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玛仁波切

　　“慈善不等于捐款，而是无私奉献”

　　绅士生活： 慈善应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两层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举，真正意义的慈善行为应是一种不附加要求的施舍。施舍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您认为这样的理解正确吗？

　　嘎玛仁波切：在精神层面上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

　　慈善本身是建立在希望所有人都能远离痛苦得到快乐的一个层面。而这种善举，被很多人理解为慈善就是捐款，实际上慈善是方方面面的。现代社会压力大，很多人都有亚健康，光是忧郁症患者就非常多了，比如倾听人诉苦也是一种慈善，我经常听到人诉苦的电话。看似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却有可能因为你倾听了别人倾诉，而让人放下了走上绝路的念头。比如医生给病人治好了病，老师教会了孩子知识，都是一种善举。每个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医生给病人看病不要想着要从病人哪里得到多少好处，而是怀着一颗慈悲心把病人治好，否则就成了社会上传闻的“兽医”。

　　那些默默无闻做义工的人，他们没有富人显赫的身家，仅仅靠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他们觉得这种付出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活着的价值。当他们每天上班下班，领着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觉得人生多么有价值。但当他们抽出业余时间去帮助他人，付出自己的辛勤劳动，他们的行为受到了人们的赞美，那一刻他真正感受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因为他们的生命变得“高贵”了。

　　所以慈善不单纯是往外付出，而应该是要做无私奉献，人在无私奉献的状态是很快乐的。人们往往容易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等待，等待自己的付出获得别人的承认和赞美，当这种等待落空人就会变得不快乐。人和人的相处过程中如果有了这种心态，付出就变得有了附加条件，而如果用无所求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件事，当你付出了，不要求任何人回报你的时候，这种爱才是真爱。当你的付出都要求回报，家人之爱就成了交易，夫妻之情就成了买卖，同事之间也变成了讨价还价，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斤斤计较了无生趣了。

　　绅士生活：慈善似乎是一个西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面，慈善并不曾大范围提倡，在《礼记•檀弓》记载有“嗟来之食”，我们从小被教育“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那么“施”与“受”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嘎玛仁波切：真正的慈善概念的源头最早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源于佛教。 255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诞生提倡佛教以后，他提出了一个理论，也就是“众生平等”。无论是富人或者穷人、权贵或者平民、学者或者文盲，甚至人或者动物，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听不懂彼此的语言，不了解对方的苦难，而忽略他们的痛苦。所以基于“众生平等”这个前提，所有的生命都应该享受同等的快乐。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便是因果，人们付出得越多，得到的肯定也会越多。那为什么会有慈善概念呢？佛教认为因果循环是生生不息的，虽然我们强调慈善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奉献，但是这种善行绝不会被淹没，只会成倍收获种善因而结成的果。

　　很多人不了解，在藏区为什么很多人把最好的东西都送到寺庙，实际上寺庙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财产，缺衣少粮甚至生病都可以寻求寺庙的帮助，这也可以用因果论来解释。同时，东方的佛教对于非信徒，甚至是动物都是同等对待，这一点东方佛教团体做慈善是胜于西方的。西方慈善团体多少都带有一定的条件或者目的，比如要求对方必须接受他们的宗教或者观点。在佛教里面“施”与“受”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绅士生活：中国现有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都没有“慈善家”的词条。前些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相关的“慈善事业”的词条，释义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您对这样的解释怎么看待？

　　嘎玛仁波切：(笑)看来他们并不认同。这个社会本身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从西方的“二八理论”就可以得知，这个社会其实是由少数人来掌握着权力和财富。这部分人德行的提升决定了这个社会道德水平，我觉得最大的慈善还是净化人的心灵，并不一定是宗教的，社会教育和道德教育都可以达到。

　　刚刚关于这个词条的解释，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仇富心态的延伸。别人拥有了财富以后，很多人心里并不舒服，即使富人把财富布施给大家，被布施者也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件事情是谁“应该做的”。所以说一个“慈善家”必须具备足够的心量，同时他的家人也要具备同样的心量，政府也要又足够的政策支持他做这样一件事。当然目前社会对于做慈善这件事存在争议比较多，有时也在图名，哪怕有人是为了炒作，也总是比那些只会囤积财富挥霍财富的人要好得多。有人愿意去做慈善，不管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只要结果确实使很多人受益，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绅士生活：从佛法的角度来看，那些本来正在经受生活困苦和贫穷的人，应该可以理解为“他们累世所造就的业报”，也就是说“他们在自作自受”，他们受够了便消了业报，那为什么还要去救助他们呢？这样一来岂不是助长了“不劳而获”的风气？

　　嘎玛仁波切：做慈善确实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如果仅仅是给予经济上的援助，有时候反而会滋长了一部分人的懒惰心理，这种情况是有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经济上的援助只能暂时改善他们的生活，教育却能改善他们的大脑，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社会面貌。所以我们不认为只有给人经济上的援助才叫慈善，相反从精神上彻底改变才是做慈善的智慧。

　　“郭美美事件投射出整个社会公益心的不足”

　　绅士生活：从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来看，中国官办慈善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本来需要救助的人们无法获得救助，您觉得我们的慈善事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嘎玛仁波切：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启蒙，还有很多法律法规上的不完善，早期我也曾参与过四川“红十字会”的一些工作。有一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明确：比方说对于一个路边乞讨的人，他有可能拿乞讨的钱回家去盖房子，我们应不应该给他钱？我们每个人也许都会觉得，不应该助长这种乞讨之风。那么当我们面临真正需要帮助的残障人士向你乞讨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也许给个两三块钱，好像我们付出了很多，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反过来再想一想，假如那个乞丐因为众人的布施而盖起一座房子来， 众人的慈悲让他成就了一个他一辈子的梦想。那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郭美美事件”导致整个社会不再给慈善机构捐款，是整个社会公益心不足的悲哀。医生缺德的有很多，老师缺乏道德素养的也不少，我们总不能因为这样生病了不去看医生，不送小孩去上学。我相信法律会越来越健全，继续关注慈善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也在做一些“一对一”助学，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的信息完全是畅通的，中间不经过任何人，这种做法效果很好。慈善捐助资金来自于社会大众，每一分钱都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账目透明也是给捐助者最高信心的来源。所以慈善还是要做，每个人的付出都像一滴水，众人的一滴水就能汇集成一条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能得到帮助。

　　绅士生活：从全球的趋势来看，最成功的慈善组织和机构并非来自官方，比如全球资金实力最大的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天主教以及基督教会、甚至包括台湾最著名的佛教慈善团体“慈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官办慈善会有哪些弊端？

　　嘎玛仁波切：首先就是行动反应快，这是第一要素。任何时候发生灾难，他们永远抢在政府的前面。我亲自参加过泰国普吉岛海啸、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也经历多多次赈灾活动，每次都发现这些民间团体总是跑在最前面。第二就是这些民间慈善机构账目的清楚，公开透明，这也是深得人心的原因。政府毕竟不是公益团体，政府慈善组织里面社工很少，大部分都是工作人员，这牵涉到工作人员的薪水问题。而宗教团体和民间慈善机构恰好相反，绝大部分都是由义务奉献的人组成，大家都是不求任何回报地去做慈善，对一般老百姓来讲感觉上就很舒服。而且因为宗教团队分布的范围很广，哪里发生灾难可以最快速地投入救援，而政府要开始组织人力财力，反而会慢一些。

　　西方民间慈善团体之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实力特别雄厚，其次是他们的项目也相对比较单一。比如艾滋病的救治，某种药物的研发，目标比较明确，也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不像政府的慈善机构是全面覆盖的，很难照顾到全面。

　　绅士生活：您非常推崇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慈济慈善会”，您认为他们做得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

　　嘎玛仁波切：大部分慈善会都停留在小范围和身边的救助工作，慈济会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仅号召台湾的佛教团体，甚至包括一些非佛教徒加入，有组织地在全球做一些救援工作。尤其是在账目的透明程度上做得非常好。对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灾难，他们总是能最快到达现场，他们了解民情，能迅速展开行动。这跟证严法师用佛教思想去管理慈济很有关系。他们最大的特点，就如之前所说，他们不像西方宗教团体那样，要求被救助的跟他们有同样的信仰。他们的慈善救助遍布在非洲、亚洲等全世界范围，从来不求任何被帮助的人接受佛教信仰，这也是很多人愿意接受他们的原因。

　　绅士生活：在您主持下也成立了慈善基金会，是否也在吸收慈济的一些成功经验？目前做了哪些慈善活动？

　　嘎玛仁波切：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教育为主，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有两个基金会。一个是“宁玛巴文教基金会”，早期在东南亚很多地方，曾经在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还有印度等一些地方，包括藏区，帮助失学儿童进行一些助学活动，帮助一些学校建立小型图书馆。我一直认为，要根本改变一个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本面貌，大规模的捐助衣物和药品是不够的，那只会让他们过上几天好日子，所以我们改用做教育的方式。另外一个在国外成立的“四重恩文教基金会”，所谓“四重恩”一是“父母恩”，对父母要孝顺；二是“国家恩”，对自己国家的要忠诚；三是“社会恩”，对社会的报答；第四是“三宝恩”，作为一个佛教信徒对佛教的感恩。透过佛教的教育，回归现代人迷失的民族自尊和对社会的恩德。另外我们也在做一些敬老的活动，目前在藏区有150多位老人在接受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的主要方向还是在助学和敬老两个方面。

　　绅士生活：在中国，民办的慈善机构有点举步维艰，实际上慈善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有学者提出了慈善“民办官助”的设想，您觉得这个设想是否可行？

　　嘎玛仁波切：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目前中国社会完全靠民间去做慈善的，不是很成熟。原因是在法律上还没有关于民办慈善应该怎么做的指引。在西方，很多民办的慈善会是企业家“洗钱”用的，他们必须在离世之前把遗产税交清，如果他们不交清遗产税，那么在他们的后代继承遗产的时候大部分财产将会收归国有。他们必须把自己名下的财产转移到多个人所有的基金会名下，基金会是不需要交税的，甚至还可以抵税，所有的捐款都可以作为报税，但是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制度。

　　我们的国家很大，完全依靠政府去解决很难照顾到方方面面。比如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仇富心态，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帮助等等，政府解决一部分，民间团体也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但是也有假借慈善的名义进行敛财的可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制度监督执行，很可能把慈善组织变成一个敛财工具。所以我认为政府作为辅助的监督作用还是必不可少的。

　　绅士生活：对中国想做慈善的企业家，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给他们吗？

　　嘎玛仁波切：中国目前做慈善的大多数是“蜻蜓点水”式的，这边学校助学就捐点钱助学，那边山体滑坡再捐钱赈灾，另外需要修路的时候再给钱修路……这种分散的单一的捐助方式往往让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学习西方慈善团体，专注于慈善的某一个方面，比如我们选择做助学，就一直做助学。比如专注某种疾病研究，可以花更多资金和精力在这个领域，让医学家有足够的经费去做研究。所以单一地成立某一项慈善基金，专注于某一个慈善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嘎玛仁波切：

　　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昌烈寺住持(活佛)，多年来在国内外教授藏传佛学，传播藏族文化，组织慈善活动。出版《与心对话》和《用好你的富缘》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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