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一生没有进过学校念书，不要说没有小学毕业，我连幼稚园的毕业证书都没有，但这不表示贫僧没有读书学习。所谓「活到老，学不了」，贫僧到了这把高龄，因为眼睛看不到，还要徒众轮流读书给我听。

　　回忆幼年，贫僧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完整的家庭教育，但生性有一个「自我教育」的性格。所谓「自我教育」，就是「自觉」，觉察到自己需要学习做人，需要学习做事，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所以，回想起幼年时期的我，应该是一个礼貌的孩子，跟随外婆，经常在各个佛堂走动，好像在周遭的人事，也从来没有人责骂过我或嫌弃过我，他们都喜欢我这个小孩。大概贫僧的幼年也有讨人喜欢的条件吧！

　　记得我幼小的时候，听外婆在佛堂里唱的诗歌：「善似青松恶是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又例如〈因果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隔八十多年，至今，当时唱诗歌的那许多情况，如同还在我的目前。

　　我虽是一个男孩子，但我喜欢做家务，扫地、洗碗、烧火，甚至于偶尔做一点简单的饭菜，非常勤劳地从事家庭工作。因为家贫，不得不帮助父母解贫救难，还在幼童时期，我就喜欢拣拾人家丢弃的废物，像杏仁的子、李子的核，人家吃了就不要了，我把它聚集起来，卖给中药店，也能换几个零钱。

　　我也经常早晨拣狗屎、晚间拾牛粪，狗屎可以做肥料、牛粪可以当柴烧，还记得换来那几个小钱给母亲的时候，她非常的欢喜，我也很高兴。尤其在十岁那一年，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家乡给战火烧得面目全非，房屋也都烧光了，到处都是瓦砾。我和另外一些同伴，就从那些瓦砾中，挖掘一些铁钉、铜片，也可以卖几个钱。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一种资源回收吧。

　　那个时候，倒也不是完全为了赚钱，我想，人生就是一种学习，自己不能像一般的儿童可以到学校里念书，但我可以学习做人、学习做事，也不算荒废童年的时光。

　　我在初出家时，虽然年龄只有十二岁，但也不是全然无知，可以说，也能认识几百个汉字。那都是从不认识字的母亲，在我讲话错误、说话不当的时候，告诉我正确的语言应该怎么说而认识的。我也曾经上过几天的私塾，应该帮助我认得几个字。

　　出家的时候，师父跟母亲承诺可以给我念书，实际上，当时身处硝烟弥漫的战区，僧团也一样三餐难继，平时也没有人提读书这件事。偶尔有一位老师要来上课，敲钟集众时，大家反而奇怪的相互问道：「为什么要打钟？有谁来教课呢？」

　　其实，教我们的老师也没有学过教育，可能也没有读过什么书籍，只是年龄比我们大、参学时间比我们久，我们都尊之为老师。有时候为我们上课，写黑板的板书，连位置都不适当，教书时解释词汇，也感觉到不很高明。尽管如此，我就从不高明的教学中，学习到自己以后应该要怎么样写黑板、怎么样解释课文的词句。所以我觉得，有好的师资，固然是我们学子的福气；没有好的老师，只要他正派、拥有知识，从不高明、不究竟里，也能学到一些道理吧。

　　现在回忆起来，贫僧在栖霞山寺七、八年的岁月，课程确实有些讲不好，有的太深奥。例如，老师跟我们讲「如来藏」、「十八空」、「八识二五五」，我完全听不懂意义，或者讲《因明论》、《俱舍论》，我听了真是如聋若哑。记得有一次，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很惭愧，就是现在叫我来讲说，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那个青少年的我不懂得这个意义了，只得去别的书上抄录一些来应付交卷。

　　老师批示下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还甚为得意老师批了诗句给我。后来学长跟我说：「两只黄鹂在叫，你听得懂牠在叫什么吗？一行白鹭鸶在空中飞翔，你了解是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不懂。」他说：「所以老师讲你写的是『不知所云』。」我惭愧不已，不敢再随便乱说。偶尔也会有一些作文，我从其它的书上抄写下来应付老师，老师又批示：「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自觉这种抄袭，给老师视破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抄袭别人的文章。

　　在栖霞山参学期中，不准外出，不准看报，佛学经文以外的书籍，当然更不可以碰触了。但有一次在路边，见到一本不知道谁丢弃的《精忠岳传》小书，彩色的封面，画著岳飞跪在地上，他的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这四字，好像触动了我的心弦，我觉得做人应当如是。后来，我把「精忠报国」的理念用于生活，忠于工作、忠于承诺、忠于责任、忠于信仰。现在回想起来，《精忠岳传》就是当初第一本对我启蒙的书籍了。

　　老师教的佛法，我虽然不懂，但是在图书馆里，有一本黄智海著作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让我看得真是忘我入迷，觉得佛教真好，原来有一个净土极乐世界，那里面有自然界的美景、社会人事的和谐，所谓「七宝行树」、「八功德水」，那么美好庄严、那么和乐安详，实在是人生的天堂啊！对于修行学道，就感到更增加信心了。

　　贫僧非常侥幸地，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登坛受比丘三坛大戒。戒期中，除了睡眠不够、饭食不饱，老师的打骂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假如说有的话，就是觉得在受戒期中，什么苦难、什么委屈，一切都是当然的，因为自己正在受教。想来，贫僧能熬过青少年时期遭受的专制、委屈，主要的就是靠着自己把打骂、责难都视为是「当然的」。

　　在受戒之后，除了偶尔课堂里的学习，我就更加投身于苦行的行列。挑水、担柴，光是行堂，每日三餐为人添饭、洗碗，就做了六、七年。在大陆，严寒的冬季，每餐在冰冷的水里洗几百个碗盘，手掌都冻裂破绽，还可以看到鲜红的肉块。要再下水洗碗，实在痛彻心肝，但除了忍耐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所以，回忆起人生，忍耐苦难，实在是青年学子学习的增上缘。如果有人越是能经得起刻骨铭心的苦难，能够忍受得了，他必然越是能够成功。贫僧觉得，发心苦行也能开悟。

　　贫僧在栖霞山受教的期中，自觉有三次最为受用：

　　第一次，抗战初期，栖霞山的乡村师范学校撤离到大后方（重庆）去了，所有散落的书像《活页文选》，在路上遍地皆是。后来，我们把它拣回来，成立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活页文选室」。佛书我看不懂，就看小说，从中国的民间故事《封神榜》、《七侠五义》、《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世因缘》，一直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于《格林童话集》、《安徒生童话集》、法国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乃至英国《莎士比亚全集》、苏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印度泰戈尔的诗集等许多大文豪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是一知半解，但从中也是获益无穷。

　　第二次，除了眼睛看书学习以外，耳朵也很帮忙。那许多年长的前辈，他们虽不是很有学问，但讲起佛教来，历历如在眼前，往事、历史，听得我如醉如痴、心仪不已。例如：圆瑛法师和太虚法师结拜兄弟，仁山法师的大闹金山，「洞庭波送一僧来」的八指头陀，清凉寺静波老和尚的种种轶事，印光大师的《文钞》，弘一律师的才子佳人等等。

　　第三次，最重要的，应该是礼拜观世音菩萨的体证。承蒙佛菩萨的加被，让贫僧从少年的星云，而可以一跃为青年的星云；从无知的佛子，到对佛法深刻体会的修持，从愚痴懵懂，而慢慢知道一些般若智慧的讯息，这大概是受益最大，我应该感谢诸佛菩萨的慈悲恩德了。

　　十八岁那一年，也是抗日战争的末期，我到了焦山佛学院，贫僧应该懂得自学了。每个月我发行一本刊物，内容都是自己手写的，并且把它命名为「我的园地」，读者只有我一个人。内容包括卷首语、社论、佛学讲座，也有散文、小说、诗歌，甚至编后记。因为都是自我抄写、自我练习，文字的力量深深的刻印在心版上，这对我后来写作，对多方文体看起来都能应付，应该关系很大。

　　尤其这个时候，胡适之的《胡适文存》，梁启超的《佛学十八篇》，王季同的《佛学与科学的比较》，尢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以及《海潮音》、《中流》月刊，对我也帮助很大，我每读到好道理，都把它记在笔记本上。甚至鲁迅、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等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也让我非常向往，乃至陈衡哲的《小雨点》、冰心的《寄小读者》等，我都受了一些影响。

　　在焦山授课的老师就不像过去简单了。我记得有当初太虚大师门下第一佛学泰斗芝峰法师，有北京大学教授薛剑园老师，有善于讲说《俱舍论》的专家圆湛法师，还有一些老庄哲学、四书五经，甚至于代数、几何等课程。我在那一、两年中，如饥如渴的饱尝法味。一有空档，还有一些小文、小诗投稿在镇江的各个报刊，给予自己的鼓励很大。

　　我在焦山，除了写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给我生死未卜、不知何在的父亲，以及〈平等下的牺牲者〉，还写了一篇〈钞票旅行记〉，虽然自己没有用过钱，但是贫僧有一个头脑、有一点新思，真好像自己开悟了一样，学什么都感到得心应手。

　　在焦山期间，还有半年就能毕业，因为对院方的改制不满，我放弃了毕业典礼，写信获得家师的同意，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冬天，带我回到祖庭大觉寺礼祖，并且在乡下一个学校里做一名小学校长，让我学以致用，给我一个「做中学」的试验场所。

　　甚至，后来到南京担任短期的住持，对于过去青少年期间学习的丛林规矩，加以运用，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就好像海陆空三军一样，我参学过佛门的律下宝华山学戒堂，宗下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宁寺的禅堂，教下焦山定慧寺的佛学院等，虽没有深入，也都能沾到一些理事圆融。影响所及，现在贫僧也自己能做戒师了，在佛光山多次传戒，对于有些规矩也能做一些改进，这不能不归因于当时参学各宗各派时扎下的基础。

　　在南京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我和道友们在华藏寺提倡「佛教新生活运动」，以白塔山办《怒涛》杂志的经验，就推动起革新旧有的佛教，向新佛教迈进一步了。这也算开拓了我的思想，成为我走上弘法利生的最大助缘。

　　来到台湾以后，虽然贫僧不是什么很高明的人，但乐于与人同享知识。在中坜圆光寺挂单的时候，就有不少的人，三、五人一组，由我跟他们讲授国文、浅显的佛经。尤其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时代，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一面教学相长，一面服务行政，一面率领学生修持。边学边教，一个学期忙下来，应该消瘦不只七、八公斤，可见贫僧对教学的热忱和用心了。

　　后来到了宜兰，贫僧不会音乐，但我为大家做了许多歌词，如：〈弘法者之歌〉、〈快皈投佛陀座下〉、〈西方〉、〈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我不懂文艺，只是稍懂一点文学，却在宜兰开起文艺班授课；也是有限的佛法，竟在那里讲经开座，弘法利生。

　　渐渐的，经常有各界人士来拜访，见到我，教书的老师，谈一些教育的经验；商界人士跟我谈经营买卖的过程；军人来了，讲一些军中战争的情况；政治家也会说一些政治的人我是非……，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大陆一些学者、专家、名流集中到台湾来，他们也不容易找到对象谈话，知道在宜兰雷音寺小庙里，有一个能与人对谈的和尚，所以就来找我谈论了。

　　我得到他们的教导，和一名学生一样，每天有很多的老师好像送上门来似的，教我学习百科全书。我就这样跟着大众学习，把社会当为学校，不要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师了。

　　这些学习，让贫僧感到，眼睛像照相机，耳朵像收音机，鼻子好像侦察机，舌头好像扩声机，身和心的联合作用，就可以随机应变，人身也就好像是一部机器，在思想上可以自由运转了。

　　从这些点点滴滴，贫僧感到学习的不只是学问，而且是要具体的实践。好比贫僧最拿手的是煮饭菜，而参与最多的却是建筑，要建房子得先从搬砖、搬瓦、挑砂石、拌水泥等着手，必须实际去工作，而不是只在旁边口说动嘴。

　　民国五十六年（1967）的时候，因为一位初中毕业的木工，为我在高雄建设普门幼稚园的因缘，我就带他一起到佛光山来开山。这位木工就是萧顶顺先生，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非常聪明伶俐，他和我都没有学过建筑，也不会画图，我们就在地上用树枝比画，讨论要多高多长。就这样，从开山初期到现在，几十年佛光山的建设都是他们原班人马，没有换过。他自己家里祖孙三代，后来也都在这里一起参与建设。

　　我也因此跟着他们一起工作，从钉板模、绑钢筋，甚至最早丛林学院的道路、龙亭、大雄宝殿丹墀，到后来灵山胜境广场等，铺设水泥的时候，还都是贫僧和佛学院的学生们用铁尺一格一格划出来的。

　　至于典座做饭菜，那就等于一名小厨，一定要先从洗碗、洗盘，洗菜、切菜开始，然后才能动锅动铲，慢慢成为给人接受的厨师了。

　　贫僧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喜欢教育，也倡导教育。就在不久前，全台湾一百七十多位大学校长到佛陀纪念馆来开会，教育部指示贫僧和全部的校长讲话；接着我们的南华大学林聪明校长、佛光大学杨朝祥校长，也要贫僧跟他们全校师生、干部讲话。我以自己的经历，讲述自学、自觉的学习过程。

　　自学是孔子的教学，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觉是佛陀的教法，所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是这些自学、自觉的经验，成就了现在贫僧的行事、贫僧的思想、贫僧的观念、贫僧的做人处事、贫僧的举一反三、贫僧的理事圆融、贫僧的僧信平等，甚至对于佛法妙理的体会，让贫僧的一生都感到非常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