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果法师(以下简称为师)於一九一三年七月廿四日，诞生於四川省自贡市自井县大山铺石子岭张姓盐商家中取名“子君”。家中兄妹三人，师排行第二。师之父信仰道教，师五、六岁时曾依父命皈依过一位年高道长。

　　一九二零年—一九二五年，师先入私塾，後入学堂。十四岁高小毕业後，因家贫而辍学，遂投奔成都亲戚家当学徒工以谋生。後染伤寒，病愈始知父已於二月前仙逝。而师之母前此已殁，师未及成年，已成孤儿，於是萌生出家之念。

　　一九三零年师十七岁，往新都宝光寺进香，礼佛後，向知客僧表明出家愿望。宝光寺退隐老和尚贯一，感其笃志，介绍班首僧广渠老和尚为师剃度。师时年十七岁。

　　一九三一年师十八岁，师随广渠和尚返圣寿寺。寺为子孙庙，仅师徒二人。此期间师读《禅门日诵》及经史子集百家文章。

　　一九三三年师二十岁，广渠上人发心朝山，临行叮嘱师去文殊院授戒。当年冬师回成都，入文殊院受具足戒。得戒师即法光(道悟)老和尚。

　　一九三四年夏，师廿一岁，重庆华岩寺创办的天台教理院招生，师先行致函报名。经数次告假，才得允许。七月十五日乘木船达重庆，入天台教理院，学习《天台四教仪》、《楞严经》、《地藏经》等经典两年。

　　一九三六年，师廿三岁，是年秋，太虚大师和法尊法师领导的北碚汉藏教理院(以下简称“汉藏院”)第二届普通科招生，师即约同学数人前往报考，幸得录取。八月中旬入汉藏教理院读书，受教於太虚、法尊、雪松法师，同班有惟贤法师等。

　　一九四零年夏，从普通科毕业，升入专修科。

　　一九四一年夏，从专修科毕业，学生生活自此结束。毕业後，师留校教课，教授的主要课程有法相唯识学的经论，如《五蕴》、《百法》、《因明》、《解深密经》、《摄大乘论》、《二十论》、《三十论》、《成唯识论》等。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汉藏院的许多外省法师纷纷还乡，教务主任一职任缺，太虚大师和法尊法师荐正果法师继之，院务会决议通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为悼念太虚大师圆寂，师着文“依止大师的回忆”，发表在五月号《海潮音》上。

　　一九四九年夏，师与惟贤法师再会。其时，全国即将解放，惟贤法师问师：解放後你怎麽办？师答：有些人劝我去香港或台湾，我决定不去。佛教的根在祖国大陆，我还要为解放後的佛教出力，此志坚决不变。

　　一九五零年春，汉藏院行政领导班子改组为院务委员会，由教职员工与学生组成，大家公推师为主任委员。

　　是年，政府号召开荒种田，师即发动全院师生、工友利用空闲时间开荒，栽种红苕二十余万颗。

　　汉藏院经济原以地租收入为主，解放後，这种经济形式被废止，因此全院师生、工友在放暑假以前，共同开大会五天，讨论院事，最後决议停办。

　　教职员工及学生要求继续学习和工作的，由文教部解决。教具、房屋等由西南文教部接收。

　　一九五零年秋，正果法师为汉藏院善後之事来北京向法尊法师汇报，法尊法师即命其留住菩提学会(会址在今北海公园永安寺内)协助工作，辅导信众学习。

　　一九五二年，北京菩提学会人员登记表记录“释正果四十二岁，癸丑七月二十四日生，汉族。”同年，应北京居士林理事长周叔迦之邀，担任居士林常务讲师，指导林员学习经教。其间为四众(包括随喜听讲的僧尼)讲述了多部净土典籍和禅宗论着。居士林在师的倡导下恢复了学修并重的传统，得到周老居士和广大林众的欢喜称颂，居士林也因此名声远扬。师任常务讲师至一九五八年居士林被迫停办为止。

　　一九五四年，三时学会设立研究室，请师任主任并负责招收了十名僧人研究生，指导僧人、居士研究法相唯识学。

　　五十年代，师在中国佛学院授课时，编写了洋洋数万言的《佛教基本知识》讲义。於法相唯识方面的理论阐述颇详。五十年代，惟贤法师身陷四川宜宾囹圄，写信给师帮助购买哲学、文学类书籍，师即如其所愿，多次寄赠。患难真情、感人至深。

　　一九五六年九月廿八日，中国佛学院成立(在北京法源寺)正果法师应聘主讲佛学，後担任教务主任。他本着“我在佛法在”的夙愿，培育僧才，不遗余力。假日回菩提学会，热心为居士们讲法。交往中，得知某青年学生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师遂慷慨解囊，对方父母惭愧婉谢，师坚决地说：“你们不要拦阻我的舍心，拦阻舍心要背因果。”彼学生学业因此而得继续。

　　同年，师陪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护送佛牙舍利到缅甸接受朝拜。

　　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师被选为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

　　是年夏，“三时学会”监事朱老太太去世，去世前将一张写着正果法师名字的人民币一千元银行存单托事务员马一崇到“菩提学会”交给法师。法师收了这笔钱後，除用於供养法尊法师、道悟法师、能海法师外，还给五台山广济茅蓬捐了款。

　　同年，又为太虚大师灵骨塔修建捐款。[NextPage]　　大跃进时期，中国佛学院迫於政治形势而停止了早晚殿。後经师与周叔迦居士一道努力，得以恢复。其间，师一直坚持为居士林讲经。

　　同年，师为地方寺院募化了部分资金、情况如下：为五台山广济茅蓬化缘三、四次，每次二三百元；为河北省涿鹿县黄羊山募化两次，一次一百余元，另一次二百元。为五台山成果庵募化一百余元；为陕西终南山真如寺募化一百余元。

　　同年，北京居士林总务黄宪三被打成“右派”，失去工作，生活拮据，托人请师助其女儿读中学，师每月拿出十五元，持续了八、九个月，使之度过难关。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师与在京的佛教上层人士被安排到全国政协礼堂参观全国政协宗教组举办的“展览虚云”。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法师接住在湖北武汉莲溪寺的戒和尚道悟法师来京短住，以行供养。

　　同年，国家修建水库，要求佛学院学僧参加。师带领学僧奔赴劳动基地，带头劳动，做出了优异成绩，夺得红旗，为佛教界争了光。

　　一九六一年师为中国佛学院编写的《佛学基本知识》油印出版。师为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经常写至深夜。次日在讲台上，犹精神饱满，法音洪亮，如瓶泻水，滔滔不绝。

　　一九六一年，师随中国佛牙护侍团前往斯里兰卡访间。

　　一九五八年後，中国佛学院停止了学生坐禅。一九六一年正果法师引导学僧恢复了坐禅，并为他们讲授修习禅观的道理和方法。

　　同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领导到中国佛学院组织召开了“教学座谈会”十次。以此契机师主持制订了新的学生守则，其中特别强调了“学生必须穿僧衣和保持素食”两条。其後，在师的主持下又制订了中国佛教协会“汉僧寺院管理条例”，共四十二条。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至廿七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师被选为副秘书长。

　　一九六三年七月廿九日，师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十四次秘书长集体办公会议，讨论佛协客厅和佛牙塔的布置、“鉴真传研究”译本的出版和筹备纪念鉴真和尚活动的事宜、以及其他工作安排等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关於斗争黑帮分子正果的情况简报”中有如下记录：“佛性右派到五台山劳改，正果曾送他衣服。以後又买眼镜、棉鞋、茶叶等寄给他。一九六三年佛性来北京，正果又送他一件陀绂夹袄、五元钱，随後代他买药并寄了三十元钱。” 　是年十月三日，中国佛教协会为纪念鉴真大师圆寂一千二百周年，在广济寺举行法会，师为主法。同年，师随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同年，在广州肇庆参加“唐日本留学僧荣睿纪念碑”落成仪式。翌年七月廿七日至廿九日，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再次出访日本，参加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

　　一九六四年四月师与北京在家弟子王福申等二人於北海永安寺前留影。

　　同年，陪同喜饶嘉措会长於广济寺和西山灵光寺接待日本友人。

　　一九六五年五月廿四日，师参加中国佛协第十六次集体办公会议，讨论“菩提学会”、“白塔寺”、“资福院”的撤销与移交问题。五月三十一日又参加了第十七次集体办公会议，讨论“旅缅侨僧万慧遗诗”、“资福院”与“雍和宫”喇嘛合并、“白塔寺”移交北京文化局保管以及关於中国佛教宣传电影片的编制问题。

　　一九六六年“文革”浩劫到来，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受到冲击，佛协工作陷於停顿。

　　正果法师费数年心血写成并经法尊法师审定的百万字巨着《辨了不了义论讲义》完稿不久，不幸在此浩劫中，毁失殆尽。

　　随着“文革”的不断升级，师被列为“黑帮分子”，遭到批斗。

　　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至八月六日，中国佛协和中国佛学院人员攻击师的大字报被汇编为十六开两卷，分别为26页和31页。

　　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至三十日，中国佛学院教师组依据师的有关笔记，对一九六二年一至二月中国佛学院就教育问题召开的“十次座谈会”以大字报形式揭露攻击并汇编油印成册，为16开22页，於中反应出师对教育问题的正确主张。

　　同年八月十五日，中国佛学院被撤销，师被集中到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劳动，接受监管。

　　当时造反派把师的“罪行”归纳数条，如下：　　(一)“正果除了讲经说法，大力宣传宗教毒素，迷惑骗人以外，并在收皈依弟子时首先提出：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外道；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经典；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邪众。” 　“对青年僧人更蛊惑他们坚定信念，为佛教奋斗。如有一次，在菩提学会对佛学院学生说：有些佛教徒还俗，没有骨气，受不了考验。鼓励他们要努力住持佛法，不要怕讥笑，受了批判不要怕，批评倒了，要像不倒翁一样，倒了，再起来，只要站得住，佛法就有办法。直到把两个学生说得流出了感动的眼泪。” 　(二)“伪装虔诚，麻醉群众。正果在信徒面前一举一动，都装成道貌岸然，让人看了觉得他是一个有修行的人，有学问的佛教徒，这种伪装麻醉了不少人，如有人说：看了正果拜佛心里就觉得清凉。听了正果法师讲经，原来心里的问题，都觉得冰消瓦解。” 　(三)“伪装不贪财的样子，有时把信众送来的东西分给大家共食，增加信徒对他的敬仰。分别对象，不同对待。” 　第一、对年老者，针对他们经历了很多世事，年迈的情况，讲苦空无常的道理。” 　第二、“对生活较困难的信徒，正果使用了小恩小惠，如有时送点钱，赠予点衣物，拉拢感情。” 　第三、“对学生，正果给东西吃，并选择适合他们的讲授材料，如《佛学三字经》等，系统地向他们灌输宗教毒素；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开学前送点钱让他们买需要用的文具，天冷了送钱给他们买棉鞋，以表示关心。” 　第四、“对家庭不和睦的，如夫妻关系不好，正果和他们讲夫妻前世因缘，结合不易的道理；婆媳关系不好的，正果就向他们讲婆媳应如母女。对婆婆说，要把媳妇当女儿看待的道理。悲切劝导，促进他们和解，让人家感到他十分关心他们，拉拢感情。”[NextPage]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明真、正果的反动言论”中记录：“今天上(注：上午)在厕所里，明真对正果说，我昨天晚上出去，门房传达室不让我出去，要打电话请示领导，我现在还是人民，没有自由权，把我管制起来。正果说，有甚麽办法吗？”、“另外在带黑帮分子牌子时，正果不老实带。”、“正果昨天晚上睡觉时，他还暗笑，走路还是大摇大摆的，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就是不服气。” 　八月三十日“正果、明真的活动”中记录：“另外，今天早饭後从正果的被条底下检查出两条鞋子，我们已经没收。” 　九月九日的记录中说：“唐秘书长找正果谈话时，正果已经走出门外，又回去换衣服，还准备脱掉一件衣服。他说，那几次斗争会时穿的衣服太多啦，尽出汗。我们告诉他，今天是唐秘书长找你谈话，不是开大会斗争你，後来他才没有换衣服。从正果的这个动作来看，斗争他四个半天，尽管他在会场上态度恶劣和顽抗，但在会後思想上有些害怕…”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至六日，“佛协、佛学院、广济寺僧众和部分革命小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黑帮分子正果”，於九月七日将斗争情况汇编为“关於斗争黑帮分子正果的情况简报”和“黑帮分子正果在运动中的反动言行”。九月五日，对黑帮分子言行的记录说：“正果吃晚饭回宿舍之後，坐在椅子上差不多四十分钟没有动笔写东西，并且是摔眼镜、摔笔，唉声叹气的、摇头摆尾的，是不服气的姿态。” 　是年，师被“造反派”围攻殴打，虽头破血流亦不许去医院诊治，後经人相救方得逃生。後来，师头顶留下了约二寸长的永久伤疤。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九年，中国佛教协会驻会“黑五类”人员被限定於广济寺後两跨院劳动改造和政治学习。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中国佛教协会“大联合小组”制定的“关於一项临时措施的”通知和“牛鬼蛇神临时改发生活费”的表格表明，师九十二元的工资降为二十元生活费。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二连续三个月劳动的情况记录中得知，师与法尊、明真、高观如、虞愚、林子青等法师、居士，被安排在广济寺参加送煤、劈柴、扫雪、倒脏土等杂务。

　　一九七零年初，师被下放到湖北钟祥县七里湖畔“五七干校”劳动，从事养猪。湖北之夏酷暑难当，气温高达四十。师每天肩挑十几担水为猪降温，自己也用井水沐浴全身，以致种下病根。後身体渐弱，并引发糖尿病。

　　一九七一年八月廿八日至十一月十一日，师对五七干校的工作留有四页记录，兹引两则：　　“八月廿八日上午配猪，担水剁猪草。下午担泔水两挑、清水八挑、担糠一担、麦麸一袋、拿蛋壳冬瓜皮一次，给小猪擦机油。”；“十月三日五点半起床割白薯藤，十点半提水，十一点半推草，下午堆稻谷。大猪跑出三次，苕藤吃光。喂猪完後割苕藤到七点二十。晚上未去上场(未通知)。”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中国佛学院还俗僧毛德生为入党，给在干校的正果法师写信，请求解决档案和鉴定问题。

　　师在湖北沙阳农场(“五七干校”)的三年中，除了从事劳动外，还要经常政治学习和交代自己的历史思想问题。

　　一九七二年约为春夏之季，我国在国际上加强了对外交往，师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接待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广济寺，及做佛教对外友好工作。依师所遗“北京大栅栏第二百货商场服装加工部加工(银线收据)”表明，於七月廿五日师加工“灰毛的凉男裤”一条，可知师由湖北“五七”干校回京当在上半年。

　　於湖北“五七干校”期间，师虽身处逆境仍不忘报师恩和帮助他人。师於干校工作，一有机会就到武汉莲溪寺拜望和供养道悟老和尚。佛协的张克强先生与师同在干校工作，妻子等生活在北京，收入微薄，师每次借回京之机都买一些糖果之类的礼品，以张先生的名义送给其妻子，这给一个苦难的家庭带来了可贵的抚慰。一九八七年春，张夫人提及此事时，表示无限感激。

　　同年，在师的亲自主持下，重新布置了广济寺的佛像、文物等。包括，带人到大觉寺“将三世佛”请到广济寺大殿，将拈花寺十八罗汉安奉於大殿。

　　一九七三年六月日本京都市市长船桥求已先生来访，赠中日友好协会一百公斤重的“长久友爱”铜钟，被安置在北京广济寺。中日友协廖承志会长、中国佛协赵朴初副会长、正果法师及中日各界朋友参加赠送仪式。赵朴初副会长与正果法师共同启鸣大钟。

　　同年八月法尊法师的俗家弟弟与晚辈来京，师陪同他们到天安门等古蹟名胜之地游览。

　　一九七五年一至四月，集体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政府工作报告》等。同年，还参加接待了以井上靖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

　　同年十二月，师回四川省自贡市探亲，病倒在家乡，休克昏迷达四十八小时，经自贡市五四医院抢救，住院两周，逐渐恢复健康。病中中央统战部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指示佛协和地方有关部门尽最大努力医治法师之病。

　　一九七六年一月初，师病愈，由自贡到达成都。七日，从成都返京。

　　一九七八年二月廿四日至三月三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师当选为政协委员。

　　同年四月十日，中国佛教协会访日友好代表团一行十二人，师为副团长应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的邀请，前往日本访问，所到之处受到日本佛教界隆重欢迎。

　　同年，师於京接待塚本善隆为团长的日本佛教访华团，其中，除了加以宴请外，还陪同他们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师与明真法师於广济寺接待日本和歌山县佛教访华团。[NextPage]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一日，以源慧、智慧法师为首的香港佛教旅行团一行二十人访问中国佛教协会，受到师与赵朴初会长、明真法师等四十余人的热烈欢迎。

　　约於是年春，在师亲自关心支持下，於广济寺内首先恢复了北京居士林，师被礼请出任导师。

　　五月十日，师於北京居士林讲开示。

　　同年六月，师与重庆竺霞法师在京相见，两人身着俗装在西四延安照像馆合影留念。

　　九月廿九日，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六周年活动。

　　同年，师与法尊、明真、巨赞、佛源等法师在广济寺为迎接鉴真大师像回国，昼夜辛勤，认真筹备。

　　同年在师亲自关心支持下，北京居士林恢复，师被礼请出任导师。

　　八十年代初，师朝拜甘肃敦煌时与贡唐仓活佛晤面并合影留念。

　　一九八零年五月十四日，中国佛教协会和日本净土宗在长安香积寺共同举行法会，纪念我国唐代高僧善导大师圆寂一千三百周年，庆祝香积寺大殿重建落成和善导塔维修竣工。师与赵会长以及日本友好人士二百六十人参加了法会。

　　同年六月下旬，师於京接待“日中友好临济黄檗协会第一次访华代表团”山田无文一行，又陪同他们访问了河南少林寺和杭州灵隐寺，并於灵隐寺举行了联合法会。应日本临济宗佛通寺派宽光禅师之请，为其师樱井一溪禅师所画“布袋图”(弥勒图)题赞：“一个布袋，括尽法界，给我一钱，放任自在。” 　同年十月廿三日(阴历十月初一)师於广济寺大殿为信众开讲《八大人觉经》第一讲。

　　同年十二月廿二日，中国佛学院预备科举行开学典礼。招收青年学僧四十名，学制二年，师出任副院长。

　　自五十年代末以来，极“左”路线日益加剧，正常宗教活动深受影响，一九五八年以後，国内便停止传授比丘戒。一九八零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一年初，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各地大德云集，正果法师在广济寺主持传授三坛大戒，请净严法师为得戒和尚，师亲任教授阿闍黎；宽霖、遍能、超明、茗山、永光、净如、竺霞、惟因诸法师为尊证阿黎。传印法师担任第一引礼，佛源、宝昙法师亦同为引礼。戒子们主要来自中国佛学院入学的八十级学僧。传戒法事，如法如仪，庄严隆重，使佛教於真正意义上得到了恢复。

　　一九八零年师参与组织了鉴真大师像成功回国的盛大活动。

　　同年八月廿二日，师接待并陪同日本友人道端良秀参观浙江杭州灵隐寺并游览了西湖。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廿三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师被选为副会长，并作《关於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报告。会议修改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同时，师还出任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北京广济寺方丈。

　　师任广济寺方丈後，立即恢复僧众上早晚殿。广济寺当时住有八、九位僧人，师自己出资为学僧购置纸笔、资料开办了广济寺僧伽培训班，师除自己教授外，也请别人教课。

　　师只要身体可以支撑，必於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为居士林居士们讲经说法。有求受皈依者，师从不拒绝。甚至在住院的病房中为信众举行皈依仪式。

　　一九八一年，师到福建鼓山涌泉寺主持传戒法会，并讲授佛法三个月，从而对福建的佛教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的编委。

　　七月八日，以茶道里千家元千宗室为团长的日本里千家茶道文化交流使节团一行四十五人，在北京广济寺大殿前举行供茶仪式。师与巨赞法师、孙平化先生等出席。

　　七月十六日(阴历六月十五日)，师讲《八大人觉经》第十讲。至此《八大人觉经》全部讲完，前後历时十个月。

　　八月廿七日，法尊法师灵骨塔在五台山建成，师率北京僧俗信众专程前往，参加灵骨塔开光仪式并主持了法会。

　　十一月十一日，师在北京居士林讲参禅方法。

　　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佛教协会第一届代表会议在广化寺举行，师当选为首任会长。

　　十一月十七日，师於广济寺接待了以竹田益州为团长的日中友好临济黄檗协会第二次访华团，当晚师设宴款待了访华团一行。

　　十二月六日，师出席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会议期间师与巨赞法师、国清寺唯觉法师相见叙旧。

　　是年末，师的《佛教基本知识》由中国佛教协会福建省分会出版印行，赵朴初会长亲笔题写了书名。

　　一九八二年初，泰国佛教界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三尊铜铸佛像，同时邀请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访泰。四月，师率领中国佛教协会迎奉佛教代表团访问泰国，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赠像仪式，受到泰僧王的亲切接见。这次访问，开创了中泰佛教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是年秋杜廉居士供养师人民币一千元，因北京居士林须经费，师即转以相赠。

　　六月十日，香港宝莲禅寺代表团来京，迎请《乾隆大藏经》，师於广济寺主持了赠经法会。

　　九月，师到辽宁鞍山市千山参观。十月廿九日，师於京会见了日本友人吉田启堂。

　　十月十八日，师陪同“日本天台宗建立祖师碑访华团“赴天台山国清寺，受到当地四众数百人的欢迎。

　　十月廿三日上午，乌兰夫副委员长接见了日本天台宗山田惠谛座主等日本朋友，师陪同会见。

　　十一月廿七日，师参加了中国佛学院八十二届本科班开学典礼。

　　同年阴历十二月廿七日，师为避免春节之扰，於客厅中打禅七。晚上去卫生间时滑倒，造成腿部骨折，第二天始被发现，即住进了人民医院。先是采取西医方法治疗，後又请着名民间骨科医生“双桥老太太”罗永年接治，但因骨头错位，未能完全恢复。师曾自谑曰：跛子正果，能说不能行。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师被选为政协常委。

　　五月廿九日，师给杜廉居士写信，其中讲：“我已出医院，在住室坐卧静养，大概还须要个把月才能行动，现前只能短时站立。在静坐中，无论产生甚麽境象‘泰然置之’最好。” 　九月十三日，师为杜廉居士讲开示。

　　十二月四日，中国佛教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师出席开幕式，万里、宋任穷、杨静仁等接见与会三百多名佛教界人士。

　　师为此作叙事诗一首：　　中华腾飞喜空前，三宝重辉殊胜缘。

　　创制垂统举群贤，会议四届於幽燕。

　　学院传灯开讲筵，僧才济济通经禅。

　　日新月异刊文篇，利乐有情法音宣。

　　金陵善业重相沿，板印线装书色鲜。

　　佛牙供奉白云边，宝塔巍峨山苍然。

　　金碧层层照大千，升阶参礼众心虔。

　　石经千载封林泉，整理其序摹拓全。

　　图书文物设馆专，校勘引证深探研。

　　百科英汉佛家编，胜义普为世界传。

　　学术交流慧业联，与显奘兮辉後先。

　　鉴真尊像归故里，去时誓乘大愿船。

　　瀛海茫茫风涛偏，扶桑何处观星躔。

　　今日飞舱行自天，殊方四众往来便。

　　同修净业常随肩，友邦宾次无数焉。

　　躬逢会立三十年，献颂未能离言诠。

　　庄严净土在人间，法轮光随日月旋。

　　争取和平齐着鞭，五洲大同安八埏。

　　十二月五日上午，师接见临济宗代表团。下午，为中国佛学院八二届学僧授沙弥戒。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师组织来京参加理事会的诸山大德为八二届学僧授比丘届，十四日传授菩萨戒，传戒後师与众戒子们合影留念。[NextPage]　　十二月十八日晚，师为弟子们讲开示。

　　十二月廿四日，中国佛教协会举行茶会，欢迎传印法师、姚长寿先生於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学成归国。师与赵朴初会长等出席了茶会并讲话。

　　一九八四年元月一日师为弟子出资配近视镜。元月二日，师对弟子开示说：“出家人学佛不但要学，而且要运用到生活方面去，要不没有甚麽意义。” 　三月十七日，有弟子对师说：“师父一直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师父有时间写一下自传。”师回答说：“正事还干不过来，我是不注重那个的，一切都是变化的。” 　八四年年初，法师在中国佛学院授课时编写的讲义《止观简介》(《止观述要》)油印成册发行，该书十四万字，是师关於佛教天台宗止观学说的重要着作。师准备对该书作修改补充後，再正式出版。然而，由於工作繁忙，痼疾渐重，未能如愿。

　　後来，《佛教基本知识)、《禅宗大意)、《止观简介》三本专着在台湾正式出版。《止观简介》则更名为《止观研究讲录》由千花出版公司於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两度印行。

　　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师为居士林讲开示，内容为“四圣种”。

　　五月廿五日下午，出席国务院宗教局主办招待人大、政协委员的茶会。

　　九月六日，师与赵朴初会长在北京接见以阿部野龙正为总团长的日本真言宗访华团，该团是为参加日本高僧、中日文化交流先驱者空海大师圆寂一一五○周年纪念堂落成典礼而来华访问的。代表团一行二百多人，师曾陪同他们去西安、上海访问。六日，乌兰夫副委员长接见日本友人，师亦在座。年内，师用近四百元，复印《相宗纲要》三十本，送给弟子和佛学院有关法师。

　　四月九日，巨赞法师圆寂。十七日，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师致悼词。巨赞在住院期间，赵朴初会长、正果法师多次到医院探望。

　　四月廿二日上午，师对弟子说：“死了，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下午又对弟子说：“我死了你就对别人说，师父说了，不要收骨灰，不耍发讣告，更不要开追悼会。”“没有意思的，还会惹些麻烦来。你看巨赞法师圆寂，来了十几个亲属，有些根本还不认识，车费等等还要给他们报销，有的想借此机会来京游玩。你看这有甚麽意思。” 　五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师对四川成都昭觉寺落实政策问题提了议案，当时经过政协和中央有关部门的督促，使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五月十三日下午和十四日，宗教组讨论邓主席讲话和两个工作报告，师发了言。

　　五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师出席中国佛教协会为参加政协、人大的佛教人士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餐馆设便餐招待。

　　六月十日，师对弟子圆持说：“尊法师在世时，政协送票来晚上看电影，我去了。当时尊法师身体已不好了，到厕所时必须拄着拐杖，扶着墙壁和栏杆，慢慢地走动。那天晚上，尊法师看时间不早了，我还没有回来，他心情很不安。我回来时已近十点了，推开山门听有声音问：‘是正果法师吗？’我走近看是他，心情很激动地说：‘原来是您老人家在这里。’他老人家说：‘我怕你出了事。’我说：‘我是政协委员，如果有事他们会照顾我的。’我感动得落泪，这份慈悲胜过生身父母。况且自己年纪大，若是有父母的话，会认为自己大了也不会这麽关心。” 　师还对弟子说：“如果一个人学佛而不发心住持佛法是没有意思的，是靠不住的。出家人少一点没关系，但要精。” 　七月九日上午，正果法师在广济寺主持法会，祝日本山田惠谛长老九十岁寿诞，组织了佛学院学僧在内的九十人参加，供有九十盏灯。

　　七月十五日上午，师於法源寺陪同日本里千家茶道代表团以茶供佛，同时主持了法会。

　　七月廿九日着名京剧演员杨秋岭女士陪同叶道英先生夫人孟淑惠女士拜访正果法师，孟淑惠女士要求皈依。

　　七月三十日下午，师对弟子说：“从安徽回来最好不用侍者。“弟子说：“不用侍者怎麽可以。等弟子毕业後，来侍奉您老人家。”师说：“毕了业给佛教作事。”弟子说：“四年学的东西太少，年龄也还小。”师说：“边工作边学习。年纪小没关系，张学良二十几岁就作元帅。” 　八月上旬，师朝拜九华山，并到芜湖等地巡视。

　　八月十六日下午，正果法师处理了两个寺僧因扫地引起纠纷之事後，到广济寺前院了解情况，其间说：“人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其形，否则这个人就坏了。”师指着大殿丹墀两侧的松树说：“西边这一棵被两棵大槐树压着遮蔽了阳光，多年来只有一线生机，但就是长不大，而东边的那一棵，没有大树压着，长得就好，因为那里有好的环境……”弟子对师说：“现在佛教是刚发展，一些事情也难怪，看样子佛教的组织制度还得要重新好好整理。”师说：“因缘成熟时也就兴起来了，还要靠你们。到你们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好了。” 　八月二十日(阴历七月廿四日)为师之寿辰，师不准弟子祝寿，只在丈室做了两份菜，有居士送来了两份菜，寺僧知道後几乎全都到丈室给师拜寿。[NextPage]　　八月廿八日，师於中国佛协所在地广济寺会见日本友人道端良秀一行。

　　九月六日，师陪同日本真言宗“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法会访华团於人民大会堂接受乌兰夫副主席的接见。

　　九月廿七日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副会长黄允畋居士随港澳国庆观礼团到京。二十九日下午，觉光、黄允畋等访问了广济寺，受到师与赵朴初会长以及僧众的热烈欢迎。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五周年国庆，师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师为此赋诗一首：“改地换天後，江山新日月，三十五年来，觉路归津筏，顽帮付劫灰。宪章思治切，世论中兴该。大政虚怀问，良谋协议裁。两番增物阜，四化涌人才。功报银屏上，星传碧落隈。随时符甲子，歌颂激风雷；法界欣平等，文情任往回。笔端题庆祝，应愧点尘埃。” 　十月中旬，师接见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第三次友好访华团”。

　　十月廿二日，师於广济寺会见日本日莲宗访华代表团。

　　十一月十一日，师因糖尿病和劳累过度双腿肿胀，先住进人民医院，後转往中日友好医院治疗。

　　十二月三十日杜廉居士前往医院问候师，师於其笔记本上将自己的愿行写下：“坚持无上菩提心，专修四弘誓愿行，我生相续佛法在，永作菩萨度众生。” 　同年冬，师正在病中，广济寺有年轻僧人反映晚间睡觉冷，师听到消息後即让人背负前往了解情况，当即自已出资为寺中僧人添置了棉被。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五日，师於广济寺为居士讲开示。

　　元月二十日，师欲把自己一块用过七年多的精工手表卖掉，给广济寺和中国佛学院学僧买书。

　　同年，师将新加坡居士供养的一枚金戒指，送到银行估价，後卖得二百元，加上全部积蓄五千元一并供养给天坛大佛基金。

　　二月八日，师接受十八人皈依。师规定：凡皈依者，最多交一元钱。一部分购买香烛供品，余者供僧，这样钱虽少但三宝都得到供养。

　　四月十四日，师让弟子圆持、圆慈等四人到王府井书店，购买《五灯会元》一百部，二十部赠给广济寺僧众，余送给佛学院学僧。四月十六日下午，师到法源寺处理工作人员在寺内结婚的问题。，　　同年，师为深圳兴建的“弘法寺”命名并全力支持弘法寺的建设。

　　五月十八日(阴历三月二十九)师传宗法给弟子圆持。

　　五月廿四日，“中国佛学院学生会”举行成立大会，师出席并讲话。

　　五月廿五日，师参加在政协礼堂为赵朴初会长获得日本庭野和平奖举办的庆祝活动，并且发表了讲话。

　　五月廿六日星期日，师令弟子去买水果，看望因病住院的十世班禅大师。师说，以前我住人民医院，班禅大师也来看望过我。

　　是年夏秋，师於中国佛教协会接见了日本道教徒和法隆寺友人。

　　六月二日上午，王福申居士给师七十五元钱要买三十本《金刚经集注》给别人结缘，师令弟子去办理。因平装本已买不到，师即自己添钱以四点二元的价格买了三十本精装本给人结缘，以满居士所愿。

　　六月二日下午，师接待了日本朝五台山的代表团。

　　师因脚患丹毒住院，六月廿七日出院。

　　六月三十日上午，师出资令弟子圆持买汗衫，先买了五件，给弟子圆持、圆德各一件，师留用一件。下午，师又让圆持买了十件给广济寺学习班的几个学僧和弟子。买回後，计算了一下自己的余款，决定给广济寺每个小和尚都买一件并令人去买。师对弟子圆持说：“我的钱不多，要是多，给佛学院学僧每人买一件。” 　一九八五年约在夏秋，北京通教寺恢复，师主持了开光法会。

　　九月七日下午，中国佛学院举行茶话会，热烈庆祝新中国第一教师节。全体师生近百人出席了茶话会。师与观空法师相继讲话。

　　九月二十日上午，师会见了到广济寺礼佛的孙中山之孙女——孙穗芳女士其一行。

　　九月廿七日，日本大西良庆长老之夫人和儿子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来访，下午在佛学院客厅，师与赵朴初会长接见大西夫人一行。

　　十月上旬，师接见日本“第七次南和歌山佛教亲善访华团”。

　　十二月八日圆持、圆慈等弟子到广济寺拜望师父，圆慈问师：“如何才能把群众关系搞好？”师说：“一、好的事、名利恭敬的事要让给别人；二、要坚持原则、又要善巧方便；三、态度要适合。”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下午三点半，在广济寺举行日本圣德太子派遣随使一三八零年纪念法会，师主持了法会，日方赠送了圣德太子像。

　　一九八六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师与黎遇航等宗教界委员提案，提出对宗教界兴办的生产、服务和公益事业免税和减税议案。六月财政部以财税字第19O号文件给予了正式答覆。

　　六月廿五日上午，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在京召开，各国佛教徒代表，於广济寺举行祈祷法会，师主持了法会。

　　七月十二日，师参加了中国佛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

　　七月十三日，师对弟子圆持说：“本准备留你於佛协工作，但山东省宗教局非要你回去。办公室丛铭主任已给你们省联系过了，已徵求过我的意见了，你还是先回去。中国佛协第五届佛代会准备召开，我决定提名你作理事，有甚麽事等开了佛代会後再说。” 　七月十四日，师令刚毕业於中国佛学院的三个弟子晚上吃饺子。饭後师向三个弟子开示主要有四点：(一)工作要肯吃苦，把好事让给别人；(二)对人要和气；(三)要注重道德；(四)要消除名利、恭敬、虚荣心。师讲完开示後，将仅有的一百五十元钱分送给三个弟子。

　　七月十四日，师命弟子圆持先抄写《三国佛教史》并於廿五日抄完。又令抄写《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一，其内容是传授三皈五戒、沙弥戒、比丘戒的仪规，於八月三十一日晨抄完。当日下午，师命其他弟子抄写了传授菩萨戒的仪规给圆持，供其日後使用。

　　八月六日至十二日，师参加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

　　九月一日，师因日本有关大型代表团来访，到天台山国清寺主持了法会。

　　九月九日师於天台山国清寺主持了日本天台宗安奉的“法华经御题经幢”揭幕仪式。

　　十一月廿一日，师前往杭州净慈寺主持大梵钟启鸣法会。

　　十二月，师的禅宗力作——《禅宗大意》由中国佛协出版发行，全书十万字。[NextPage]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一日，师给弟子圆持回信，鞭策其要克服一切困难发心住持和护持佛法，并引经曰：“七宝满赡部，布施佛及僧；彼所获福聚，不如护佛法。” 　元月十二日，师回到重庆，寻访阔别多年的慈云寺、缙云山、宝顶、梁乎双桂堂等佛教胜地。与在渝的惟贤、竺霞、圣芳、同杰等汉藏教理院的同学相会。众人重游汉藏教理院，师还主持了罗汉寺的法会。

　　因召开中国佛协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师从重庆提前返京。

　　二月七日范瑞华佛教画展於民族文化宫展出，师应邀於十一日在弟子的陪同下参观了画展。

　　二月廿三日到三月一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师再次当选副会长，并作《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情况报告》(书面)。师与会期间特别安排与昔汉藏教理院师友合影。在此会议期间，师还组织起了以净严法师为首的“十师”，为因“文革”还俗又再出家的部分与会人员传授了大戒。此时，法师沉？难愈，赵会长为让他安心养病，亲笔写一通知，贴在丈室门外。但师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工作。後与惟贤法师讲：“人生无常，从我的病情看，恐怕不久要走了。”师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常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方面存在的问题，恳切陈辞，做了大量的工作。给清定法师落实政策的问题获得解决，即是一例。

　　同年春，师参加了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四月九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政协委员合影留念，师坐於前排。会议期问师与隆莲法师分别以192号、888号提案，“请落实四川省大足县宝顶山圣寿寺产权政策”，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於九月八日以“川办【1987】89号文件”给予了正式答覆。於该次会议，师还与明阳法师等人以第434号提案耍求迅速归还圆明讲堂後全部房屋，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於十月十九日给予了正式答覆。

　　师每次开完重要会议，都在广济寺、广化寺做详尽的传达。师身体病弱难行，每次进出广济寺都需弟子背负出入，即使这样师亦从不缺席。

　　其次，师到佛学院，为学僧作“见性成佛”的讲演，已经不便站立板书了，当时是传印法师代为写的板书。

　　同年春，师应香港《内明》杂志之邀，为《太虚大师诞生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撰写了“重温去私戒懒，为公服劳”专稿。

　　四月中旬，师收到香港何泽霖居士稿酬二百三十元，十五日师令弟子圆德回信给何居士表示感谢。同时，令圆德致信上海方兴：“吾师病了，住医院中，‘重温去私戒懒，为公服劳’稿酬已寄来。吾师说此文你劳力多，寄一百元供养，请笑纳。” 　四月廿三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广济寺成立，师与赵朴初、梁漱溟、李荣熙等佛协领导和有关人士，以及各部门负责人、该所研究人员、编辑出版人员出席了成立大会。

　　五月廿二日，师於广济寺会见日本友人山浦启荣。

　　六月三日，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师亲临祝贺并合影留念。

　　六月七日，师之弟子圆持辞去山东工作回到广济寺。次日星期一，周绍良副会长知道圆持回京後，即与师商议将他留在佛协教务部工作，师同意後，周副会长向赵朴初会长报告，并很快允准。事後，师对弟子圆持讲：“你要先把教务部工作做好，然後再把中国佛教协会的事办好。” 　六月十四日下午，师因身体不适，住进人民医院。

　　七月十六日晚，师应中央统战部阎明复部长之邀，到警卫局礼堂观看了承德话剧团演出的《班禅东行》。

　　七月十七日上午，师因糖尿病复发，住进人民医院。

　　七月三十一日，师於广济寺大雄宝殿前与全体僧众合影。自一九八二年起，师创办了广济寺青年僧伽学习班，自费为学僧买教材、请老师、订阅报刊杂志。该学习班的学僧，自一九八四至一九九零年约有十名考上了中国佛学院。

　　八月五日上午，师乘机到庐山避暑，送行的有周绍良副会长、李呈均副主任和弟子圆持。师在东林寺与果一法师相见并合影留念。

　　八月十五日，师由江西回京。

　　八月廿八日星期五，师因病住进了人民医院。师这次病得特别厉害，因为感冒连续发烧，使肺部受到影响。

　　同年春至九月，师於广济寺大殿为信众讲说《金刚经》，但因病魔缠身未能讲完。

　　九月一日，赵朴初会长给师写信，除表示关切问候外，劝他安心住院治疗。

　　九月八日，师出资人民币百元於广济寺供斋。

　　十月下旬，师抱病应邀列席了十三大会议，又参加了中央统战部举办的几次学习讨论，於廿八日因病又住进了人民医院十三号病房。

　　十一月初，师令弟子於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借阅了《菩萨戒本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等经三本。

　　十一月十八日，师自己停止了治疗，坚持回到广济寺，静等人生最後时刻到来。侍者打电话给弟子圆持言“师非要出院，赵会长已到医院探望并劝说师住院治疗。”要弟子圆持接师父出院，弟子圆持即向佛协要车到人民医院接师父出院。

　　圆持一进病房，师即对圆持讲：“赵会长来过了，劝我继续住院，我没有让他开口并对他说我生平有三件大事坚决不动摇：第一，重庆解放前，国民党劝我们，由他们出两架飞机，把汉藏教理院的人及财物运往云南或台湾，有一派同意这个作法，但我坚决不同意，一定要留下来住持内地的佛法，他们也就没有成功。第二，就是在文革时，包括军代表在内的一些人劝我结婚，被我一一回绝了。其中有个女皈依弟子小我十几岁是个护士，一切条件都好，只要我答应与她结婚就行，我也没答应。第三，今天我要出院。我是个僧人，死要死在庙里”师以此表明自己出院的决心，同时也是对自己一生的交代。然後向赵会长念了他一九四九年解放後为了“给佛教作种子”而写的誓愿偈：“坚持无上菩提心，专修四弘誓愿行。弘扬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萨度众生。” 　师出院没有乘轿车，而是坐着轮椅回到广济寺的。到後院门口由弟子圆持将师背回方丈室，路上圆持向师汇报有一僧人诈骗，公安部门欲对他采取行动之事，师说：“和尚不争气自取灭亡。”圆持将师背进方丈室，师坐下後深沉地对圆持说：“我们佛教虽然不忌讳‘13’，但我毕竟不能圆寂在病房里。” 　师穿的人造毛裤子的扎腰带在前面，太短，後面扎不紧，裤子容易下滑，当晚约十点钟，师本已息灯休息，忽开灯让弟子圆持进去，令圆持从衣柜中找出绷带两根，剪得较长，从腰後缝上。师一直看着圆持缝，缝好後，拿给师父。师向圆持非常慈祥地笑了笑。圆持当时的笔记记录：“虽然我这次回北京每到医院给师父送饭或看师父，几乎每次师父都要向我微笑，但从没有微笑得这样使人感动。我交给师父後说：‘这绷带可不结实，以後再给您找一个好的带子缝上。’师父说：‘你缝得很结实，明天就可以穿了。’师父又接着说：‘你的被子怎麽还不拿走去盖，我盖不着了。’我说：‘现在有暖气，屋里不冷，我要盖就来拿。’师父没说甚麽。又问：‘你有没有衣袍？我说有。’又问：‘你知道不知道我的衣袍在哪？’我说知道。师父讲：‘你要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拿走。’我说：‘我还有穿的，以後再拿吧。’师父又讲：‘你现在不拿，过两天再拿吧。’第二天我准备上早殿，看到师父起来了，我说：师父起得这麽早，怎麽自己把衣服穿好了？师父只是微微点了几下头。师父穿上这裤(人造毛裤)後，直到圆寂也没再脱下来。以前都是我与侍者给师父每天穿衣、脱衣的。当晚，师父给我讲的话直到他圆寂後才明白。”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师於北京广济寺方丈室坐於沙发上安祥示寂，世寿七十五岁，戒腊五十七龄。这天正值“药师佛圣诞”，到寺内参加法会的人很多，师圆寂时法会刚结束，众居士们转为师祝念回向。师法体停放丈室八小时，晚上十九时三十分送人民医院太平问存放，当时师头顶尚温热如生。

　　十一月廿八日下午，圆持等四众弟子在人民医院太平间门口进行了简短的仪式後，即将师之灵躯请往八宝山火化。下午三点在第二告别室接受北京四众最後瞻仰。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八点，明哲、圆持、师之侍者、师在家侄子张少超同车前往八宝山请回师之灵骨，由明哲法师拣出舍利和舍利花数百枚。

　　十二月二日上午十时在广济寺大雄宝殿举行了正果法师示寂回向法会，在圆通殿举行了正果法师追悼会，追悼会由周绍良副会长主持，赵朴初会长致悼词，对正果法师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其中说：“正果法师一生矢志寻求佛法真理，献身佛教事业，终身以戒为师，以法为依，孜孜不倦地从事弘法利生、佛学研究和佛教教育事业，在佛教界造就了大批弘法人才，为中国佛教的振衰起敝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果法师是一位道高德重、戒行精严、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爱国爱教的高僧。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善始善终，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他待人接物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怀後进，爱护人才。他处世为人不谋私利，身无长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的高尚精神与崇高品德，是我们佛教界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好好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杨静仁、周培源等参加了追悼会。邓颖超、康克清、包尔汉、沈从文等领导人送了挽联。其中，邓颖超的挽联说：“广为信众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之楷模，论其生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职志。”当晚，电视新闻做了报道。翌日，《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也发布了消息。

　　一九八八年春，师所着《禅宗大意》被收录在何新先生主编的《开放丛书·禅宗历史与文化》卷中。在该书的说明中说：“《禅宗大意》一文，是正果法师的遗着(法师生前手赠何新)。正果法师是现代佛教众望所归，奉享清誉的高僧。法师的这部力作，从佛学角度深刻地论述了禅宗的历史起源、理论及时间。”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佛教协会於广济寺为师隆重举行了圆寂一周年纪念法会，会後由弟子圆持恭奉师之灵骨乘机送往重庆缙云山建塔供养。

　　一九九零年师圆寂三周年，於北京广济寺举行了纪念法会。十一月廿一日，师之灵塔落成，弟子圆持等前往重庆举行了落成典礼活动。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师圆寂十周年，中国佛教协会编印了《正果法师纪念集》并举行隆董的纪念法会和座谈会。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五日，中国佛教协会致函四川省佛教协会，提出正果法师纪念馆的落成以四川省佛教协会的名义主办。同时表示：“中国佛教协会和广济寺出资人民币十五万元，其中五万元作为纪念馆的落成典礼费用，另外十万元作为今後纪念馆的经费和修建正果法师舍利塔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