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W·巴宙 译/李尚全

禅宗的精神

　　文/(美)W·巴宙

　　译/李尚全

　　中国佛教的进化很重要，尽管它的进化相当缓慢，几乎用了六百年的时间，但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大师为了全面理解这种新宗教而作了不懈的努力。

　　公元八世纪中叶，各宗派形成，在这里提及较大的几个：净土宗、禅宗、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等等。同样地，各宗在印度不存在，而在中国各自独立。各宗都自称佛教宗派起源于中国。实际上各宗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印度佛教教义或实 践的影响。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检查一下下列各宗的情况：净士宗以《无量寿经》为基础，法相宗以瑜伽派哲学为基础，天台宗和三论宗以中观派哲学为基础，禅宗凭静坐。因为是新宗派，就有新解释，甚至新实践，这种说明可能会给读者提供一些原始佛教教义或实践和中国新宗派相联系的信息。

　　可是，在各宗之间，禅宗的发展最突出，我将尽力追寻禅宗形成的种种因素，寻找禅宗对远东文化生活已经做出的贡献。

　　印度禅那和禅宗的关系

　　印度禅那和它在中国六世纪以后的副本联系极少。我们业已证明从公元二世纪开始的早期，很多佛教定学的梵文经典被安世高(148-170)、支曜(185)、佛陀跋陀罗(398-421)、鸠摩罗什等学者译成汉文。

　　显然，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禅那的实践，我们还从慧皎写的《高僧传》(写成于公元519年)里找到21个禅师，从道宣写的《续高僧传》(写成于公元645年)里找到135个禅师。

　　这就充分说明，印度佛教禅那的实践已经被中国佛教如实地仿效，二者之间或许没有区别，但是到了菩提达摩和他的弟子时代，禅宗就有全然不同的内容，特别是六祖慧能登上禅宗舞台。

　　菩提达摩禅

　　菩提达摩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提及菩提在达摩禅的概要和公元五世纪中国佛教的革命精神。传统的说法，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印度系统第二十八祖，然而，除了后期禅门弟子为提高他的声誉的论述以外，论述这种主张的历史事实极少。

　　不过，菩提达摩作为过渡时期的人物，也就是说，他的禅那实践，在方法上和早期禅那传统很少有相似之处，但他的学说唤起了以后禅师们的创造力。菩提达摩既不写作也不翻译经典，他的言论流传后世的很少，幸亏道宣把他的主要学说和实践在他的传里保存下来。下面就是他的点滴学说：

　　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

　　在很大程度上和《涅槃经》的佛性学说相类似，他的众生平等、愚智平等的简单说教很可能导源于《华严经》。这部经里有佛众生平等的一节。

　　诸如此类，可能是菩提达摩信条的根据。菩提达摩影响深远，下面几个例子将会说明这一点。

　　二祖慧可的一个道友——向居士，常常宣布为了获得涅槃而要去掉烦恼，就好象是搜寻没有任何实体的梦幻一样；为了获得成佛的资格而要断绝生死，就好象是搜寻没有任何发声器的声音一样。慧可赞同这种看法，主张智愚没有差别。

　　六祖慧能更进一步地说：“常人是佛，烦恼即菩提。使愚蠢人的思想变成常人的思想，再一开导就成了佛的思想。粘着在感官上的思想是烦恼，从感官上解脱的思想是菩提。”

　　禅师这方面或其他方面的言论，有人认为是菩提达摩开始的佛教动向的继续。尽管菩提达摩以后的禅师更大胆，然而菩提达摩根本就没有梦想到他的遗赠正是禅宗佛教的范本。

　　禅宗和中国人的革命精神

　　了解一点中国宗教西方批评家，不能抓住其内部含义和精神实质，常常趋向说不相干的话，这些批评家落雨石般的说明是无法论证的，我现在正在展阅一篇题为《中国佛教疑难问题》的论文。这篇论文几次提及禅宗佛教，在一处，作者称禅宗佛教为“印度佛教遮盖下的中国宗教”；在另一处，他说禅宗要求“倾轧绝大部分或全部佛教理论，仅仅保留实践的教规，即戒律 。”(强调有我)

　　已经全面研究过禅宗佛教深刻思想的人就会没有丝毫含糊地证实，被称为乔装着的“中国宗教”的禅宗佛教愿意做人间唯一剩下的事，即抛弃精神生活，放弃按戒律规定的文字引导的简单生活。禅宗佛教把详尽的解释、文学上的说明，公平地称为领错路。

　　关于禅宗是否是宗教的问题，我们认为没有比D·T·Suzuki在很多年前更好的回答，他承认禅宗佛教的权威：“禅宗不礼拜上帝，不奉行礼拜仪式，没有死后的命定归宿，直至最后，禅宗没有为一部分人寻求幸福的精神，也没有强烈牵挂有关一部分人的不朽声誉的习气。禅宗就是要从教条主义和‘宗教’的累赘里解脱。”

　　读了这段文字，如果还有人仍然坚持禅宗是宗教或乔装的“中国宗教”的话，我们尊重他的观点。要是他在这种着迷状态中寻到乐趣就好啦！

　　此外，我们必须细想一下禅宗学派对中国禅宗佛教发展的贡献的事实。

　　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公元1-4世纪)，由于中国佛教尊重这种新宗教，虔诚地接受了由梵文译成汉文的全部佛典，从来不敢对小乘和大乘教义已经存在的矛盾特征提出疑问。

　　而且，一部分译成汉语的经典有缺陷，要得出符合一般准则的含义是艰难的，这就引起公元4世纪佛教知识界的不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了获得佛教的本质，就放弃了比较不重要的琐事。

　　这里以道生(卒于434)为例子加以说明。他是鸠摩罗什和慧远的弟子，深入经藏，掌握了独特的顿悟说，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以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典的作用，就是阐明理念，得到理念以后，就要忘掉经典；语言的功用，就是解释义理，得到义理以后，语言就停止了作用”。

　　道生抱怨，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译经师粘着在文字上，对内涵缺乏掌握。就他本人而论，他宁愿“一旦得到鱼，就忘掉捕鱼的网”，也就是说，佛典、礼拜仪式和礼仪等等，不应该和本质的东西及佛教的实质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正如鱼比鱼网更重要一样。

　　道生其他对佛教徒有重大影响的看法是：1.顿悟；2.一阐提人具有成佛的可能性；3.善无报；4.佛没有极乐世界。

　　可是，传统势力最初厌恶道生的大胆言论，挑剔他的毛病，以外道邪说把他赶出僧团，后来 ，当《涅槃经》全部译成汉文时，传统势力就完全被折服了。《涅槃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阐提人具有佛性。

　　公元八世纪的禅宗佛教徒对“顿悟”理论提出了强烈的呼吁，他们把顿悟说作为自已的理论。无论如何，禅宗在公元八世纪的解释，与道生的差别极小。不过，禅宗真正地接受了道生这种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这正是禅师语录的象征。再者，我们知道慧能的教派，被称为顿悟南宗，而神秀的教派为渐悟北宗。当然，本性和佛性的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禅宗。

　　同时代的其他杰出大师，如道安、慧远、僧肇等，也对佛教发展作出了贡献：有的写出了研究佛教哲学的论文；有的简化了难懂的禅那实践体系，创立了新的学派。这些拓荒者努力的成果激发了禅宗佛教徒的想象力；禅宗学派步着这些早期哲人的足迹，取得了辉煌成就。

　　禅宗精神

　　下面是归纳禅宗学派的简洁提纲：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明性成佛。

　　这就是传统所认为的菩提达摩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对公元八世纪以后兴盛的禅宗检讨一下，我们就会认为禅宗更符合发扬光大的禅宗学派。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禅宗的特殊性，以便得到一个清楚的观念。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通常途径，是在把佛教梵文著作译成汉文上花了很长时间；注释、宣讲经典；确立新的理论和实践；最后在特定的经典上形成新学派。

　　禅宗教徒认为，中国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些活动上。当一些经典被有缺陷地翻译过来，对要理解的人来说，就颇有困难；常常发生的是，误解了这些经典。事实既然如此，这些经典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禅宗教徒了解到引经据典的失灵和局限，决定不依靠作为宗教文学的书本知识。想从这些羁绊中解脱出来，获得直接的的灵性感受和菩提显现，这就是在成佛途径上首先要达到开悟。他们为开悟选定的手段非常的不寻常——可能是棒打、呵斥、说笑话、似非而可能是的言论、打手势，甚至捏鼻子。

　　对于门外汉来说，很可能认为这是十足的胡闹，而对禅宗教徒来说，如果这种方法契机，就含义深刻，也许就象电视图象一样清晰，使参学的人随处认识真理。这就是开悟！与此相比，经典会对什么意图有用呢？

　　禅师为了使直接的方法生效，严格奉行对他们的弟子不清楚地告诉任何东西，弟子必须努力由直接的体验获得认知；当他抱有极小的希望时，开悟会突然感知。

　　禅宗教徒普遍反对崇拜偶像的佛教的传统方式，他们强调弄清每个人自己的佛性；每个人是潜在的佛；佛性和佛要从内部体认，不需要培养，绝大多数禅师甚至拒绝相信外在的佛、法、涅槃和菩提。

　　依据佛、法、涅槃和菩提等夸大的客观理念，去掉传统的善与恶或涅槃与烦恼那样对比的区别，正象头上安头一样的障碍物(临济语)。临济(卒于公元866年)是最杰出的禅师之一，曾向初学者提出见佛杀佛的建议，如果他见到阿罗汉、祖师、祖先及亲属时，都要统统杀掉！再者，禅宗佛教徒不会依恋任何东西，从而获得真正的解脱，当然，这里的“杀”应该理解为比喻。

　　另一个禅师(丹霞)焚佛的例证，可能看到了上面同样情况的灵光。按照这个禅师的主张，表面的和传统的实践将不会对思想的实现作出任何贡献，依靠外部帮助，就好象企图从书本里学会游泳的人一样——也许，他会在河底找到自己！

　　基于前面那几段，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禅宗佛教里 处于支配地位的特征，即：摆脱传统，获得直接的认识，扩展来自内部和不受书本知识引诱的真正的体验，所有这些，可以说属于佛陀开始的“特珠传统”，祖师又通过很长一段时间使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这个“特殊传统”的主张从历史的观点看发出了衰弱之音，但是，当它和禅宗联系在一起时，历史发现了它本身无用的主张。

　　很多古怪的和陌生的方法，例如，擤鼻子、喝斥、拳打、说自相矛盾的话、反问以及在空中画一个圈，已经被禅师使用，作为指导弟子的方法。在已经记载下来的绝大多数情况里，它可能全然没有任何意思，但是，有时它可能对某一个体有深奥的含义，我们会举出一、二个例子，以便说明我们是否晓得下面禅师的古怪行为的内情：

　　(1)临济曾经被邀请到军营进午餐，一些军官聚集在门口欢迎他。临济指着附近的一根柱子，问那些军官，这根柱子是属于有知阶层还是无知阶层，军官们不知道回答什么。临济就用拐杖击打那根柱子说：“即使你们能找到答案，柱子不会是其他东西，而是一根木桩！”

　　后面那几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是对依从俗例的人的训斥

　　(2)兴化是临济的弟子，有一次从马背上摔下来，伤了脚，他就拄着手杖走。他拄着手杖走在寺院的走廓里，问和尚们，他们是否能认识他。和尚们向他打招呼，并且表示敬佩。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只会讲话的残废法师，而不能走路。”就这一点，他盼望着和尚们的回答。和尚们不作声，不知说什么。为此，他就在当时当地死去了。

　　倘若这个问题是向我们提出的，我们会说这个问题很可能和不给人类留声机里寄托任何信仰的“特殊传统”有共同之处，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并非真理。——倘若我们猜想得对，也许那位禅师不会那样快地死掉！

　　数以百计的上述例子，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可能很奇怪，而对初学者来讲，我确信，很正常、很简单。其实，禅宗根朴实。虽然早期禅宗学者里一些人企图给禅宗穿上神秘的外衣，他们常常说，禅宗是直觉的、超出理智的理解力，即使它意指禅宗专门性的特征，这并不完全是真的。禅宗的本质可能是除了直接的体验外，不是由任何知识媒介所描述的任何东西 。禅宗是普遍的存在。临济给我们的暗示说：“先生们，没有发挥佛法的场所，佛法除无价值的琐事外，是不存在的，正象本能的叫声、穿衣、吃饭以及困了睡觉一样。无知者会嘲笑我，个别聪明的人能理解我。‘献身于外部活动的任何人’，俗话说，‘肯定是个白痴’。”

　　具有同样倾向的另一个大禅师马祖，给我们一幅清晰的画面，他说：“无论你做什么，你要笑、眨眼、打喷嚏或打鼾——所有这一切都和佛性联系在一起；象愤怒、憎恨和烦恼一类的的事情——也属于佛性……，你要让你本人悠闲自在，这就叫解脱，获得了解脱，就没有什么能绑住你，而你就知道没有成佛的理论。”

　　在马祖提出“开悟”问题的另一个重大时刻，他甚至否认开悟的存在，并且说：“我们谈及开悟，因为有愚昧。没有愚昧的起源，因而就不会确定开悟。”

　　显然，这是多么的直率和痛快啊！这不正是禅宗的真正精神吗？

　　上面的论证导致了我们对禅宗佛教的结论，即从有佛教以来，最直率、最中肯的教派。禅宗重实践，认识到主体是否小心地体验到内部的觉醒的重要性。禅宗是革命的、进步的以及从习惯的理论和实践中解脱。再者，虽然禅宗导源于禅堂，但已经成为远东数千年来的文化生活中的生命力。

　　(本文译自美国W·巴宙教授著《中国佛教》，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