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年的佛缘

2015年08月04日 06:30  新浪佛学  收藏本文     
梁启超梁启超

  文/李喜所

  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身因素。

  近代中国,研究和推崇佛学是知识界的一种风尚。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都是佛学的宣传者和信奉者。梁启超恰恰是在这种近代新知识分子的特殊选择中,走进了佛教的殿堂。难以超越的社会潮流,使梁氏对佛学顶礼膜拜。

  一般来讲,信佛是为了逃避复杂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寻求一处与世无争的“静地”。晚清的知识界,缺少自由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积怨是相当严重的。魏源、章太炎这些人在四处碰壁之后而遁入佛学是顺理成章的。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4,第73页)

  梁氏在戊戌政变后精神沮丧,读佛经后拍案叫绝,大肆鼓吹;晚年他政治上接连失败,无法实施其改造中国的方案,又对“五四”之后的社会现状极端不满,心中之积苦不可言状,于是便用较多的时间钻研起佛学。梁启超本身的悲剧命运决定了其在佛教的海洋里出没寻觅。梁氏之信佛是从理念上去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具有较多的哲理性和研究性。因此,梁氏在晚年写出了一批研究佛学的学术着作,涉及中国佛学史的沿革、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佛学理论等许多方面。这在佛学研究史上是划阶段的优秀成果。

  梁启超十分注重中国佛学史的研究,写下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论着,简明而较科学地分析了佛学在中国的变迁,并结合社会、思想文化等客观环境论述了佛学消长的规律和原因,颇有见地。

  佛学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一样,其发展过程中,尤其在中国的繁衍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流派,相互争斗。梁启超对此十分重视,有过详细而深入的评析,并且和欧美的哲学流派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具有较大的启发性。由此可知,梁启超留下的“中国佛学变迁史”实际是中国佛学学术发展史,他是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去阐述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历程的。

  梁启超研究佛学,很注重佛经的翻译。因为他认为佛经是外来之学,其生命在于翻译。他曾详细考察了东汉至隋唐700年间佛经翻译的过程、特点、代表人物、成绩和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俨然成为一部佛经翻译史。据他的统计,东汉至唐开元年间,从事译经的主要人物有176位,翻译佛经2278部,合7046卷。

  佛经翻译的过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佛学对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文化融合对中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认为:“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实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阈,使不能相闻问。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为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7,第1页)这种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了佛经翻译重大而特殊的文化意义。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佛经的翻译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仅拿文学来讲,佛经对中国至少有三大影响:

  一是扩大了汉语词汇,注入了许多新名词。佛经翻译中直译和创造了不少词汇,例如众生、三界、法界、世界、因缘、果报、不生不灭、无明、刹那等,据统计达3.5万多个。新名词自然和新思想、新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语流传的过程,不仅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言,而且使人们产生了新的意境和追求。

  二是使汉语语法和文体发生某种变化。

  三是影响了中国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

  梁启超在考察佛经翻译及其影响的同时,还写下了《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论文,简明而较准确地评述了以佛学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再现了佛学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在佛典东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批刻苦耐劳、品德高尚又才华横溢的高僧往“西天”取经。梁氏称其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据他统计,有名可查的赴印高僧有105人,实际则有数百人。在当时中印交通极艰苦的情况下,有这么多人从事佛学的移植,实在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了不起的大事。这批高僧所写的各种游记,对于中国人了解西域文明和印度文化有巨大的帮助。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7,第30页)。

  梁氏学佛,绝非盲从,而是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观点。在梁启超的头脑里,“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又对佛学理论作了总体概述,提出佛家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这是对佛典的现代理解的高度升华。梁氏指出:“佛家所说的叫做‘法’。倘若有人问我法是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就是心理学。’不信,试看小乘俱舍家说的七十五法,大乘瑜伽家说的百法,除却说明心理现象外,更有何话!试看所谓五蕴,所谓十二因缘,所谓十二处十八界,所谓八识,哪一门子不是心理学!又如四圣谛八正道等种种法门所说修养工夫,也不外根据心理学上正当见解把意识结习层层剥落。严格的说,现代欧美所谓心理学和佛教所讲心识之相,范围广狭既不同,剖析精粗亦迥别,当然不能混为一谈。但就学问大概的分类说,说‘心识之相’的学问认为心理学,并无过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8,第40页)

  梁启超偏爱佛学。他的佛学理论只有颂扬,几乎没有批评。事实上,特殊物质和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人是天地间最复杂的动物,人对自身的理论解释只能是相对的、阶段性的,或者是瑕瑜并存的。佛学试图构架一种完美无误的人生理论,本身就步入了误区。因而其理论说教也只能是正确和谬误并存。梁启超尽心竭力的佛学理论阐释是阶段性的和相对性的。这样来理解梁氏的佛学研究,就较为实际了。

文章关键词: 梁启超 佛学 佛教 佛缘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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