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您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一个佛教家庭,家庭对您皈依佛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您出家之后,您父母也相继出家了?
答:福安民风淳朴,有深厚的佛教信仰基础。虽然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把寺院变成工厂或生产队,但在人们内心,还多少保留着对佛教的好感。我们家从祖母开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家中经常有出家人来往。这样的环境下,我从皈依到出家,似乎是水到渠成的,没有遇到任何来自家庭的违缘。在我出家后,全家六人都先后出家了。
2、怎么在宁德支提寺、闽侯雪峰寺体验寺院生活的?
答:去支提寺,是因为母亲发心到那里帮忙修补藏经,我就跟着同去,并以行者的身份住了下来。到雪峰寺的时候,已经明确将出家作为未来的人生道路。虽然当时对出家的意义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我天性就喜欢寺院的生活。后来通过闻思和修学,越来越觉得出家是我生命中的唯一选择。
3、1979年怎么在鼓山涌泉寺从普雨法师正式剃度的?“文革”期间,涌泉寺受到很大冲击,您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答:当时,鼓山涌泉寺正准备恢复,出家人不多,要从周边寺院找些人过去,我就从雪峰到了鼓山。涌泉寺在文革期间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寺院变成了园林景区,出家人多数被赶回家去,一部分留下变成了园林工人,而且要改僧装为便装。我师父普雨老和尚也是如此,还被打成黑教头,吃了不少苦。
4、怎么对戒律和唯识情有独钟?
答:学戒律,和广化寺圆拙老法师有关。圆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大师,非常重视戒律弘扬,视之为住持正法之本。所以在主持恢复广化寺期间,有心成就几位年青僧人学律,并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修学环境。藉由这个因缘,我得以在广化寺安心读了几年律典,对我后来思考僧团建设等问题有莫大帮助。戒律不仅是三无漏学之一,是修行不可或缺的基础,还代表着佛陀建立僧团的管理思想,是佛教健康发展的指南和保障。后来在教学中,我也多次开讲戒律,对一些律典作了解读,有两百多讲音像,已经出了五本,还有一百多万字的书稿在整理中。
说到唯识,也不完全是我的主动选择。我在佛学院学习时,对唯识和中观都有兴趣,不分伯仲。在福建佛学院担任课程后,因为教学的因缘,就对唯识下了更多功夫。在深入学修的过程中,发现唯识对心性的挖掘、修学原理的开显,以及认识和世界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即使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也可以从理性的层面接受。而且唯识是立足于妄心建立修行,更适合普通人契入,所以在弘法中也运用得更多。
5、禅宗在佛教历史上,有其激进的一面,不喜欢一级级阶梯,而追求顿悟成佛,是否就能摆脱戒律的束缚?像济公一样酒肉穿肠过,您认为是否也是可以修行得道的?
答:用“激进”来形容是不恰当的。佛陀说法是应机设教,即现代所说的因材施教。因为人有钝根和利根之分,所以依此建立了顿渐两套系统的修行。顿悟是直接立足于真心,故能“一超直入如来地”,但这只适合上根利智,属于精英教育。或者说,是针对特殊人才实施的特殊教育,不具有普遍性,更不能因此否定传统的修学次第。
此外,禅宗也不否定戒律的修行。虽然禅宗提倡“搬柴运水无非是道”,似乎不讲究形式。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为严格的修行。因为它直接立足于起心动念,要时时保持觉知,这种用心是绵绵密密的,贯穿于一切时,一切处,可以说,比重点落在身口上的持戒更微妙,要求更高。
至于我们现在对济公的印象,更多是来自各种文艺作品的演绎,其中有不少以讹传讹的误读。事实上,这样一个成就者的游戏神通,并不在常人理解的范畴。要知道,济公的行为不是一种修行,而是一个成就者的示现。对于没有证量的凡夫来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罢了。济公也特别告诫说:学我者是要下地狱的。最保险的,还是按戒定慧的常规理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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