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对那些能到寂静神山，并在山洞、茅蓬里安住静修的修行人非常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摆脱俗务缠身，去过那种清净而没有烦恼的生活呀！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涤荡尽所有的俗情琐事，专一修持，这应该是每一个真正修道人都该过上的一种正常、正当、且理所当然的生活。每次来到人山人海的环境中，我就不由自主地要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担心、难过。我眼见许多年青人，整天把大好时光都泡在茶馆里，就好像这世上已没有任何值得他们去干的事一样。刚刚才走上社会就已老气横秋，终日以茶、以聊天来打发生命，这样的生存该是多么地让人痛心与无奈啊！我相信这帮无所事事的年青人都是一些既无世间智及世间生存技能，又更谈不上闻思佛法的庸庸之辈。

　　我只能说他们真是可怜的一群。

　　当把目光再回转到学佛者的身上时，我也常常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们总算给人生确立了一个最崇高、最伟大的目标。但与此同时，很多学佛者的见解又非完全是正见。在这种不真见解的误导下，他们往往一遇挫折就开始怨天尤人，甚至怨佛怨菩萨。这就是我最担忧的一点。

　　我要告诉这些人：佛陀的慈悲护念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学佛过程中碰到的违缘，可能恰恰是在佛法的妙力催化下，让前世的业障以最轻微的方式显现而已。我们绝对不能在此时退失信心，反而应该为即将报尽前世之恶因而感高兴。与烦恼、痛苦、疾病、灾难等一切业力进行斗争时，都应该报有这么一种态度：以坚定的心紧紧依靠佛法；以感恩的心对待前世的冤家；以平淡的心空掉所有障难。

　　来自浙江金华的叶景蕴老师就以这么一颗坚定而豁达的心，在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坚持走到了现在。以佛法为支撑的她，从未退失过对因果正见的信心，这一点让我很是敬佩。

　　如果你现在也正遭受所谓命运折磨的话，请对照一下叶景蕴老师，然后再扪心自问一下，你对上师三宝的信心会不会因困难而动摇。

　　一九三五年，我出生在旧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是留学日本的电机工程师，在武汉工作。母亲精通四书五经并擅长书法。那时我们全家在武汉的生活过得相当美满，因父亲收入不菲。有了可靠而稳定的收入，母亲就专一在家带我们几个孩子。

　　不过世事无常，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彻底打破了我们一家阖家团圆的美梦。那年冬天正值祖母欲过七十大寿，母亲就带我们到上海做祝寿的准备。没想到这次离开武汉温暖的家竟成为永远的诀别——我们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后，正值八·一三战争暴发，战乱阻隔，音讯全无，我们就滞留在了上海。后来上海沦陷我们就更回不了武汉了。而父亲则随厂迁到重庆，武汉的家就这样彻底荒废了。父亲在重庆日日为祖母和我们在沦陷区的安全担忧，后来通过他的朋友我们才得知，他那时几乎夜夜失眠，担心我们的遭遇、担心我们的生活，以致最终抑郁成疾、不治而死。想不到重庆竟成了父亲最终客死异乡之地，尸骨都无法运回家乡。

　　父亲死后，在颠沛流离中渐渐长大的我，慢慢体会到了母亲的坚强与伟大。记得很久以前曾听母亲讲过，她是在保姆的启蒙下开始信佛的，因而从小就乐观豁达。独自一人得支撑起我们在上海一家老少的全部生活，她便凭着她的学问和书法技艺到处当家庭教师、做秘书、为别人写对联扇面……全靠她一人的劳苦奔波，我们终于得以熬过艰苦的战争岁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她的学生举荐，她在津浦铁路局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九四七年又到上海工务局工作，一九五九退休，一九九○去世。

　　纵观母亲一生，她留给我最大的财富便是教会了我念佛。由于从小就生长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里，加之身体本来就不好，母亲便带着我一起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以求仗佛菩萨之神力帮我度过困厄。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接受佛菩萨的存在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祖父虔诚信佛，他不但世间学问好，更热衷于钻研佛理，且一生持素，还经常到上海功德林素食处参加研讨。在他的影响下，伯父、姑妈也全都信佛，现在又加上母亲的耳濡目染，所以学佛当然也就成为了我的“遗传种性”。

　　解放初期，我于高中毕业后就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五七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金华教书。在教学工作中我一直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在工作中我也总能以宽厚之心待人，不计较个人恩怨。在尽全力与所能把学生教好的过程中，我一直用佛教的“上报四重恩”的感恩原则对待我的工作，因而我也很少为工作产生过烦恼，我总觉得这是我为众生该尽的义务。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太负佛恩浩浩与众生的养育之恩了，也对不起死在战乱中的父亲与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母亲。

　　不过可能是由于前世孽缘吧，尽管我一生行持佛法，但坎坷、痛苦、磨难总是伴随着我的一生。如果是一个不信佛的人，那他可能会把这些都归之于“天命”；即或是一个信佛的人，如果他道心不坚、见解不正的话，可能在面对我所遭遇过的这些挫折时，他也会对佛法生起邪见，认为佛法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益。对此，我倒是常常想起《金刚经》里的一句话：“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平静地接受一切在外人看来所谓命运对我的“不公”，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铁定的因果律在我身上不移的作用，我只有承担下来，并不断用佛陀的教言去力争早日跨越它们。我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经由苦难之舟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果。

　　六○年我们夫妇生下一个女儿，但一生下来她就带有先天残疾，身体很弱，三天两头得病，动不动就要往医院跑。她自己受尽了针药之苦，我们夫妇也终日不得闲。那时每每在把她从医院接回来后，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四目相对，惟有辛酸弥漫整个空间。若不是佛法给我的一点精神支柱，恐怕我们早就在别人的歧视目光中、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彻底崩溃了。女儿的性格非常温顺、讨人喜欢。她自己也很懂事，尽量不拖累他人。尽管动过三次大手术，不过凭着她的顽强努力，在读完高中后，她还是取得了浙江电大英语专业的毕业证书。可惜的是，在她拿到证书刚刚工作一年之后，八二年的元宵之际，以二十二岁的如花年龄，她竟先我们撒手归西了。

　　那时我已年届五十，老来丧子恐怕应该是人生最大的悲痛与无奈吧。不过受佛法熏陶的我，在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中已渐渐看穿了一些世事表象：武汉的家被毁可说是人生无常、缘起缘灭、性空无自性的一个尽管让人难过但又无可回避的例证；女儿的夭折恰恰说明人身的不可靠与脆弱——一口气上不来就成了尸体。她这辈子生活了二十几年，没有一天是快乐、自在的，每天都要与痛苦作斗争，经历的磨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这只能归之于她自己，还有我们过去世种下的恶因，否则就不会感召这样的恶果。对她来说，受尽了苦难后丢掉这身臭皮囊也应该算是一种解脱吧。愿她能在我们日日念诵的阿弥陀佛圣号声中找到自己最好的归宿。

　　随后的岁月中，我决心更要努力学佛。以前也念佛，但基本上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退休后，我决心要深入经藏了，因为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佛学知识的贫乏。这种贫乏让我不但解决不了自己的疑惑，更不可能帮助周围那些生活在困难、痛苦、麻木、造孽状态中的人们。而且生命已度过大半，对我来说现在的状态真是如少水鱼，再在世海里沉浮究有何乐呢？每天看着夕阳落在青山的那一面，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又是一天过去了啊！

　　如果没有佛法照耀，那应该说我们是在一天天离光明而去，一步步走向黑暗。

　　学了几部大乘经论、看了一些大善知识的文章后，更加坚定了我发菩提心、修六度万行的决心。我觉得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地步，那就一定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否则，所有的为善之举都不可能长远、广大、针对一切众生。既然因果可以解释得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境界，那就在日常的行持中去注意培养点滴的善因、努力戒掉一切的恶习吧。要不然，这贪嗔痴的恶因一旦种下，等将来它们以利滚利的方式成倍增长时，吞下这恶果的不会是别人，还得是你自己。我个人认为，去除我执的习气是修行过程中最难过的一关，但又是熄灭贪嗔痴最重要的一环。当你真的看破一切、放下万缘时，还有什么可供你生贪、生嗔的对境呢？“你”都没有了，“你”的恶习又何从得生呢？

　　我的坎坷人生路让我比一些死死陷在“五欲”的泥淖里、被“五毒”熏心的人们要清醒一点。“爱不重不生娑婆，欲不除不生极乐”啊。这“爱欲”二字正是我人痛苦的根源：我们因爱而生贪，因欲而生烦恼；因爱而有离愁别恨、生死情缘；因欲而有颠倒错乱、丧身失命。如果能以慈悲对待所有众生，则又哪来个人恩怨？如果能以智慧放任旷达于世事人情中，则又哪里会有烦恼、悲苦呢？

　　我不知道我前方的路还有多远，但我相信：有佛法在心，这解脱生死之事就一定能成办！

　　对叶景蕴老师而言，她的人生旅途充满了漂泊不定：从武汉到上海，又从上海到金华。年龄虽已过花甲，但从她在电话里的声音与语气听来，人应该是非常精神且充满活力的，言谈之中处处可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屈的顽强气质与禀赋。其实她的经历还有许多感人之处，限于篇幅只好忍痛割爱了。况且我今天也正巧要处理许多事情。等以后因缘会聚时，我一定再向读者朋友们广述她有意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