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紫                   新浪佛学长期征稿

　　九岁那年的夏天，我的母亲突然投井自杀身亡。 

　　在亲眼目睹了死亡的狰狞嘴脸之后，一个女孩的金色童年便黯淡了，结束了。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夜不能寐，在深深的黑暗里瞪大眼睛望着虚空发呆，努力地思忖着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还没生的人在哪里？死了的人又去了哪里？ 

　　我的老保姆信佛，她说你的妈妈是个好人，她应该是到天上享福去了。老保姆还告诉我，四十九天内妈妈还会回来，不过不再以人身，而是变成飞蛾、蝴蝶什么的飞回来看望她的儿女。妈妈死后一个月的那天早上，睁开眼就见一只硕大的黑蝴蝶停在我和妹妹睡觉的蚊帐上，羽翼微微地扇动。妹妹一跃而起，跳下床去扑打蝴蝶，蝴蝶落在地上翻滚两下不动了。我滚下床，捧着蝴蝶歇斯底里地尖声哭叫：“这是妈妈！这是妈妈呀……”最后父亲不得不把我送进了医院。 

　　那年暑假后，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孩子。每到放学，我不肯回家，我怕家人小心翼翼看我的眼神。我宁愿一个人在学校周边的山林、河滩上悠悠荡荡，以排解内心的悲伤和惶恐。我害怕夜幕降临，害怕夜半从睡梦中醒来，我总是抑制不住偷偷窥视窗外的夜空，猜测母亲到底飘逝在哪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上。 

　　母亲是解放前的女子中学毕业生，她酷爱文学，死后留下了一大箱子文学书。学龄前，在盛开雏菊的河滩上，母亲为我讲解唐诗的美妙记忆，成为我热爱文学的人生坐标。母亲逝去一年后，我收敛起桀骜的野性，开始读她留下的那些大部头的书。 

　　我的确想成为作家。在我幼稚的认知中，作家简直就不是人，是神，是古书上说的魁星下凡。记得当年我蜷在父亲的大藤椅中，如痴如醉地读艾芜的《南行记》。《南行记》里除了有精彩的风土人情和故事，还让我有了一个梦想——长大后如艾芜那样，做一名浪迹天涯的作家，每天看新鲜的风景，听新鲜的故事，写动人的故事。 

　　有了梦想，我的夜晚不再孤单和荒凉，让同学们发怵的作文课，却是我炫耀自我的上好机会。我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我以前所未有的勤奋做我不喜欢的数学题。当我以优秀的成绩从小学五年级跳级而成为初中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飚，令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斯文扫地，也把我们这些半大的学子从课堂撵到了穷乡僻壤，成为具有悲剧色彩的“知青”一族。我的作家梦自然如水银坠地，杳无踪迹。 

　　山村插队四年后，知青返城，我非常幸运地调进南昌市图书馆工作， 1993年秋天，在权衡和验证了自己的文学功底和志趣所在之后，我毅然辞去了南昌市图书馆副馆长的职务，调入《南昌日报》(当时称《南昌晚报》)副刊部任文学编辑。当年，加入了市作家协会和省作家协会。 

　　那是一段特别幸福而短暂的日子。在文学圈里，我获得了令人欣慰的归属感，感觉到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好和快乐。1994年8月，39岁的胞妹患胃癌不幸身亡。在她与死神搏斗的四个多月里，我亲眼目睹了妹妹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后惶恐惊悸的眼神。此后，灾祸接踵而来，1995年，身居要职的丈夫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令我在忍辱负重中倍尝了世态炎凉。再后来我被疑似为癌症，三次上手术台做全麻手术。短短几年中的大起大落沧海桑田，让我再一次拾起少小时的迷惑，切实地思索人生的荣辱兴衰与生老病死来。 

　　追索生与死的究竟，其实已经接近宗教的范畴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我在西方哲学中寻觅人生意义时，曾粗略地读过《圣经》。可读了《圣经》之后，我愈发地迷惑了，上帝创造了夏娃亚当后，又创造了蛇和智慧树。蛇是来测验夏娃的，夏娃是用来测验亚当的。那么上帝知不知道亚当一定会受夏娃引诱，而夏娃也会受蛇的引诱？如果不知，那他就不是全知；如果上帝知道却不能阻止事态发展，那他就不是全能。再说了，上帝禁止亚当夏娃吃智慧果，是因为怕人吃了会如上帝一样聪明，所以一怒之下把他们驱逐出伊甸园。那么现在的人类所造的罪恶比吃智慧果的罪恶大得多了，死后怎么还能回到上帝的怀抱？ 

　　2004年夏，当我的知音——安徽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陈所巨先生病势沉重之际，我数次前往南昌佑民寺焚香祈祷，并由此得闻佛教净宗法门。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领域向我轰然打开。与上帝的拯救者面貌不同，佛陀不能主宰众生的生死福祸，众生的生死福祸只能由他自己的善恶行为来确定。佛陀用自己的修善止恶，指出了一条让众生明心见性了生脱死的光明大道。 

　　彷徨迷茫了半生之后，我终于踏进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天地。这不仅是我人生的崭新境界，也将是我文学创作的新境界。

　　这便是觉者的大自在境界。更是一名作家应该努力追求的境界，因为当写作者的心中扫除了重重虚妄的障碍之后，他心目中的三千大千世界，必将会焕然一新，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神奇妙洁的绮丽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