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

孔子

　　从教育学的角度说，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往往是教育成败的关键。对此，孔子与佛陀二人都深得个中三昧，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两人所用的主要方法又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是不是“英雄所见”，可以“见仁见智”地讨论，但其“行之有效”，却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孔子主张“因材施教”，而佛陀则认为要“对机说法”。因材施教，其意是说，教育要针对学生的特点而采用不同的方法，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对机说法，则是指要善于把握弟子不同的根性而运用相应的教化方式，如此才能有效地传达教育者的意图，而受教者也能准确及时地领会其中的精神。为更清楚地表述孔子与佛陀二人的教育方法，下面略作展开加以说明。

　　孔子教学，能够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材施教，他很早就注意到人的智力有高中下之别，并且说：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是说，对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可以对他说高深一点的学问；对中等以下智力的人，则不可以讲过于高深的内容。为此，孔子总是深入了解弟子们不同的志趣、智慧和能力，善于掌握每人的特点，应用不同的教育。《论语》里记载着不少孔子对弟子的评语，如《先进》篇说： “柴（高柴）也愚，参（曾参）也鲁，师（子张）也辟，由（子路）也喭。”同篇还列举弟子的专长，如： “德行： 顔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 冉有、季路。文学： 子游，子夏。”他曾对冉求说，凡事要抓紧做，不要拖延，此是因为冉求胆小怕事，所以孔子这样鼓励他；子路胆大莽撞，孔子怕他冒失惹祸，故教他遇事先退一步，等请示父兄后再去做。再说，同样是问孝，孔子对孟懿子、樊迟、孟武伯（孟懿子之子）、子游、子夏等人的回答，也各不相同，此乃因人因事之异而易其说，而其根本旨趣未尝有变。

　　作为老师的典范，孔子“好学不厌，诲人不倦”，而又“循循然善诱人”。《论语·述而》提到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正是他在教学中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特点的具体表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学生思考问题不到急切求解时不去启发他，不到想说而无法表达的时候不去开导他。假如教学生一种知识之后，他不能运用这种知识去解决类似的问题，那就不再教他新的知识了。孔子认为，应当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动脑筋，深刻思考，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如此才能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同时，孔子还主张学与思相结合，他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学与思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是疑惑不解就是一无所获。此外，孔子从教多年，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经验，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教学相长”等有关学习方面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是历久常新。

　　佛陀是觉悟的大智慧人，其教育方法像孔子一样也很多，且能随机应变，对机说法，倘以《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话来说，是谓：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亦即如孔子一般因对象不同而异其说，言词巧妙，生动形象，使不同出身及知识深浅不一的对象都能各得其所，从中获益。

　　从总体上说，佛陀说法是戒、定、慧三学并施。他先教戒学--戒律之学，培植学生的品德修养，此与孔子教学首重德行的做法是一致的；次教定学--禅定之学，使弟子们的身心得到锻炼，此与孔子教学除“六经”之外，又设“射”（射箭）、“御”（驾御马车）之课相类似，所不同者，在于射、御之术，系动态的体育训练，而禅定之学是以打坐为主的，以静态的方式进行的，二者均可达到强筋壮骨、和人心血之效；最后教以慧学--智慧之学，注重开发弟子先天本有的智慧，即佛教常说的“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如果用儒家经典--《大学》开头的一段话表示，是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意则庶几近之。戒、定、慧三学，先后一贯，秩序分明，而佛教经、律、论三藏正是依此精神编辑的，是为四众弟子修行实践及研究之准绳。

　　具体而论，佛陀教化弟子不外言传、身教两个方面。就言传方面来说，他主张“对机说法”，通俗一点讲，就是针对弟子的各自特点进行化导，这与孔子“因材施教”完全一致。比如，佛陀有一弟子，名叫周利槃特，他禀性愚笨，近于痴傻，同参（同学）们教他四句偈子，他学了几个月也记不住。为此，佛陀决定亲自来教，并只让他学“拂尘除垢”四个字，又让他做拂拭比丘鞋上尘土的工作，一边拂拭，一边念诵这四个字。时间一长，心里的烦恼业障渐渐消除，人开始变得聪明了，不但记住了偈子，领会了其中的含义，而且智慧日长，终于在某日忽然开悟，证得阿罗汉果，成为人们熟知的“十八罗汉”之一。又如另一位弟子名为闻二百亿，原先为弹琴的乐师，家境富有，出家后精勤修道，由于用功过度，损伤了身体。佛陀知道后，便对他说，修行如同弹琴，琴弦太紧容易绷断；琴弦太松又弹不出声，所以，必须松紧适当，取其中道，方能奏效。闻二百亿依之而行，身体很快复原，进而遂有证悟，成为佛弟子中精进第一的长者。

　　现代教育讲究启发式教学，此种方法不但在孔子那里已见其雏型，而且在佛经里也常能看到，以《大宝积经》第三十回《妙慧童女会》为例，妙慧童女问佛“云何得端正身，乃至临终诸佛现前”等一系列问题，宾主双方相互问难，辗转反复。最后，佛陀揭示出十点有关人生的妙谛，即属此类。再如《楞严经》里“七处征心，十番显见”一节，则是由佛陀发问，命弟子们分别解答，然后随其所答，佛陀再作恰当的评判与指正，这种做法既与孔子 “循循善诱”的作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颇与现代俄式西门纳尔教学法--先由学生讨论，提出问题，教师再针对问题解答--相合。由此可见佛陀在教化弟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说到身教，佛陀总是以身作则，堪为弟子的表率。此类事例散见于许多佛典中，一位比丘平日里不肯照顾病人，到了自己生病时，别人也不理睬他，他感到很痛苦。佛陀得知后，亲自为他喂药，替他擦洗身体，并讲道理给他听，要他康复后多为病人着想，尽自己的爱心。与此相对应，《论语·卫灵公》记载的一件事，表明孔子为人做事的态度。其中说： “师冕见。及价，子曰： 阶也。及席，子曰： 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 与师言之道与？子曰： 然！固相师之道也。”

　　这段话说的是，乐师冕来看望孔子。乐师是盲人，孔子出来接他，扶着他走，上台阶时，告诉他这里是台阶。等到了席位，又告诉他这里是席位。大家坐下来之后，孔子又说某某坐在左边，某某坐在对面，都一一仔细介绍。师冕走了，子张就问老师接待他为什么有这么多规矩，是因为他是乐师吗？当然，孔子回答说，不仅因其官位要如此待他，对盲人也更应如此。此外，有一次佛陀受阿耆达国王之请，赴该国结夏安居。由于中途变故，佛陀与五百弟子没有受到供养，加上该国遇上灾荒，谷米昂贵，乞食难得，弟子们饿得东倒西歪。此时恰逢一贩马的佛教信徒经过此地，见此情形，遂将随身带来喂马的麦子供养佛陀。佛陀高兴地接受了，并带头津津有味地嚼食马麦，使弟子们深受感动。就这样佛陀与弟子们一起在树林里安居，以马麦充饥，度过了三个月的艰难日子。佛陀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教育弟子在遇到特殊困难时，所应取的态度及如何克服之方法。对此，《论语·卫灵公》所说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其情况与上述类似，当时弟子及随从不免有不满情绪，但孔子却很镇静，一如既往地讲学、弹琴、唱歌不止。这种情绪立即感染了大家，共同度过了难关。佛陀与孔子以他们自己的身教表明： 身教重于言教，此举对弟子的教育无疑是极为有效的，至今仍受到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概而言之，孔子的教育观与佛陀的教育观确有许多相似、相近或类同之处，也在相当程度上涉及到现代教育学的内容及其对教学规律性的认识，困此直到今天他们的许多思想和方法依然被运用于日常的教学实践中，比如因材施教、对机说法、教学相长、言传身教、温故知新等等，均富有深刻而精到之内涵，成为宝贵的教书育人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孔子与佛陀都十分重视教育，并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不断总结经验，所以他们的教育事业都取得了足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且不论他们各自弟子众多，桃李满天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最高的思想理论皆深得传人，师徒间最根本要义之传承（指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已达到心心相印、密契无间的程度。本来，孔子学生中堪于传道者有两位： 一位是顔渊，可惜早亡；另一位是曾参，孔子晚年传道给他。《论语·里仁》如是记载： “子曰：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 唯。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刚说了一句“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心里就已明白了，两人之间不用再多说一句话，但孔门其它弟子却不明白，因此纷纷围上来询问。这点与佛教禅宗的传法情形颇为相似。佛陀晚年，住在印度的灵鹫山（简称灵山），有一天说法时，他一反常态，不发一言，而是拿起一朵曼陀罗花，向大家示意。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佛陀是何意，人群中唯有上首弟子大迦叶对此心领神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于是，佛陀向大家郑重宣布：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联灯会要》卷一，《卐续藏经》第136册。）

　　此即禅宗门庭流行的“拈花微笑“的传法典故。虽然，佛陀堪于传道的弟子有不少，但数禅宗一系的传法境界最高、最有意思，因而流传也最广。

　　孔子与佛陀，一位传道，一位传教，其最高宗旨相去无几；他们的教育观点及成果也难分伯仲，所不同的是，前者深入人心，备受国人注目；后者尚有待发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