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佛教艺术品市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加入进来,对于国内藏家来说,谈起明永宣、清宫廷等风格都很熟悉,但对某些时代的佛像类型则了解不多,元代佛教艺术就在其中。
很多情况下,两个民族在相互交往和接触的过程中,其两种文化的辐射和借鉴是互动的、双向的。汉藏两地佛教之间的交流、对话、沟通便是最好的证明。
西藏具有本民族特色和地域特性的宗教信仰,结合了西藏本土的原始崇拜和来自印度和中原两地的佛教思想,而又深受印度教信仰的影响。自公元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与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进行会晤之后,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根据元代熊梦祥《析津志》的记载,在当时称为大都的北京,帝王出于个人信仰的追求不惜靡费巨资,兴建了很多大型的皇家佛教寺院,作为祭祀逝去皇帝的“原庙”,如大承华普庆寺、南梁河寺、青塔寺、黑塔寺、高粱河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圣寿万安寺等,又于长城居庸关通往上都的大道上修建了一座具有精美浮雕的过街塔。但在元末多为天灾战火所及,多数已化为瓦砾尘土,只剩下大圣寿万安寺一座辉煌的大白塔和居庸关过街塔,仍然屹立至今。
神秘的元代佛像艺术
妙应寺,俗称白塔寺,位于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71号,寺内建于元朝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
元代佛教艺术的北京风格是西藏地区传入大都后在北京地区形成的藏式造像风格。元廷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尊祟和满足京城佛教发展的需求,专门在宫廷内设立“梵像提举司”负责塑造藏式佛像。当时著名的尼泊尔艺术大师阿尼哥及其门徒刘元、阿僧哥等就供职于这个机构中。阿尼哥及其门徒忠实地秉乘尼泊尔佛像艺术风格和手法,为当时的大都和寺庙塑造了大量的佛像,深得朝野上下赞赏,时人称之为“西天梵相”。
时至今天,我们虽然不能确定阿尼哥及其门徒亲手塑造的造像制品,但是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尊由内地人布施所造的金铜佛像和北京昌平居庸关云台券洞内和券门上的浮雕佛像看,其艺术风格与特征十分清楚。它的主体风格为典型的尼泊尔样式,强调双肩及躯干的雄健之美,同时吸收了非常明显的汉地审美因素和表现手法,如造像面相比较宽平,两眼呈平直状等等。
宝冠释迦牟尼,带有浓郁的尼泊尔风格,同时吸收了非常明显的汉地审美因素和表现手法,令人强烈的联想到此类阿尼哥风格的作品。造像头部和躯干比例协调,刚中见柔。面相比较宽平,由尼泊尔时期童子脸逐渐向汉地方形脸过渡。身体匀称,四肢、双肩和胸部强调雄健之美,强烈的内在力度通过轻薄透剔的袈裟彰显无遗,体现出元代造像的时代风尚;与此相对,手指则修长、柔美、灵巧。袈裟纹样简洁,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与座前自然精美如悬瀑的衣褶相得益彰。
人物雄健的躯干不仅与居庸关及飞来峰造像风格相同,脸部轮廓与五官的处理几乎也如出一辙,从脱落的鎏金处更可见得铜质为尼泊尔工匠在内地冶炼而出的白铜,与之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造像一脉相承。整件作品鎏金亮丽,用材讲究,工艺精湛,体型高大,装藏完好,将汉藏尼艺术相融于—体,是佛教艺术走向成熟期的佳作,更是汉藏和中尼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的重要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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