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晓芸
近日,上海地铁免费Wi-Fi已经在个别线路上开始测试工作,测试结果将很快对外公布。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终将生活在线上,成为无处不在、唾手可得的“线人”。
很多人都有那样的经历,你发一条信息给你心爱的人,你们默认彼此一定第一时间会看到这条信息,并且“秒回”。如果他/她迟复了,你就辗转难眠,心中泛起各种嘀咕,他/她是不是不理我了,我是不是哪里惹他/她生气了。
人的联系变得如此紧密,那种遥望一封家书情书的日子成为了久远的记忆。但人们也同时承认,沟通变得如此碎片和随性,深度交流似乎成为一件有点矫情的事。如果你对你的伴侣说,我们来好好深谈一场吧,他/她可能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而在过去,翻翻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的各种传记,长长的信件往往构成了传记最可靠的素材主体。
因了即时通讯工具的革命性发展,人们的交际圈在急速扩大,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数量可观的朋友圈和微信群(过去曾经是QQ群)。它的好处是极大地拓展了弱关系的发展,人们不再只是生活在物理空间或实体组织结构中,而是有条件因兴趣爱好或价值认同而结识远在天边的人。
但这也加大了人际关系中的筛选成本,多少人在为究竟屏蔽不屏蔽某一个半生不熟的人而游移不定。有的人则干脆放弃筛选,任由人际圈的扩大,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资本和身份象征。与此同时,他的时间线很可能就被各种饭局照、自拍照和旅游照占满了。
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关于无效交际和朋友圈的资讯灾难,早有许多人关注到并表示过焦虑。除了焦虑本身,我更注意到这样的即时通讯密集轰炸即将带来的人群划分。
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人,很可能将被一种叫做“信息自控力”的东西划分为完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但这种“信息自控力”或将仅仅被少数人需要和掌握,成为一种职业能力。为数更多的人,则是融入这个无孔不入的线上生活,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在线人”、“碎片人”。
什么样的人亟需“信息自控力”来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和一个相对自由的安静精神空间呢?毫无疑问,是那些需要高密度的创造力,并且这种创造力不太依赖团队合作的人。也就是那些职业的内在要求就鼓励孤独的人,正所谓“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在报社工作时,一位总编曾经送过我这样一本书,书名就是“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传统媒体曾经是一个宠溺读书人的地方,鼓励报社养着一批懒洋洋的孤独思考者。至于我们是否因这宽松和闲暇生长出足够的创造力,那就看总编和投资人的运气了。
我认识一些优秀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真有人迄今不用手机。他需要联系你的时候,先用邮件问好了你的手机号码,到达你所在城市之后,用宾馆的座机给你打来电话,约好会面时间地点。看起来,手机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便,他的生活安排井然有序,重要议程一个也不耽误,不重要会面,一个也没冗余。
很多时候,我非常羡慕这些作家和思想者,他们葆有了一种难得的孤独和创造力。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以抵抗拖延症的借口,我又四处游荡,翻出照片,发了几张在朋友圈,收获了一堆的赞之后,无可救药的“自恋症”得到满足之后,才快速打开空白文档。
即便这样,我仍然算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我很少看朋友圈,加入的群极少,与我言论的公共性完全不对称;微博也能做到发完即走,不浏览,不惦念;我使用着一个不能上网的古老手机,手机长期处于静音状态,常常错过重要电话;我不看电视,家里没有有线电视。但我还是给自己找了足够的借口使用微信,诸如世界上总有那么几个重要的人值得你秒回、你等待,于是,我必须有微信。
与范围极广、热火朝天的线上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的线下生活可能极为封闭。很多人不知道对门的邻居是谁,电梯里从来不与人目光交流。
我倒是与我的邻居们有着紧密的联系,维系着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社区生活。我把这归因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低密度的物理空间里,如果把我丢进一栋密度极高的单体楼,我同样会是那个从来不对邻居点头微笑的人。甚至,我都难以认同在一栋或几栋高楼构成的小区里,会有什么邻居的概念。
技术和物理条件,实实在在地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大脑的思维结构,它秘而不宣,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一个不带手机出门的人,往往会以为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但这样的精神困境是否就构成了抵制技术革新的理由呢?的确不能。因为这些技术变革远远没有挑战人类的伦理困境,人们往往认为克隆、基因筛选才是根本性的伦理问题。不过,我们并不总是徘徊在道德困境的边缘,我们还拥有一个广阔空间——那是为人类的创造力而存在着的。因此,对于那些渴望葆有创造力的人来说,对这种全身心浸淫的在线状态,可能需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以维持他们作为创造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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