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
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观宗寺的知客僧一见是我,大不高兴,报我这个野和尚不知趣,又来找麻烦。我笑着告诉他,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信,他才无话可说,让我进门。
谛闲法师让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我二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辞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四个铜板,我当时只有三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来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三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的。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
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二家兄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二十二岁,我的原配名曾正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一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