁。

　　相识

　　从穷小子到“莫高窟人”

　　1917年8月，段文杰出生在四川绵阳松桠乡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这个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对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0年，段文杰考入重庆国立艺专。在那里，他知道了“敦煌”，知道了“莫高窟”。1944年，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四川展览，段文杰站在画前，暗下决心：“要去敦煌向古人学习。”

　　1945年7月，刚刚毕业的段文杰辗转来到自己的魂牵梦萦之地——敦煌。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老人后来回忆说，“真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精美绝伦的壁画深深震撼了段文杰，但风化脱落和人为破坏也让他心如刀绞：“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再损毁失散了。”

　　老人或许不曾想到，在这一喜一悲之间，他的一生注定要与敦煌为伴。或许，这正是他所祈求的灵魂归宿。

　　人们也许会忽略，敦煌除了美丽的壁画和雄奇的大漠，更有着极为艰辛的生活考验：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没有大米，少有蔬菜，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交通极不便利，去县城要徒步四五十里。莫高窟夏天干热高温，冬天风卷黄沙。段文杰最初几年都住在由马厩改造的简易房间里。即便吃不饱肚子，他还要每晚提上棍棒到洞窟周围巡查一番，防止盗贼……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段文杰开始正式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理论研究。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然而，厚积薄发，使他写出了一批极有见地的论文，填补了敦煌学研究中的多项空白，为“莫高窟人”这一学术团队的建设和我国的敦煌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献身敦煌事业的第二代“莫高窟人”的杰出代表。

　　相守

　　跨越60年的“敦煌痴恋”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陆续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纪录。

　　人们不会忘记：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及其同事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这套编号沿用至今。他临摹的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第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等，成为复原临摹的典范之作。他还总结了壁画临摹的技法，将前人不曾留意但却积聚“莫高窟人”心力的学科——“临摹学”的轮廓呈现出来；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段先生从美术史的角度，颇为清晰地勾画出敦煌石窟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他提出，以往的“东来说”、“西来说”各持一端，未免都失之偏颇，敦煌艺术是华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在具有深厚汉晋文化传统、又大量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式佛教艺术；

　　人们不会忘记：由段先生整理写出的《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两篇文章，使蕴藏于敦煌壁画中1000多年的服饰资料首次得到系统发掘。人们说，正是他“建构起了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的宏观体系，使敦煌石窟艺术在学术层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弘扬”；

　　人们更不会忘记：粉碎“四人帮”后，已近60的段先生有一种“只争朝夕”之感，不仅自己整天埋头研究，还鼓励大家把中断多年的科研课题继续搞下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经过10年的耽搁，敦煌的科学研究与国外又拉大了一段距离。他的一生，始终期待着敦煌文物研究能急起直追。

　　相携

　　把“敦煌学”带回故里

　　1982年段文杰接替常书鸿先生，出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敦煌研究院正式成立，他担任院长一职直至1998年。

　　正是段先生和大批敦煌人的努力，《敦煌研究》刊物的创办，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举行，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的成立，敦煌研究队伍的建设……敦煌学术研究一步步走向世界。

　　而学术之外，先生的大师风范更让人们铭记。

　　段文杰的儿子、著名画家段兼善，一直不敢忘记父亲的叮嘱：“搞艺术、搞研究，不能搞虚的，不能骗自己也不能骗别人。”先生将自己的终生所得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人，如慈父般滋养着后辈们在学术之路上茁壮成长。新疆博物馆研究员贾应逸在唁函中深情地说：“段先生是我的导师，我将终生怀念！”第一代敦煌学大师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在唁函中说：“始终把敦煌历代石窟艺术作为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脉络，代代继承发展，不辜负前辈们的期望。”

　　在段文杰先生和全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实现了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

　　段文杰的继任者樊锦诗曾用“慕法情深，忘身为道”描述先生的一生，她称赞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令世界对敦煌刮目相看”。

　　斯人已逝，风流万古。先生在回忆录《敦煌之梦》里写道：“敦煌的一切我是那么熟悉，很难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有时在睡梦中，我也好像置身于三危山下的鸣沙山中。”俨然，他是一名真正的“敦煌守护神”，他的魂灵，也将永远与“飞天”共舞，幻化成永恒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