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山比丘”合影1982年，演莲、界诠、济群、圆智、毅然、性光、学诚等僧青年先后来到广化寺，圆拙老法师从他们的身影里，仿佛看到了中国佛教的希望之光正在从南山冉冉升起；也看到自己的夙愿将要在广化寺完成。为了成就他们学律的因缘，老法师亲自不厌其烦地给予辅导和鼓励。
其中五人因一同在小南山学戒，被誉为“小南山五比丘”。八七年毅然法师任广化寺方丈，界诠师任教务长，后来24岁的学诚法师继毅然法师之后担任方丈。后来，圆拙法师圆寂，这几位青年法师也逐渐到国内外弘法，成长为当代佛教的中坚力量。
济群法师
说起广化寺，在佛教界大概是无人不知的。这么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怎么会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闻名的道场呢？这要归功于圆拙老法师。圆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律师，持律严谨，生活朴素，并发心致力于建设一个如法的修行道场，成就僧众修行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广化寺在印尼的常住子孙想发心修复祖庭，建设广化寺。德高望重的圆老正好是这个寺庙的子孙，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他的身上。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座传统、庄严而朴素的道场终于修建完成。寺院修建完成了，很多人可能会争取对外开放，并发展旅游，吸引游客，圆老的想法却恰恰相反。他希望道场能够如法而清净，成就僧众学习修行，避免外人打扰。
很多道场，尤其是风景名胜的地方，一般都要卖门票，广化寺却不卖门票；许多寺院都有旅游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方便，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广化寺却没有任何旅游服务设施。加上广化寺地处莆田这么偏僻的地方，自然很少有人会特意去参观，从而保持了寺院的清净。在生活条件上，寺院则尽量让僧众过着简朴的生活。
比如在饮食方面，吃饱当然是没问题，不过菜就比较简单了，通常以咸菜、剩菜居多。苦瓜成熟的季节，可能一个月都吃苦瓜。我当时胃不太好，经常吃完饭，在走回小南山的路上就边走边吐，到房间时往往所剩无几了。穿的衣服是墨染衣，我们的圆老就是穿这种衣服的模范人物。诸位可能搞不清楚何为墨染衣？墨染衣，是将白布用墨汁染后做成的衣服，本人也参与制作过一件。穿着这种衣服，哪怕在煤球上滚三天也看不出衣服脏了。常住每月发给僧人很少的单资，印象中是5元还是10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特别有道心的僧人才能住得下；要享受、讲经济的人绝不会跑到那里去的。
“文革”之后，佛经几乎不太容易见到。老法师率先在广化寺开办了佛经流通处，大量印刷经论及佛学基础读物，并发往全国各地，很多人因此才有机会读到佛书。他又在广化寺开设佛学院的预科班，培育佛学人才。常住僧众平常到田地里干活，对想修行的人，寺院设有念佛堂，成就僧众念佛修行。寺院终日佛号音声不断，洋溢着浓厚的修行氛围。
圆老自己觉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成就了五位青年法师学律。这五个人是性光法师、界诠法师、毅然法师、演莲法师和我。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1987年，前后大概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我们几个人先是住在藏经楼上，起初连南山三大部的书都没有，就从别处借来抄写。一部书抄下来大约要花上一年的时间，然后才开始研究。大体上是靠自学，每天读五页，细嚼慢咽，花了数年时间，才把三大部读下来。我1985年才到广化寺，那时候三大部已经有好几套，根本不用抄了。我在学习戒律的时候，相对学得比较粗，更为惭愧的是，没有认真去实践，只能说是懂得一些戒律的皮毛知识而已。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将来我们几个人中，界诠法师对律学的贡献和成就大概会是最大的。
圆老对我们很慈悲、很关照，觉得我们住在藏经楼不方便，特地在寺院右边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地藏殿，又称小南山。地藏殿不是单独的殿堂，附带着12个房间，以及相应的卫生设备，四周还有围墙，避免外人闯入，干扰法师们的清修。小南山的环境非常好，种了很多树木花草。当时，住在小南山的法师，有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这么大的地方，只住了三个人，有一种很宽松的感觉。1985年我自学了一年戒律兼看《俱舍》，1986年福建佛学院教师、管理人才告缺，我们几个人就被请出来了。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帮忙讲课;毅然法师负责管学生。我们经常吃完饭就从溪声阁、观音殿，沿着广化寺后面的山路，散步到小南山。观音殿的旁边有一棵大橄榄树，生橄榄的季节，树上果实累累。有时我们就带着学生到后边捡石头扔橄榄吃，有时带着学生到后山玩，让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中，学会放松。
八十年代末期，朴老到广化寺，以“一入山门长道心”的诗句赞叹广化寺。的确，任何人只要进入广化寺，就会感受到庄严、清净的氛围。尤其是参加了二时课诵、过堂吃饭，感受更为深刻。这要归功于一位出色的僧值师--定妙法师，每次过堂吃饭的时候，他老人家几乎都要表堂，指出当天发生的不如法现象，像部队训练军人一样，对僧人的威仪进行严格的规范，以达到如理如法的标准。上殿也一样，念佛堂、佛学院的学生都是排队出来，整整齐齐地鱼贯而入，任何人有不合威仪的地方，僧值师都会帮你纠正。
我在广化寺住了4年，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4年，学习戒律、研究俱舍，同时也在福建佛学院担任唯识课程的教学。当时毅然法师当方丈，界诠法师当教务长。我在广化寺的生活，只管上课，不必干其它杂务。当时的我有一种原始的单纯，思想很简单，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上课、吃饭、散步、禅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中国佛学院邀请我去讲课，这才离开了广化寺。
广化寺原来是子孙道场，在圆拙老法师手上改为十方丛林，礼请毅然法师为住持，奠定了广化寺道风的基础。继毅然法师之后为学诚法师。学诚法师24岁就开始担任广化寺的方丈，到目前已经连续干了好几任，广化寺依然清净庄严。一种风气的开创、形成固然不易，而能长期保持也是一件艰难的事，学诚法师可谓年轻有为。
界诠法师
1980年我考上中国佛学院，读完以后又去广化寺，1991年再回到平兴寺。
在中国佛学院，我们是改革以后恢复的第一届学生。我在北京住了五年。中国佛学院毕竟是个学院，我是一个出家人，要过出家人的生活。听说广化寺可以学戒，所以就到那里。
1985年，我去莆田广化寺亲近圆拙老法师，广化寺在全国比较特殊，赵朴老说是“样板丛林”。我是没读多少书学生，也没认得几个字，读古文有一定的困难。后来圆老就教我们一些方法，一天读五页，反复地读，这样坚持学了两年。当时福建佛学院在广化寺，圆老让我来帮忙管理兼教学，在那里先后住了七年。
我在广化寺学戒，《南山三大部》都没学完。当时有五个人，所谓“五比丘”在一起学戒。圆老想劝年轻人学戒，但大家都不学。因为学戒，一个是文字难学，守戒也比较困难，也没有这个气氛，慢慢地就没有人学了。
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我又回到太姥山平兴寺——我是1978年在这里出的家。改革后期，平兴寺这片地方还是个农场。改革开始时县统战部把一些僧人集中在这儿办了一个农场，叫“佛教徒茶场”，种茶、种树、种药材。我返回的时候，只有三间屋子。
当时出家人不是穿僧装，而是穿俗装，完全是从事生产劳动。我在这儿第一年还帮记工分，那时候也没信徒，没有任何供养，完全是靠自己劳动维持生计。
1992年前后，台湾有一个法师想在大陆办僧伽教育。找到我，我很不客气地回绝对方，当时办僧教育几乎都是不成功的，说得更难听一点是失败的。不过，现在还好一些。
后来那个法师亲自过来找我，我说：“要不谁愿意学就学，山上不怕寂寞的，原先路也没那么好，都是泥巴路。”他说：“行啊，你就成就人家学习吧。”于是就开办了“普隐学堂”，学堂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普隐”的意思就是做个普通的僧人，把所有功德都隐藏起来，不要彰显。
1994年，我突然不想办了，因为太辛苦，生活也很困难。一个月给僧众每人10块零花钱，就是10块钱有时也发不下去。粮食自己种，蔬菜也自己种，只是买些配料而已，生活很简单。到了春天山上长了竹笋，就打竹笋，大家就吃这个东西，生活条件很艰苦。
就在1994年下半年，突然来了几个比丘要跟我学戒。我说：“还学戒?人家都不学了，你们还要来学戒?!要学，你们自己学吧。”他们说没书，我就帮他们找了一些书。
1994年的时候，圆拙老法师、妙湛老法师请我去当福建佛协会长。实在无法推脱，我就去了。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活动都不参加，我做不来，就静静地住在这里。1998年，一届任满我就辞职了。
1996和1997年，我们在福建传了两次戒，其中在广化寺搞了一次规范戒，一百零八天，我去讲了几堂课。于是来了二十几个人，到平兴寺来学戒。慢慢地人多起来，学习就进入一个规范的状况。我带着他们学戒律，一学就是十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