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贤法师

　　忘记

　　忘我从忘记开始，这是我确信的道理，因为不光无我的修治来自于忘记，而且生命本身也需要忘记。面对桌上的纸和笔打起妄想——太多该要忘却的都还没忘掉，而今却要提起，这真不是自己的意愿。我一直想，也许有那么一天，我终要将所有忘记的都想起来检视一遍，但肯定不是现在，也许是三十年或五十年后，也许要放到永远的未来……那些记忆就像盘中游走的散珠，不能成串。无论走到哪里，它们都跟到哪里，不留意的时候，总在面前打转，如欲将其连贯起来，一经把捉便化为虚空了，想要记下来，那真不是容易的事。如今的自己，已是诸务在身，点滴的回忆都只发生在繁忙的路途中或车船上，或者，即便有专门的时间冥思苦想，回忆也是散碎的，所以，随性写点记忆，恐怕也都不成条理，最终便只能追求一点——真实。

　　最先写下的，便是我通过习惯性地、不停地忘记，但无论如何还是忘不掉的一些事，比如说，母亲的生日、父亲的节日、奶奶深夜的荔枝香、腊月三十的夜…… 

　　每到母亲的寿辰，我都会想起一首敦煌文书中的僧偈：“今朝是我娘生日，剔亮佛前长命灯；粥饭自烹还自吃，替娘斋得一员僧！”心目中敬畏而殷切地一边回想，一边点亮佛前的供灯……记得那是进初中后的一次课上，班主任老师向同学们提问：“大家知不知道自己的生日？”让大家举手，百分之百的人都知道。老师紧接着问：你们知不知道自己母亲的生日？在当时的课堂，没有一个同学举起手来。老师批评了我们，我惭愧落泪，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母亲的生日记住。可每次向母亲打听她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她总是说：“过都过去了，不用问了。”她的生日一直在推托中向孩子们隐瞒了数十年，她平淡得就像压根儿没有生日一样。当我记住她生日是哪天的时候，已经是她六十寿辰的那一天，而我已经是步入中年的人了……

　　父亲节是我心目中母亲和父亲共同的节日，也是我羁旅人生中父母姐弟的共同节日。父亲母亲异常朴实，他们的一生根本不知道有父亲节、母亲节这回事。我熟悉这些节日，而使我最为悲切的是，他们竟然从不抱希望，从不期待这种节日的祝福。现在，父亲已经与世长辞，他真的做到了一生都没有期待过——他心里是否期待过，已无从知道了！忙乱时无暇思考，难道静的时候他也从不问一句？他老老实实来，老老实实去。我真的为他们抱不平，这一生悲苦辛劳究竟是为什么？！也许“承受”是他们唯一的答案，可这不是我要找的答案。一阵紧似一阵的悲感袭上心头，使我哽咽！儿子跳出他们的那叶风雨小舟跨上了滩岸，可以登高丘以望四海，倚长剑而临五洲。可是，谁解僧娘盼儿愁？只能默默祈愿，唯愿佛出兜罗手，为拾萱草寄无忧！

　　奶奶深夜剥给我的荔枝，也是让我难忘的。江汉平原不产荔枝，七十年代更难吃到这种水果，有人送了一串来供养奶奶，老人全都省下来，晚上来到床前剥好了送到我嘴里，我睡意正酣，不耐烦地吐了出来，翻身又睡熟了。奶奶为了节省而不开电灯，在漆黑的夜里独自咀嚼着我不吃的荔枝，朦胧中的咀嚼声那样甜美，奶奶就像享受着独自支撑下来的家庭幸福一样享受着荔枝的香甜！很奇怪，这朦胧到若有若无的声响，倒使我难忘，甚至是留恋。也许那黑夜的声音里，满载着老人为数不多的幸福憧憬吧！否则，怎么会如此地打动人，如此地让我难忘？不上学的日子，大人们在外面忙，我自己在家，只有奶奶时不时地管束着我。有时，她看我盯在作业本上，一写几个小时不动，会耐心地对我说：“你看这一坐太久了，天都快黑了，你就出去玩一会儿吧。”可等我约好小伙伴刚刚展开打仗游戏的时候，奶奶又房前屋后地大喊：“回来吃饭！”我的游戏被干扰了，一回到家，劈头盖脸就对奶奶说：“在家里你让我出去，我一出门你又喊我回来。”奶奶被我的话问得哑口无言，心疼的眼神里闪耀着惊喜……十多年以后，我在一座寺院讲经，法会上要求所有的人都不接电话。法会结束后，我得到了奶奶去世的消息。讲经期间因为消息屏蔽，亲人们联系不到我。老人去世前，一直念着我的名字！老人走了，我一片茫然，只觉得我有一片彩霞被天空带走了，很空，没有送上一程，在这份孝道面前我没了选择，我充满愧疚，这是一生的愧疚！有时，我会自责，为什么自己连这点善根也没有，自己的诉求很简单——只是送一程！

　　除夕是越过越怕的节日。每年除夕这天，当落日将最后一抹余晖都带走了，千人万众的喜庆和春节联欢的笑闹，都无不迫使我这位如同路人一般的欣赏者深感无常的迷失。枯寒看尽心自回，落日悬鼓照春归；千山霞红齐祷贺，有时无言焰花飞！焰花飞过了，岁月流走，“既往”也都忘记了，但希望并没有跟着“忘记”而鲜活地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不知道信仰者的心灵世界，是否举凡阅尽繁华都只剩孤单，但至少除夕的感怀在我心中真的越印越深了。于是，在自己生命减岁的当口，我发愿，要像蜡烛那样，未改心头热，不惜自焚身。那是在消融的迷失感中寻求希望的光，只要“希望”是自己想要的，哪怕自己并不确定是否已找到，我也还是要为今世父母姐弟，乃至生生世世有缘的六亲眷属祈祷，祈祷他们拥有希望，福长、寿也长！

　　近二十年的僧侣生涯，本该忘记的这一切，不知为什么现在却比以往记得更清楚。我想，这大概不是节令使我难忘，而是岁月让我记起。不知道以后这些记忆将会更清晰还是更模糊，总之，凡要提起早先的因缘，心象中总是先涌起以上的情景。是因为留恋尘俗往事吗？还是道心不如既往？不一定！无论怎样的问责，总难让我彻底忘却生命中这些有恩于我的人。有时我真纳闷，为什么这几位女性，为什么这几位男性，他们如此地依恋于我，如此地用生命做我虔诚的铺路石？没有答案。在我的世界里，不知道他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更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意义是什么。该忘记的这些真的无法忘记，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忘记。有时也感叹，自己是一只衔泥筑窝的燕，而他们，都曾为这只衔泥燕筑窝。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无法忘记”，我最终愿意用一种修行的精神去关闭自私、我慢和贪婪。我追随了一个大众很少了解的群体——僧团。他们的价值观鄙视名利之欲，也许最终让人无法理解，但是社会上真的就能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最能让人大生大死却甘处边缘，他们穿着复古的服装走在现代的人群里，他们多数是青年却执掌着全社会最久远的文化，他们时常面对死亡却又无倦地为生者工作，他们面对迷信(信仰的迷失)者而内心生起信仰，他们敢看最黑的夜而又拥有最亮的眼，他们最多面对痛苦与黑暗却又最多给人希望与光明……我追随他们，并迫切希望成为他们！

　　善根

　　“善根”是佛教界一个十分常用的特有名词，大概是指一个人在佛法善行领域早先就有的一些栽培。我从开始接触佛教就了解到了这个词汇，很多信佛人的口中反复使用它。我信佛以后也曾用过，但心里始终保持着对这个词汇的陌生感。我认为判断他人有无善根是件慎重的事，断然不可以信口评说，判断自己是否有善根也是件慎重的事，所以更不能轻率地使用“善根”这个词。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也还是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个有善根的人。

　　我三岁抽烟，五岁就戒掉了，这完全是被宠出来的。单从这一件事，我就足以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善根。

　　大伯和爸爸都是乡里的小干部，会议多，客人多，来往的叔叔们爱逗着我玩儿，香烟、糖果便是逗我的工具。糖是水果糖、棒棒糖，烟是游泳、广水、大前门，这些都是我回头犒赏小伙伴们的战利品。在小伙伴中的权威性与这些战利品息息相关。

　　提供糖果、香烟最大方的要算公社里的小罗叔叔。我每回在村口截住他的自行车不让过，他都会笑眯眯地一边从皮包里掏出香烟、糖果，一边爱抚地切齿骂道：“小狗日的不让过。有烟、有糖！”然后将香烟点着一根，讲条件：“跪着，喊爸爸！”我从来不会犹豫，“扑通”双膝着地跪下，一声“爸爸”出口，香烟归我，车辆放行，叮叮当当，车铃声伴着欢笑进村而去。

　　糖果吃到半嘴虫牙，香烟抽到五指发黄，既是泼辣的收获，又是大人的热宠。在小伙伴中我深以下跪就有烟有糖而深感自豪。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那时我的善根在哪里。

　　有一回，隔壁叔叔家建新房子，拉砖的车被陷在了坡道上。虽然有很多人围着车辆喊着“一二三”向上推，但每进几寸总是紧跟着后退几寸，车在半坡上陷于困境。我虽然只有五岁，但希望车上去的迫切心情与大人们都是一样的。当大家又一声呐喊，车上去半尺即将下滑的时候，我捡起路旁的砖块，塞在了车轮下方，车不光没有下滑，而且在大众一声吆喝之下冲出了坡道。隔壁的奶奶抚着我的头，惊喜地叹道：“这个小人精！回头买麻花给你吃。”

　　于是，从这天开始，奶奶将要买给我的麻花成了我再也忘不掉的战利品，我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她兑现。辛苦的等待持续了五到六个月，竟然没有一天我能忘掉奶奶的麻花。现在想来，这可是相当的放不下，离着佛教的胸怀实在太遥远！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隔壁奶奶的不守信用，找到了一个二十多位邻居围聚在一起吃午饭的机会，确定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当时的“推车证人”以后，我对着隔壁奶奶大声喊道：“您说过要买给我的麻花呢？我等了很久了！”所有的大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隔壁奶奶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我还瞪着眼睛执着地喊道：“麻花呢？不要笑！”几年以后，隔壁奶奶去世了，她承诺的麻花最终也没有兑现，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太小，她忘记了吧。但我却实实在在执着了很久，坚持要隔壁奶奶信守承诺买麻花。回想起来，真觉得这大人对小孩儿讲话，可一定得说到做到！

　　小时候与伙伴们相处，自己堪称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我们群体中的一位比自己大两岁的小伙伴，他的身高体重完全可以把我罩住，每次上学放学他带队一起走，都占尽风头炫耀他的吃食和玩物。我从不嫉妒他，也全无报复情绪，甚至看着他们快乐自己心里也充满着欣喜。这欣喜很难控制，有时就表现在行动上，或是猛然表达一种亲切，不管别人能否接受得了！那天上学，我的高兴劲儿又上来了，朝着大同学的背后走去，趁他全神贯注跟小伙伴们唠叨不停，我“哈”地一声猛然出拳，直击对方后心窝，随着一声闷响，他“啊”地一声向前踉跄好几步，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恢复了呼吸。一拳打出了惨叫声，我的心情十分愉快！那位大同学开始报复，组织小伙伴们对我进行批斗，理由是：这是个不知轻重的家伙！

　　我家门前有汪清澈的小水塘，有一年冬天，雪过天晴，我随大孩子们踩雪归来，走近道穿过水塘中间的一条堤埂，准备回家。堤埂坍塌了一个缺口，必须跳过才能到对岸。看大孩子们不费劲儿似地飞身过水，我也跟了出去。可结果并不太妙，我落在了彼岸边上的冰水中……穿着全湿的新棉裤走进家门我心怀忐忑，听见母亲与满屋子左邻右舍大人们爽朗的谈笑声，窃想：这回不好过关，恐怕要挨揍。当我的小个子出现在一堆大人面前时，母亲的愤怒变成一种较为温婉的质问：“你看看你！” 我被她的大手迅速地拔升到了空中，“全湿了！”随之惊恐地发现，一只大手举向空中，朝我扇来。急中生智，我在空中被动地大声叫喊：“既然打湿了，再打也打不干啊！？”没想到这一嗓子救了自己，情势由言出而骤变，在一阵欢笑与赞赏声中，我被从空中回放到了地上。这回不光没有挨打，一句“既然打湿了，打也打不干啊”反倒成了我的著名台词，升级成为我童年对母亲实施情绪管理的经典利器。不仅如此，我换上的崭新衣服，也总因与小朋友们在野外摸爬滚打而变得很脏，母亲会批评我：“都这么大的男孩子了，怎么每天都把衣服弄这么脏？”我的回答是：“这衣服总穿不脏，多没意思啊！”从那以后，不管我做了多大的坏事，母亲再也没有揍过我。我用机巧从母亲这里获得了“永久免揍权”，不知道这类的机巧是否属于善根，只是，我从中得了好处。

　　小学四年级，班主任老师提倡“学雷锋，小红花”活动，在教室的黑板旁边悬挂了一张红花榜，上面写满了同学们的名字。如果有谁“遭到”举报，只要情况属实，班主任老师就会拿着红色墨水，用毛笔在那位同学的名字后面打上一个红色的对勾。到学期结束，红勾最多的同学会得到一次小红花的奖励。这是何其体面的荣誉啊，幼小的心灵开始蠢蠢欲动！

　　其实，对于助人为乐的好事，我也是相当热心的，只是每次的善举，总是发生在无人见证的情境下。心里盘算着应该得到的红色对勾，完全没有在教室的榜单上如数出现，于是自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在中间的某页写上了“某某同学应得小红花”的标题，并在每次做完好事以后，认真地在该页打上一个勾。我帮助拉不动车的老爷爷推过车，帮助扫不完教室的同学打扫过教室，帮助孤寡老人提过水桶……但不管笔记本上的对勾有多少，而教室公开的榜单上的红勾数却一直没有增加。那时没有“积阴德”的概念，对于好人好事的价值，我认为只有被人看见才是有用的。于是有一回，我在同桌同学的面前上演了一场佯装露出破绽的“舞台剧”。小同学出去了，当他回来快要进入座位的时候，我飞快地翻开小红花记录，注意到他的视线已经落到了笔记本红花页上的时候，我飞快地合上笔记本，俨然我的功德不愿意被同学发现。可他的好奇心真被我的动作调动起来了，他追过来强行翻开笔记本，发现了一切记录，我还在与他抗争——要努力关上笔记本，“欲擒故纵”之目的简直昭然若揭啊！可这位同学“将计就计”的执着劲儿已“被动”地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我越遮掩他越较劲，终于将发现的一切报告了班主任，于是我在教室榜单上的红色对勾成为了全班第一。“欲擒故纵”遇上了“将计就计”，我的行动奏效了。但当班主任在讲台上宣布年终小红花最多，让我上台领奖时，心里忽然失去了对这一荣誉的任何感觉，只剩嚼蜡似的乏味，真希望教室的地上能有一条裂缝让自己钻下去，从脸到脖子都红得滚烫。我品尝了机心谋得荣誉的痛苦，一次痛苦的教训，真的，这样的心态有何善根可言？

　　小学的光阴很快溜走了。不久就要进入中学时代，有一天，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向学校，眼睛看着双脚踩地，而大地向后后退的过程，既无聊，又很无奈，辛苦的上学生活让自己负担重重。猛然一抬头，一阵清风拂面而过，定睛一看，一位穿着奇特，行止矫健的道士从前方迎面而来。他的服装与普通人绝然不同，灰色宽大的道袍随风飘曳，长长的头发被挽成了发髻，中间竟还插着一根古人才用的发簪。我完全被惊呆了，一时间手足无措，一个强烈的念头冲击着幼小的心扉：我想跟他走。但仔细想想，跟着一位道士走，又不像是自己的理想。其实，我根本没有勇气，哪怕只跟他走上一步。没想到当时的念头竟是那样的强烈，想跟着他走，简直要让一颗心砰砰乱跳了。这大概是一点善根吧。

　　过了不久，我听同学介绍，说十多公里以外的村子里，每天有人请神附体，救治病患。于是找了一个周末，约上三四位小同学，长途骑自行车去往那个村落，与能请神的男主人简单沟通过以后，便要求他请神下来让我们参观，并且直接说：“你最好能请下来折服我们，让我有感觉，哪怕受到打击。”他同意了。于是我静静地，等待对方那非人的力量如何对我实施“老鹰抓小鸡”。当时，内心始终充斥着强烈的勇气，就像小时候天晚了，奶奶不许我看夜空，怕我遇上了鬼，而我拼命地对着夜空大喊“所有的鬼都来找我”一样。这回我是真的有意来找鬼。奇迹就在身边发生，腿脚残废的人下地走路了，不能说话的人开始说话了，烧红的铁链被请神者缠在自己的脖子上而全无烫伤。可我一直在等待那些神力在我身上发生反应，假如不是帮助，那么惩罚或打击，只要有反应我就欢迎。可是最终，什么反应也没有让我体会到。请神的一边哀叫着，一边蹦蹦跳跳，“你越来越厉害了，我降伏不了你了……”从那以后，很多次亲临降大神的场合，请求那些特殊的通神力量反应在自己身上，但却从来也没有遭遇到类似的体验。不知道这是积累善根还是破坏善根的行动，只是，想弄明白，不愿意模棱两可地接受。

　　有一天，收音机里传出消息，说鉴真大师的圣像要回国探亲，并且介绍鉴真大师是一位僧人。这一则广播把我幼小的心灵完全点燃了，“僧人”这个概念被我牢牢记住了，第一次听到，就觉得这种身份自己更喜欢。又过了不久，我从商店里买了一个很老式的记事本，在中间插页的彩图背面印着一首带简谱的歌曲，歌名叫做《送别》，作词者的名字居然叫做“弘一法师”。我在琢磨，法师是什么，而弘一又是谁？为什么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被称作法师的，而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那么美的话语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我的身边没有道士或僧侣，更没有居士或法师，多少年来没有任何人表态说自己信仰佛教。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很多年，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不可能存在宗教信仰的。从我出生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年又一年，人们始终过着平俗的生活，都只会为一百或两百块钱的收入感到兴奋，所有的香都只会在过年时烧给祖先，这大概是最没有善根的生活吧。我常常对于自己有没有善根产生质疑。我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会高兴或愤怒？我就是身体吗？我就是心吗？心又是什么？我的使命只是生来然后又负责死去吗？儿时的生活是充满了轻松与快乐的，但我弄不明白“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轻松和快乐的背后，这个疑团我始终放不下，从童年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是这个疑团，还是没有弄明白。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有善根的人！

　　信佛

　　我虽然出生在中国这方国土，却没有生在信奉大乘的时节，故乡是一片几乎完全无人信佛的土地。虽然我的信仰最后归结在了佛教，但回想童年和少年的乡土上，却都毫无佛教的痕迹。最悲哀的是，我出生和成长的这片土地，从来都得不到佛陀的福音。

　　在我出家后十五年的时候，那是外公去世的前一年，我路经故乡去看望这位老人，他才告诉我他的信仰隐瞒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寺院塑造佛像的劳动，并且还多次参加过“量子会”。这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朝拜寺院活动，中南地区的农村，村庄之间都要轮流地参与，每一个村庄都要预先制作一顶无量寿佛的佛龛，用八抬大轿抬起来。大众一起上路，花很长的时间，三步一拜，朝礼上百公里以外的木兰山佛教寺庙群。大众集体唱诵“南无无量寿佛”，而后三步一拜。每年的朝礼活动，需经两到三个月才能圆满完成。朝拜圆满的村落需要请大戏，唱积德行善的佛经故事戏目。老人、小孩空巷来观，那是极其隆重的场面。在解放后历次群众运动以后，这样的活动没人再敢提起。于是我就出生在了这样一个原本人人信佛，而却无人提起佛教的地方。若要提到信仰，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一定要“自找”。直到今天，有人询问我信佛的起因时，我总是回答：“自找的！”

　　对佛教的信心是源自心灵深处的，寻找信仰的过程，就像寻找心的过程一样，内外相承，一触即发。进入初中以后，我酷爱打坐，天天坚持，从无懈废，虽然受到很多嘲笑讽刺，也都不以为然。若要问到是何原因，也实在说不出什么来，只是那种一经接触便无法放弃的爱好或执着。

　　此外，放生及布施的善行，也从来都是见缝插针地去努力。每当找到一本高僧的传记，都会一口气读完，并手抄成复制本，在同学之间流通。

　　后来，因为接触武汉当地寺院，也顺带结识了两位法师，他们的生活更是让我羡慕得心里发痒，羡慕得假若此生不能出家为僧，便是终生憾事。

　　此后的学生生活，轴心自然地改变了，佛法被摆在了第一位，功课的学习摆到了后面。每次期末考试，也无心关注最终成绩了。对于一些同学日以继夜所谋求的中专及重点高中的录取成绩，都一概不齿。除了佛法，再也没有能让我动心的快乐了。

　　打坐

　　从小学开始，我就不甘于过那种节奏一成不变的生活。走在旷野里，时常会反思：我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从学校的早锻炼到个人的练长跑，总想寻找一番自己喜欢的生活乐趣。小学五年级的一本《少年文艺》为我提供了契机，其中有篇《静坐可以开发智慧》的短文介绍了打坐和静心的方法。如获至宝，我开始学着文章所说的那样打坐。每天的坚持使我越来越感兴趣，甚至有时坐到了通宵达旦。头天晚自习下课，走进小树林，盘起腿来，坐到第二天敲起床铃。我的行动也获得了知音，最要好的几位小同学开始加入打坐的团队。最多的时候，小树林里打坐的人竟能超过七十，其中还包括三到四位我们的任课老师，随同我夜夜坐禅。

　　早期的静坐，并不懂得参禅或念佛，于是做出了相当浪漫的安排，盘着腿，听着贝多芬的生命交响曲，让心灵沐浴在激烈浩瀚的动感长河中。其实到今天，我也没觉得那种方法是错误的，也许没让心静下来，但却让我知道生命必须要去发现。当然最好的伴坐音乐，还是高山流水一类的中国古乐。我们从中听取嵇康、阮籍他们遗世独立的生命品质，时常久久沉浸在那种高雅的感受中，不愿意回到白天教室的课本上。终于有一天，我们的伴坐音乐变成了“阿弥陀佛身金色”，以后就再没有改过。打坐同学的年龄段也从小学、初中一直变到高中。高中的静坐生活，已全然被我们理解成了寺院以外的准出家修行，所有的用功打坐都只是出家前的准备工作。于是，每日打坐之前，有了长时间的礼佛和忏悔业障。打坐中间，全身心沉浸在话头与疑情中，我们的静坐提升到了出家之前的信佛最高水平。

　　初中的阶段，至少有三年时间，我都担任着禅修小老师的角色，同年级二百一十位同学通常会有六七十位参加晚上我组织的禅修。这个群体的目标越来越大，我们被校方领导关注起来。有一天，一位姓张的副校长找我到办公室谈话。他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你们年级最早的共青团员和班长，你怎么就信迷信了呢？”我没有回答。他说：“如果你继续这样，我只好开除你。”

　　我险些被开除，转身走出办公室门，迎头遇上参与我们打坐的年轻班主任。他用眼神示意并寻问我情况如何，我一抬头，会意地答了一句：“现在的人素质太差。”

　　求佛书

　　八十年代的学校，想要看佛书是很难的。初中二年级的一段时间，给我们代课的几位年轻老师，为我介绍了一位已故居士的家庭，说老居士故去，留下了几本佛书。在一个周末，我跑了三十多公里，去到那个村庄。这是十分善良的一家人，但对于佛书格外小心，一面强调现在的政策谁也不敢读佛经，一面又说这些佛书相当有价值，不能轻易拿走。死缠烂打，我还是从那一摞佛书中抽出了一本《朝暮课诵》的解释。那本书讲得太难，尤其是开篇的“华藏世界”，让我无法读下去。有幸的是，当年年底，有一位李老师给我们借来了《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及《觉海慈航》。这两个小册子好懂，我将它们一遍一遍地抄录下来，分头送给同学们阅读，还有很多强调，要沐浴净身，要斋戒吃素，读书要端身正坐，心无杂念，要如面佛天，敬畏虔诚。大家无不视若珍宝，连抄本也小心地包了书皮。又过了不久，我开始抄写毛惕园居士编辑的《念佛法要》。次年，一位叫妙赋法师的出家人在另一位法师的介绍下，到村里来见我。这是第一次有出家人来家里。妙赋法师带来一套《虚云老和尚全集》，我以最虔敬的心限定自己，没有三五天专门闭关是不能翻动阅读的。此后，最打动我的一本书是《憨山大师的一生》，这是由《憨山大师年谱》进行语体白话编写的小册子。几乎其中的任何一个章节都能打动我。大师被他母亲扔下河去，我随之紧张；大师出家剃度，我随之喜悦；大师发配充军，我共历坎坷；大师复兴曹溪，我由衷喜悦；大师开悟前的三次梦境，使我每天都沉浸在大师感应的欣喜中；最后大师圆寂了，我只觉得他没走完的道路我必须要继续走下去。我认为，不管提到谁是历史上某位大师转世的话题，都是庸俗和无聊的。作为肩负使命的新一代佛弟子，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他们的延续。

　　虽然打定了出家的主意，但那是最难以禀告父母的决心。紧迫而甚至有些惶惑不安的生活使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想要挣脱又无法跨越牢笼的小鸟，只有佛书能让我安定下来。翻开佛书，便自觉已然是修行人了；合起佛书，我不知道怎样实现修行的梦想。

　　守培

　　守培，是民国时期一位杰出长老的法名。我从来没对任何一位僧人直呼其名，更何况这样一位长老。守培两字命名，完全出于对法师的敬仰，乃至法师的精神已然变成我毕生修行所追求的方向。我喜欢这两个字。

　　初中毕业以后，与我们共同学佛的李老师出家为僧了，他向我介绍了守培法师的全集。最让人兴奋的是，他说：“该书的总编隆根老和尚到武汉看望昌明老和尚时，给他带来了两套《守培全集》，于是其中的一套便可以留下让我长时间阅读了。”

　　守培法师的书最先是出家的李老师引导我阅读的。他将重要的章节记在心里，用各样的小纸片插在中间作间隔。每到周末，我进寺院看他，他便翻开厚厚的全集，一篇一篇地念给我听。我听得很激动，他读得更享受。每册书页的中间都穿插着无数的各色小纸片，高兴的地方他顾不得涂写经书的罪过，便拿笔在原书边上划起道道来。

　　这套书才堪称是我真正的学佛启蒙书，它使我从单纯地信佛进而产生了一种承担佛法的使命感。我最喜欢守培法师论述僧宝的文章，字里行间的精气神让我平日遭受种种因信佛而受到的打击得以畅快淋漓地舒张。我找到了精神导师，常常这样想：如果能出家，我一定要做守培法师这样的僧人。

　　真是因缘前生定，宛如对影成。终于有一年，我勇敢地背起了这套《守培全集》，离开家园，走进寺院，做起了出家人。

　　在阅读《守培全集》的过程中，我不时写下阅读的体会。其中第一首诗如下：

　　这个头陀号守培，海陵农子命相卑。

　　清宵驰牧未辞责，八龄大水护牛归。

　　十龄私塾过群童，三年学问一载备。

　　惨遭亲故值法缘，僧仪偶睹心自回。

　　梵唱字字入焦肠，法音清朗调转微。

　　自此宫商归佛门，十二出家超尘累。

　　守培法师，光绪十年出生于江苏泰县的一户农家，儿时父母相继过世，七岁时开始跟随着二哥生活。法师平时在田间放一头水牛，这水牛特别听话，法师也非常爱护它，好几次救过它的命。有一次法师骑牛过河，到了河中央，水牛突然不能前进，仓皇失色回头望着法师，像是在求救。法师不知是什么原因，旁观的人说是因为水下有鬼，牛快要死了。法师不信，下到水中一摸牛脚，原来是被水草缠住了，法师就把水草弄断，水牛安然渡河，旁观的人都称赞：“小子胆大极矣！”又有一次，法师晚上起床查看水牛，发现牛不见了，四处寻找，只见河中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快速流动，估计正是水牛。于是飞奔入水，将其牢牢抓住，一看，果然是水牛，就把它牵回了家。家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当时法师只有八岁。直到后来，法师在自述里忆及当年的往事时还这样写道：“我八岁的时候，就能够日夜不忘我的责任，并且又有这样的胆识，自己也觉得欢喜。”

　　法师十岁那年，到姑母家里吊丧，当时有众多僧人在做佛事，对亡者进行超度。佛事的清凉梵唱字字滴入法师的焦肠，使他萌发了出尘的心念。其中有一位三乘法师，对年少的守培法师特别照顾，最后因缘成就，带他到小庵里出家，成了守培法师的剃度师父。剃度后还送他去私塾上学，读了一年儒书，私塾先生对他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此后又回到庵里诵经，学习唱诵。法师聪颖，很快就熟练掌握了佛门的唱诵。

　　清末明初小儿郎，事能到位度弛张。

　　十龄统理閤院众，少年勤劳寺小康。

　　道业不因杂务废，诗书子史耕读忙。

　　十四发足广游巡，终南把定参一场。

　　有缘化满冬寒食，抱定宗旨绝思量。

　　昼夜坐行缘无易，“是谁”功夫始落堂。

　　守培法师十三岁时，三乘法师往焦山寺参学，年少的法师挑过看守庵堂的重担，一守十三年。在这些岁月中，法师不仅将庵堂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把所欠多年的债务一一还清。平时，法师因为阅读佛经发现文字中的奥妙，常常发奋自学。法师十七岁在焦山受戒，十九岁又度大哥的儿子出家。二十岁那年在焦山听通志法师讲《弥陀疏钞》，不解大义，生起了极大的惭愧心，发出“不为法师不足以为出家人”的感慨。一年后，等到三乘法师回到庵中，守培法师把历年的账目和所有钱物都交付给了师父，自己不私藏一分。

　　到了光绪末年，守培法师终于得以向师父告假，出外参学。他独自来到镇江金山寺，在青权法师座下参学禅法三年，自愧未能深入。三年后，法师在超岸寺遇到圆觉老人传法，成为临济宗第四十四世法子，法名印光。此后法师告别圆觉老人，行脚朝礼了五台山，并往耀州香山朝圣。此后回到西安，挂单卧龙寺。此时遇到终南山的然祥大师，邀请他去茅棚同住。时值辛亥革命，西安处于危急之中，各地也不能通行。法师欣然以然祥大师为向导，进入终南山，同行的还有同参妙莲。一行三人来到终南山一茅棚中，此地山野清净，林木幽深，与世隔绝，正是修行的绝佳去处。正值中秋，九月大雪封山前必须要备足过冬道粮。于是三人商定分配了化粮和做饭的任务。守培法师用半个月时间往返奔走，备足了过冬道粮，此后便专心用功，饮食则交由妙莲负责，全然置之度外，抱定“念佛是谁”的话头，一门深入，渐得受用，功夫逐渐落堂。

　　攀缘之心力已尽，置身度外幻境转。

　　绵密功夫朝朝紧，动静归闲绝二相。

　　身心内外两无别，食不知味任安排。

　　桶箍脱落众板分，前后际断桶相亡。

　　身相难得因缘离，诸法不坏现真常。

　　眼不交睫廿余日，印入心田认觉王。

　　冬日山间，万籁俱寂，茅棚中守培法师放下万缘，昼夜不停，行住坐卧都在参禅，目不交睫二十余日，攀缘之心荡然无存，虚幻的境界，种种妄想也无影可寻。这时的法师，功夫绵绵密密，一着紧似一着，勇猛直追，食不知味，日不知时，内忘身心，外忘世界，话头已不成为话头，只是在“念、佛、是、谁”四字上各自作观，以至于四个字想要联合起来都不能做到，如同木桶箍脱落，木板纷纷散开，桶的形象已然消失，前后际断，心行处灭，法住法位，因缘别离，生相不可得，诸法常住之相皆现矣。法师精进用功而初尝真常法喜，但因为不是自然证入，偶然懈怠，攀缘的心就又起来了，往常的境界也回来了，真可谓境随心转。但是真常的境界已经印入法师的心田，永远不能忘记，已然是落了堂了。

　　当年归心已忘期，矢志终老南山垂。

　　自从一见家珍后，不被天下舌根诳。

　　又是新年春光满，独下终南为担当。

　　镇日悬管无笔意，六朝古风尽重光。

　　明朝恶运佛同累，扶桑军国丧本良。

　　枪弹横来群僧散，护寺一老对斯狂。

　　自从见到了真常的实相后，世间诸多虚幻假象都无法欺骗法师了。茅棚内有一部《楞严经》，此时法师读来豁然贯通。用法师的原话说是“天下老和尚舌头不能瞒我矣”。待到冰雪消融，春和景明之时，山中景色更是别有一番境界，法师最初朝礼名山的心念早已抛向九霄云外，只想着在终南山终老了。但是妙莲听说山路已通，定要拉法师入四川朝礼峨眉，法师也就随缘下了终南山，朝礼完峨眉后，返回镇江，任超岸寺监院一职。是年已值民国元年。

　　民国二年，法师朝礼普陀山，在阿育王寺再次听讲《弥陀疏钞》，过去不解的地方此番了然无疑，与光绪卅年听讲《弥陀疏钞》时，判若两人，所谓“由不解而求解易，由解而求不解难。”

　　民国五年，法师接替怡斋法师任超岸寺住持。七年，圆觉老人圆寂，法师负责老人丧事及超岸寺传戒事宜，三年后闭关自修。但未及两年，怡斋法师圆寂，继任的住持无能，法师又复出担起了寺务，通过建筑楼房出租的收入抵充所欠债款。民国十二年，法师还募集资金请了一部明版的《大藏经》。

　　1937年抗战开始，镇江陷落，超岸寺僧众纷纷离寺逃难。剩下不愿离寺的青年僧众，法师劝他们一一离开，以免遭日军蹂躏。一天，寺院山门被日军撞开，荷枪实弹的大批日军冲进寺院，法师迎上前去与之交涉，据理力争，说：“寺院乃为佛门清净之地，不可驻军。所有军人应当马上离寺。”盛怒之下，为首军官抽出军刀，劈头砍下，法师凛然承受，毫无恐惧，遭受重伤，险些丧命。日军见此老正气，心生感佩，撤军离寺。法师誓死不愿千年古刹落入日军手中，独自守卫寺院，坚勇决断，守护十方三宝财物，寺院没有遭到损失。

　　当仁护教礼不让，这个头陀不寻常。

　　迎面刀劈险毙命，不教寺伤命可伤。

　　劫波度尽法运起，选定后主自归藏。

　　茆檐架机独纺线，换钱买纸注经王。

　　曾由讲誉遭忌骂，书赋论理惹众嫌。

　　饱经天磨节犹励，乡野平淡离人间。

　　民国十四年，法师看着科学日益昌明而佛法凋敝的时景，认为这是“僧徒行不异俗，佛法不通之故”，所以振兴佛法，必先造就僧才，而造就僧才必须养成僧格而兴办教育。于是法师创办了玉山佛学社，用超岸寺每年的收入挂单接众，聘请教师，召集学僧，儒释并学，首开江苏省僧人教育的先河。一直到民国廿六年七七事变前夕，佛学社坚持办学十三年，自编讲义，自写油印，不假他手，焚膏继晷，不见一日偷闲。他人对禅师兴教法的做法不解，以“不行禅”为由质问，守培法师回答：“尔何以知余不行禅耶？临济以棒为禅，德山以喝为禅，赵州以茶为禅，云门以饼为禅，金牛以饭为禅，乃至搬柴运水，迎宾待客，无不是禅。余以教为禅，有何不可乎！迦叶、阿难，皆禅师也，而结集经藏；马鸣、龙树，皆禅师也，而宏阐经论，教何曾有碍于禅乎！须知禅虽别于教，而教不离于禅。余虽讲教，而不著于教，借教以行禅耳。讲教不著教，故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若舍一切法而求教外别传者，岂但不知禅，亦复不通教矣。”

　　除佛学社，十多年间，法师在江浙沪各地先后为僧俗讲解《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药师经》、《弥陀经》、《圆觉经》、《地藏经》、《普贤菩萨行愿品》、《省庵劝发菩提心文》等经典。法师讲经清辨滔滔，义如泉涌，一字一句，都从真参实悟中来，不落前人窠臼；待人心行平等，慈悲坦荡，凡是有提问请教的，法师不惜眉毛拖地，曲尽义蕴。

　　在讲经的同时，法师广著论文，包括《解深密经略释》、《八识规矩颂释》、《金刚经研究》，《楞严评议》，《楞严经妙心疏》，《起信论妙心疏》，《圆觉经讲义》、《唯识新旧二译不同论之意见》、《唯识三十论释》、《瑜伽真实义品略解》、《佛教本来面目》、《拣异通真录》等，此外还著有诗文集和儒学论著。法师因禅悟而生慧解，所论贯通诸宗，单刀直入，对于天台、贤首以及性相二宗都深加着眼。法师在当时的《海潮音》等杂志上时常针对不够严谨的论著加以评论，如当时印顺法师的《中观今论》、欧阳竟无的《唯识抉择谈》、王恩洋的《起信论料简》、太虚法师所作评梅光曦居士《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的文章。特别是对于印光法师关于净土法门信、愿、行三因各自独立，必须齐备乃得往生的主张，守培法师提出了信、愿、行三因乃相互融摄，若备其一，余二俱在，故一心念佛即得往生的论旨，深为广大净土学人所共许。

　　法师也有针对现代科学及唯物主义思想直接冲击佛教的评论，如表明佛教世界观而反击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众生世界历史大观》、《评〈大众哲学〉》、《读斯力林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见书》、《说明佛教的内容上政府书》等。法师对于佛教内外的教育都异常重视，为进行僧人教育，提升僧格而进行的著述有《僧宝论》、《僧服是无价宝》、《出家的生活》等；为教外人士提升佛法认知度而进行的著述有《谈谈佛教的教育》等文章，见地犀利透彻，读者无不叹服，读之余味无穷。法师是唯一一位在五四以后的民国时期深度介入西方自然科学、西方哲学、西方宗教等思想并坚持佛教的主张，与之进行不屈论战的佛门勇士，也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面前坚守佛教本分，直接面对以各种理由、各种形式侵损三宝财物，破坏三宝利益，并与种种无理行为顽强抗争的不屈者。法师文字平实工整，不求雕饰，如寒梅破雪，冻岭生云，读来如服清凉散，烦恼俱消。因为见解独到，持论偏激之处甚至引起当时一些大德名师的怀疑和批评，但是法师依旧笔阵横扫，忠于所信，不计毁誉，旁若无人。法师对于正法真理的坚守，堪称释家孤臣、民国一人，他的品格正如他所写的《述怀》，诗曰：“平生最好是非辩，最恨是非秘不宣。明白是非如佛也，是非不别似茫然。是非混乱迷真理，颠倒是非误后贤。不到无是无非处，我终不把是非捐。”

　　解放以后，老人独住在贫苦的乡村，不要侍者，自备纺车，每天纺纱，变卖以后，买成白纸，回到住处，全心注解诸大经论。他著作中的《解深密经略释》、《圆觉经讲义》等宏篇大著，就是在那种艰难的生活中一一脱稿完成的。虽然生活充满了坎坷，但是法师心境恬然，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偶有弟子供养斋饭，法师也坚持不受，即便勉强受之，也立即转而供养寺内常住。

　　愚夫百唱有百和，虽然昧道多市场。

　　君子万唱无呼应，达人独善暗韬光。

　　燕雀频来皆不怪，鸾凤才出众惊惶。

　　一味孤高清谈尽，读之如药倍清凉。

　　冻岭生云沧桑短，寒梅破雪香韵长。

　　行为世范学为师，此评此老最堪当。

　　对于时人责难法师“宗门出身，不务宗本却研讨教法”的讥嫌，法师喟然叹道：“燕雀频来，不以为异；鸾凤一出，即招奇怪。然是鸾凤而招怪则不论，今我犹燕雀也，不过行为稍有变更，以致一再招怪。呜呼！何少见而多怪也！”

　　老人一生笃信佛法，护法不畏艰难，不遗余力，保护教禅，不畏众口；教义上坚守禅门遗风，教法上不拘形式，务求佛教的真实精神，坚持摸索，探求不断；个人品行，极端质朴真实，毫无雕饰，真乃人天师表。

　　我敬畏这位老和尚。他步入晚年以后，剃度恩师溘然长逝。他辞去超岸寺方丈的职务，回到师父的小庙里，拿起铁锤和钢钻，到深山里打下一块巨石，千辛万苦自己搬运回寺，每天用简陋的工具辛苦打磨。最后，在这块打磨平整的巨石上，自己为恩师亲笔书写碑文，一锤一钻地雕刻在石碑上。凿完以后，又以墨汁翻拓成为册页，一册一册分赠给师父的生前道友。以后，开始守塔三年。每日早起，不用人陪，亲自敲木鱼，念诵《妙法莲华经》全部，作为常课。三年如一日，从来未曾间断。

　　我决定终身追寻守培法师所展现的尊严而高贵的道，而最终老人的著作也一直伴随着我的出家历程。如果要谈僧格，个人僧格的养成乃全赖于此老精神的启迪。

　　求佛书的少年生涯，开启了自己求法的修行道路。如今，我走过最远的求法路线——从中国直到印度。而一路上激励我不断前行的，仍然是撰写佛书善知识们的伟大教诲。今天我仍然让自己继续求佛书，也继续将自己定位成一位“求法者”，愿与所有的求法者同行，在过往历代大德悲愿的加被中走向光明的未来。

　　出家

　　我是1973年生人，是70后。出生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中期，那是个彻底根除宗教信仰的年代。即使1982年国家出台了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仍旧没有享受到文化传承带给自己的信仰恩惠，因为根本没有信仰。

　　进入九十年代，我对佛教的信仰已由吃斋、坐禅发展到决志出家。尤其阅读过《虚云老和尚全集》、《憨山大师梦游集》、《守培全集》等佛教著作以后，我进一步发现了理想的佛教与现实存在差距，于是一种愿望油然而生：正是因为佛教不完善，我才应该出家。

　　1992这个年份，对我们全家来说，真是万分难熬。父亲因参加建设国家水利工程落下的血吸虫病，从十年前拖成这时的肝癌晚期，只剩几个月的生命光阴。姐姐已经快要出嫁，弟弟十二岁，刚进初中，已经供不起上学；全家从上交万斤粮的光荣农户变成此刻的贫无分文，负债累累，已经没有信誉再从亲友那里借钱为父亲治病。奶奶因常为父亲流泪而忽然双目失明……真是家废万事哀，谁都是满脸愁苦，谁都是惶惑不安。命运让一家人提心吊胆，谁也拿不起勇气来面对。母亲万般无奈，但除了痛苦绝望又有什么办法？

　　所有农村男人肩扛手举的重体力活都得母亲一人承担。每次学校放假回家，我都想拼命替母亲多承担一点，可但凡重活母亲都截住不让我干，还笑着表扬说：“懂事了，妈高兴。但骨头没长硬，长大再干。”肩上的担子被母亲接过去，一股莫名的哀伤涌上心头，令我吞声哽咽。即使这样，母亲除了背地里抹泪外，从未当我们面哭过。姐弟之间谁都明白，母亲在鼓励我们坚强。

　　父母亲都在竭力追求一种基本的幸福，那就是团圆。哪怕人快断气了，家快破碎了，一家人仍在为珍惜团圆的幸福而挣扎。出家的决定真的没法提出，但我知道，若不是决志为承担佛法生命而来，这样的家庭我有什么资格去想出家？当然，是否我出家就一定能承担佛法的生命？迷茫中并没有人能告诉我。即使我要出家，哪个寺庙能要我，也全然都是未知的。永远忘不了炎热夏季的那一天，父亲停止了医院的治疗，回到家里，挨向最后的光阴。母亲耐着酷暑，在农田忙到很黑才回家，马上把饭做熟，伺候奶奶吃饭、洗完澡，才来替换我照顾父亲。

　　父亲平日很痛苦，需要不停地有人帮他翻身。可这一天，他平静了，精神很好地与母亲耳语，嘱咐母亲：“要成全孩子出家，这事孩子自己不敢提。孩子会出息的。”母亲拼命抓住父亲的手，满眼都是泪。不久，母亲安慰完父亲，出门换水，我握着父亲的手，他的呼吸渐渐停止。我握紧他的手，疑惑地寻找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可这双手开始变得铁一样冰凉，从此永远也没有答案。脑海里刹那闪过与父亲十五月圆在乡间小路上散步的情景，闪过童年骑在父亲背上大雪天回家的情景，闪过手握着红甘蔗与父亲在照相馆合影的情景，闪过打谷场上半夜跟父亲守夜的情景……这一切都无情地远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记忆如新，人在面前，父亲却永远不能醒过来。我很想找他，可除了家人的呜咽声，我什么也找不到。

　　母亲冲进房间，拼命握住父亲永远放下的双手，终于在我们面前不顾一切地哭了出来。那凄烈嘶哑的长哭与哀号倾诉着她与父亲数十年患难相扶的辛酸，苦苦争取着她对可怜一生的父亲的再次挽留。父亲再不能回应她了，母亲跪着走到老泪流干的奶奶身边，惊魂未定地问：“妈，他怎么不理我啊？求您让他说句话吧。”母亲“扑通扑通”磕头求奶奶……奶奶一把搂住母亲，哭道：“孩子，他走了。”母亲推开奶奶，惊魂未定地走到我面前，乞求般地问道：“孩子，你也要走吗？”我哑口无言。

　　东方终于露出了亮光，赶来帮助处理丧事的叔叔们前后不停地忙碌，分配给我的任务是骑着自行车向主要的亲戚通知父亲已经过世。已经有多少天没吃饭，没喝水，自己根本不清楚，这个哀伤的世界几乎让我失去了知觉。我受过的教育和熟知的伦理，现在一切都忘记了。骑在自行车上，莫名地哀伤一阵阵扑上心头，泪水一直笼罩着双眼，使我看不清自行车是否还在正路上，也弄不清是什么力量让自己骑行十多公里到达亲戚家，见到叔叔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说话。凌晨的冷风足以让我头脑清醒，可那时的世界是如此的梦幻，使我没有力量重新回来。

　　我在一个深夜不辞而别，背包里只有一套《守培全集》。那个黑夜，我不知道哪家寺院或哪个好人会收留我，但我拼命往前赶，只要能离开这个家，只要与它的方向相反，越远越好。泪水丈量着离家的路，我知道，母亲没有表达反对我出家的意见，那不是母亲的胸怀，而是父亲的遗愿。前路没有月光，漆黑的夜里我找不到停留的理由。虽然四肢无力，记忆模糊，但唯一支撑的信念就是越远越好，越远越好。虽然正在背离着俗家，但家却是我走出家门而走向佛教的无尽动力。离开是为了佛教，也更是为了父亲、母亲的家。

　　在路上，我不敢回想母亲，不敢回想我在这位没有文化的母亲怀中接受的人生第一课，不敢想她没有华贵理想而却拥有的朴素希望，不敢想她用全部生命哺育的希望猛然间化为绝望……唯一敢于断言的是——出离，绝不是因为受了刺激，而是为了寻找希望。从此，至少八年，我断绝了与母亲及家人、朋友的所有联系。忘掉一切，我做了出家人。

　　就在同辈孩子们为考入理想大学喜宴宾朋时，“你的儿子当了和尚”的问题时常让母亲深感窒息。在人们的认识中，当了和尚绝对是最没出息的选择。母亲无法与人辩驳，佛教有什么好，她不知道，佛教为什么受蔑视，她也不知道。总之，因为她是一位和尚的母亲，她就要承担所有人对和尚问题的质疑乃至嘲讽。十多年以后，有知情的人告诉我：“你出家走了以后，你母亲很体面地嫁出了你姐姐，你小弟就辍学了，十二岁务农，干重体力活。”有一回，赶着牛去平田，大水牛不听话，突然奔跑起来，他提着农具，奔跑不及，一尺多长的铁齿刺穿小腿，拉出好几寸宽的大口子，整个人被大水牛向前拖行了好几丈远。他停下来以后，害怕母亲看见脚上的伤，自己拔出铁齿，用长裤盖住伤口，家人从一路的血迹才知道他受伤。他回家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妈，我们家永远不要再种田了。”

　　又有人告诉我：“你走后，你母亲打起了一个行李包，一个人出门挨个寺庙去打听有没有你。南来北往的僧人，只要有从附近经过的，你母亲都要去供养，因为有可能找到你。”在那个没有佛教信仰的地区，母亲和家人承受的羞辱与讽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祖上无德才儿子出家”，“夫亡子离，家被她败了”，“她让儿子信迷信去了”……我出家过上了僧侣的生活，可还有一个人，也过着近乎出家而受尽洗礼的生活，她“受尽天磨”，她不是“铁汉”，她只是住在世世代代背负历史发展车轮的农村的，那位谁也不知道的母亲！

　　为僧

　　出家的生活，我认为必须是活泼泼的，因为禅就是活泼泼的，所以才产生了活泼泼的解脱。可是实际的寺院生活并不是处处都能遂自己所愿的。我的希望从进入寺门的那天就受到了打击。严成西堂师因为反对剃度师在关中收我们这些弟子，而时常要求客堂将我们赶出山门。这使我几乎一天到晚都生活在危疑震撼中。过了不久，年轻道友告诉我，说：“严成师生了重病，卧床不起。我们可以去参加助念送往生。”我踊跃参加。在这位老修行弥留之际，他的右手不断敲打着床边的墙壁，死亡的痛苦使他非常迷茫。我彻夜不停地为他助念，当时的虔诚完全出于真实。大约一周以后，他圆寂了。当僧值师宣布他断气时，我忽然感受到一种空虚，涌上心头一句话：“现在人都没有了，谁是你的冤家？”

　　寺院六月六晒藏经，烈日当顶，我选了一本见月律师的《一梦漫言》在劳动间隙阅读。一口气读完这本书，被见月律师万里求戒，遇到同乡放声大哭的情境所感动。心想：来日行脚，我也要像他一样。

　　刚刚入寺的新人要在斋堂接受“行堂”(给大众打饭菜)的锻炼。一起行堂的年轻同参互相议论着金山活佛，赞赏他为了道业宁可喝洗碗水的非凡修行。为了验证这位老禅人的修行可以成真，从那日起，我也开始喝斋堂剩下的洗碗水。每次随着浑浊的油水喝下沙粒及饭菜渣，内心都万分踏实。从此相信，洗碗水不害人。

　　宋代日本的一座禅寺发生过一则公案。有典座师凌晨为大众做饭切菜时，误将蛇头切入菜中，早餐行堂，打到了一位比丘的碗中。比丘看清是蛇头，吃惊大喊：“蛇！”斋堂数百人一起过堂，以用斋为佛事，个人用功无半点声响。典座师上前一步，用筷子夹起蛇头，送进嘴里，一口吞下，并且接话说：“菜头。”斋堂依然平静如初，大众依然以用斋为佛事。这则公案打动了我，时隔不几天，早斋行堂过程中，一条多足涎虫在大寮混在青菜中被误煮，进入了斋堂菜桶。有人将带着涎虫尸体的菜叶打入一位青年沙弥的碗中。饭后，沙弥很愤怒，端着带涎虫的菜碗，要找执事评理。我将菜碗截住，端在手中，找来筷子，夹出涎虫，径自头也不抬地将一碗青菜吃得干干净净。青年沙弥无语了。我为自己维持了斋堂道众的清净感到十分自豪。

　　满觉老和尚九十多了，他曾给虚云老和尚做过十多年侍者，性情耿直，有话必说。虚云老和尚圆寂以后，他一直在老和尚纪念堂为虚公作香灯，看管纪念堂里的香火。虚云老和尚像前的供灯数十年从来没有灭过。有一次，时值虚云老和尚圆寂的纪念日，常住上照例集众到纪念堂为老和尚上供。客堂送来的供盘上是五菜一饭。上供功德圆满，一诚大和尚与侍者一同返回丈室，满觉老和尚抽袍解衣，向大和尚猛追过去，大喊：“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给老和尚上供才这几个菜啊？”大和尚见势不妙，领侍者向方丈室奔跑，满觉老和尚猛追。大和尚跑进丈室，慌忙关上大门，插紧门闩。老和尚冲到门前，用拳砸门，“只上这几个菜，看我怎么收拾你！”大和尚在里面吩咐侍者道：“把门顶住，一定要顶住……”九十年代中期，满觉老和尚的率性一点没变。有一回，傍晚坐养息香，止静前由班首讲开示。满首座作的开示很多天都重复了同样的公案主题。那时，年轻的心觉师作维那，他实在忍耐不住老和尚讲开示的重复话语。开示正在进行的时候，他猛敲两椎催板，满觉老和尚还盘着腿，讲得停不下，而全堂一百多出家人都已放腿下单，飞快地行起香来。满首座这才意识到维那师敲了自己的催板，他从子单上跳了下来，在禅堂中大吼一句：“怎么样？想打架？”所有的后生禅和子都惊呆了，意想不到大众敬仰的首座和尚竟出此言……满觉老和尚出家前是胡宗南的兵，因为被虚云老和尚折服，退伍后发誓跟随虚云老和尚出家，但脾气仍然很倔强。虚云老和尚在世时，他曾经与初发心的道友产生争执，闹个不休。他这直来直去的性格谁也拿他没办法，正在大家束手无策，毫无良计的状况下，虚云老和尚从大殿那头飘然而至，他大声喝道：“老黄(满觉老和尚俗家姓黄)啊！”他立马停下来了。还是虚云老和尚高明，一语点破天机，“老黄啊”这三个字是在强调满觉老和尚生烦恼时，心已在世间了。

　　我们尊敬的慧通首座和尚年事已高，但仍在禅堂天天领众，陪我们共修。他最早是北京弥勒院真空老法师的学人，后来又参来果老和尚，最后一直追随虚云老和尚，是一位率性、简单的老修行。每到禅堂，讲起用功打坐的事情，他总是念叨：“禅不是吹出来的，青年人悟道靠的是功夫。你看那南先生天天到处说”祖师禅’，我们一块打坐时，他连十分钟都坐不住……”一天中午，一位外地来的游方沙弥走进他的寮房，当着大众师的面，忽然对他讲：“老和尚，你前两年借我的两千块，什么时候还我？”虽然我们明知其中有诈，但此时此刻实在同情这位长老的处境，大家全愣了，只能傻呆呆看事态如何发展。没想到，这位长老连反应的时间都不用，就跟着问话说：“你不是先借了我两万？你还要找我一万八，你拿来啊！”那人哑口无言了，很惭愧地退去。

　　一老有位养字辈的弟子，记不起他的法名，但能想起他夸夸其谈而口若悬河的圆滑。每次他来，都会紧紧围绕在一老的身边，让任何人都不得亲近。有一回，他拿了一张自己穿大红祖衣在阳光底下的照片。因为阳光下镜头光线的折射，七彩光圈落在了他的头部周围。这成了他的致命法宝，逢人便拿出这张照片说：“你们看看，我修过某某大法。这是验相，懂吗？”有一天，正好我们在屋子前面碰头，他亮出照片，问我：“这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哦”的一声，若有所悟，心领神会地告诉他：“这个东西我知道，它叫”红包快来’。”他愤怒地转身而去。一位道友看着他远去的黄色长衫，用手指着问我：“这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说：“这是黄大褂。”从此以后，他拥有了两个十分响亮的异名，一个叫做“红包快来”，一个叫做“黄大褂”。

　　正月十五刚过，斋堂挂出的“请职”牌上写了让“明圣师任禅堂维那师”的决定。那时明圣师才二十岁，他颇为得意，从此将有一百多位禅和子听从他的号令。午饭后，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大雄宝殿，看见我在路旁，便笑眯眯地对我点头。我身边的明果师高声地赞叹道：“啊！南瞻部洲的维那师到了！”明圣师趾高气昂的脸上浮过了一缕惭愧的意思。从此，但凡明圣师执掌维那香板，出言粗猛，便会有人大声地赞叹他：“南瞻部洲的维那师，怎么回事儿啊？”

　　冬季禅七打完了，还剩六天过除夕。这年，禅堂的维那是心觉师，趁着年前放香，大家都在打扫卫生，他径直去了方丈室。一诚大和尚坐在火盆边，心觉师冲了进来，一把抓住大和尚的手，大吼一声：“大和尚，我们一起进海会塔！”这个架势是要拿小命与大和尚同归于尽。他全力以赴地拉，大和尚被拉了起来，忽然大吼一声：“念佛是谁！”简直山摇地动。心觉师一愣，倒头就往地上拜，头才接地，大和尚一把掐下去，落在后颈窝，死死摁在地面上，就如当年木叉和尚叉住来人，问“哪个魔鬼让你出家”一样。大和尚摁住挣扎的维那师，不停大喊“念佛是谁？”，“道！”心觉师怎样挣扎也没法将头抬起来。一老一少在方丈室挣扎了半个小时。这一幕让一直躲在门后的“老皮参”衍严师前后看得仔细，心觉师无力挣扎了以后，大和尚放他走了。他前脚刚进禅堂，衍严师后脚跟进来，大喊大叫：“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维那师被大和尚掐在地上不能动，只差一点就道出来了……”禅堂的故事就这样年年发生，其中不少是恶辣钳锤。大和尚陪着我们这些青年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除夕。

　　心觉师脾气耿直，禅堂有位新来的禅和子，人年轻，眼睛大。与心觉师缘分不好，观点摆不到一起，直到积怨已深，发生矛盾。有一天，我路过禅堂的护七寮，见寮房门关得很严，而房中传出了一阵一阵的闷响，没人说话，但响声很沉。我慌忙撞开寮房门，冲了进去，有两个人正在地上翻滚。其中一位用手扣住另外一位的脖颈，大声喝问：“你这个人，真放不下！”被压在下面的人猛地一翻身，将对手压下去，大喊一声：“放不下，担起来！”我这个劝架的，愣在门口好半天，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他们是在打斗还是在参禅。憨山大师说：“抡刀上阵，也要能用得上。”我亲眼看见抡拳上阵，他们已然正在使用中。

　　广参师是湖南人，中年以后才出家。脊椎骨不直，勾腰坐在那里，有些驼背。他视力不好，但为人特别有诗情画意，每天哼着佛赞为常住编竹篓，忙完以后便快快乐乐地将劳动过程中自创的诗词写在小本上，拿去给道友们念。虽然他很愿意写，可从来没人喜欢他的诗词。在我看来，这些诗词也的确相当“业余”。有一次，大众出坡到茶叶地施肥，劳动过程中，一群韩国僧侣远来朝礼本寺。他们到田野里参观我们的劳动，广参师便大声地念将起来。韩国僧人当然听不懂湖南式的普通话，他们很兴奋地将山林茶地中偶获的诗篇进行疯狂记录。临走前，他们将一块价值不菲的高级机械表送给了广参师。广参师将手表一一向每一位同参都介绍过一遍之后，供在了佛前，顶礼了三拜，发愿说：“祈请佛陀加持我写出更美的诗篇！”后来，广参师被派往赵州关与另外一位耳背的老比丘一起看守山门。他们一位视力不明，一位听力不佳，坐在山门口，相互以怒吼的方式聊着天，实在是明月湖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现代社会，世俗间的贪嗔随时影响到清净的寺院，祖庭中僧侣的生活也完全暴露在社会大众面前。作为现代的僧人，他们在策进道业的同时，当然也受到名利欲望中烦恼大众的冲击。这两位老人住在山门，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影响者。他们看守山门半年左右的一个晚上，山下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与酒肉朋友狂餐烂醉以后，手提一只八磅的大铁锤，抄小路上山。夜半两三点，来到山门口，烂醉之下，他居然扮作柔弱行脚僧的口吻敲窗问道：“老和尚，我是出家人，刚到这里，没地方住，你慈悲慈悲，开开门吧。”耳背的老师父听不清楚，而广参师听见了，他热情地起身开门，谁知青年胸怀歹意，冲进山门，手起锤落，重击在广参师的后背上，他晕倒在地。同住老人看见这些情形，全力向寺院奔跑，边跑边喊：“抓贼啊！”因为耳朵不好，他担心自己的喊声别人也听不到，嗓门越来越高，直到寺中沙弥蜂拥而出，将歹徒制服，送往派出所。广参师住院了，痊愈以后回到山上，行走在众人面前，他自豪地介绍治疗情况，说：“那青年人是我的菩萨，你们看我，这驼背不是直了？那八磅铁锤不轻不重，重了我就没命了，轻了打不直啊！”

　　祖标师参禅的功夫很好，白天用功结束，大众养息了，他还在禅堂外的白果树下通宵坐禅。这天晚上，祖标师也与盗物贼不期而遇。那小偷混在游人中，白天进入大雄宝殿的主佛座下，待到深夜才开始行窃。寺院熄灯后，全部停电，走廊上只挂出了煤油的马灯，微弱的灯光隐约能照清附近的地面。小偷首先扛出了释迦牟尼佛前的功德箱，在长长的走廊中，每到一盏马灯前，都细心地调暗灯光，直到什么也看不见。哐哐的响声从走廊那头传递到白果树下，祖标师在静中放开垂帘的双眼，见来人一盏一盏地调暗马灯，感佩之情油然而生：“啊！这么晚了，还在为常住做事，而且还怕浪费常住的灯油，修行人真好啊！”直到走廊的所有马灯尽数暗去，那人才离开走道，漆黑的夜中他居然来到了祖标师的面前，“扑通”一声，将功德箱放到地上，然后转身而去。祖标师纳闷，听声响这好像是功德箱啊，可是不一定吧，不能盲目怀疑他人的善行。他还在继续发感佩，小偷已摸回大雄宝殿，扛出了观音菩萨面前的功德箱，依然来到树下，将功德箱重重地摔在地上。听到这阵响动，祖标师基本确定来人放下的是两个功德箱，这就是偷功德箱的贼。禅师在暗处，小偷在明处，对于身后有位坐禅人，他全然不知。修行者的心境是平和的，此时，祖标师没有发出脾气来，一步步观察着小偷。盗贼使出浑身解数，终于一左一右将两个功德箱同时扛上双肩，眼看快要离去，在他身边漆黑的夜中，祖标师说话了，那声音十分低沉：“功德箱放下来。”小偷惊慌失措，他以为声音来自鬼神，功德箱从他肩头滑落，人也傻了，等他回过神来，手脚能动弹的时候，祖标师已然放腿起身。小偷没命地向前跑，广场边上是一处两丈多高的护坡，下面扔着一些散碎垃圾和玻璃碎片，因为慌不择路，小偷“啊”的一声掉下护坡，继而坡底又传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啊”的惨叫。祖标师没去看他，心想：既然下去了还能惨叫，那肯定没出人命。他来到客堂轻轻敲击知客师的房间，请知客师召集大众，于是，寺院灯火通明，四方抓贼。小偷落下护坡，身后被玻璃碎片划出一道道小伤口，慌忙中拐入一个巷道，潜入祖师殿，依然躲到祖师像下的香火龛中，一觉睡到次日上午。当游客往来人多的时候，他从龛中爬出，捡出一条麻袋，顺手偷走了祖师像前三十公分高的地钟。到了山底镇上，找医院处理完伤口，便掏出麻袋里的地钟向两位尼众兜售。恰逢当家师开车下山买菜，赶紧报案，小偷被送进派出所，当家师将地钟带回山上，物还原主。祖庭的所在地虽然是片很好的净土，然而现代社会的商业竞争一日强过一日，不少人生活在社会的困难阶层，尤其寺院附近的民众，偶有对三宝财物产生妄念。以上的事件，使我们亲身经历了以僧人自身来维护三宝财物的惊心场面。虽然不希望民众对于宗教产生如此的歹意，这无疑是残害他们灵魂的，但当事件真实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全力以赴维护好三宝家园的一切。

　　养愿师五十好几才剃度，所以进入寺院以后，重要的工作一样都不敢承担，只是负责饲养常住上的牛群，因为放牛简单。常住的规矩，每天得坐四支香，他都按时参加。那是一个深秋的晚上，他参加坐养息香，带着心板(又叫“禅板”或“倚板”，是坐禅时安放两手或作为靠身的法器)进禅堂。禅堂止静了，那真是江河断流，百鸟停飞，一百多人一起打坐，居然连一点呼吸声都听不见。养愿师腿子不好，一盘腿就架得老高，因此只能抱着膝盖坐“草盘”。这种坐姿是最不安全的，因为上身和架着的两个膝盖形成了宽大的三角形，而下面的两脚交叉在一起，只是形成锥形，十分不稳定，只要有小昏沉，就一定会晃来晃去，甚至栽下子单。因为怕凉，他将包腿布一层又一层地裹紧双脚压在身下，又怕上火，故将心板压在包腿布的两个膝盖之间。夜越来越深了，他的昏沉也愈发沉重，坐姿不稳导致他不停地摇来晃去。昏沉中他忽然失去重心，感觉自己即将倒地之前，急中生智，他一手抛出了心板。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忽然一块心板从天而降，落在禅堂正中央，“当啷啷啷……”，随着声响的震撼，所有用功的人都被“开静”了。响动不止这一声，养愿师不断倾斜的身体终于离开了子单，他双脚猛蹬，也没能踢开包腿布，“咚”地一声闷响，他头部先着地。禅堂的第三阵，是维那师抽出香板，冲到他跟前，猛打他肩膀的声音。深夜里的这三阵响动，使养愿师倍受激励，为了练腿，他不知多少次栽下子单，但他决心很大，最终克服了难关，有了一双禅和子的好腿子。

　　一诚大和尚有位弟子名叫养苗师，对大和尚的风格颇有继承，我们是颇为要好的道友。他为人质朴，憨态可掬，甚至有很多时候是不着调的。那年他还没出家，跟着李老师学佛，有一回电影院播放一部浴血抗战的影片。八路军战士被日军炮火轰炸得人仰马翻的场景加上影院紧张悲壮的音乐，李老师心潮澎湃，热泪流淌。他身材矮小，使劲摇晃着李老师手提的书包，大声喊道：“李老师，李老师！”玄阴神功’怎么练啊？”李老师还在流泪感动，不理他，他继续摇，继续问“玄阴神功怎么练啊”，李老师哭笑不得。出家后养苗师从不沾染名利，但他的不精进甚至像位“大爷”一样的不修边幅也让我十分顾虑。在道友之间，亟需修治他的这副“大爷”作派，早已是大众共识了，只是从手法上说，谁都明白，没有恶辣钳捶不行。有一回，他从禅堂坐香出来，到我的寮房来走动。当着七八位年轻道友，我忽然大喊一声：“养苗，你偷人家的钱包什么时候还？”他的小脸由白到红，由红到黑，由床上“腾”地蹦了起来，大声叫跳：“你侮辱我，诽谤我，戏弄我，奚落我……！”从没见他那样的激动，道友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全都哈哈大笑。他一直放不下这件事，但终于有一天，他拧着头带着惭愧的憨拙笑脸到我面前说：“大德，感谢你加持我。什么时候再加持，提前打招呼！”深圳弘法寺邀请一诚大和尚主持传戒法会，养苗师随侍前往。上客堂白天十分炎热，他与一诚长老住在昌明长老房间的对面。深夜里，一诚长老休息了，四方一片漆黑，他轻手轻脚进到洗手间沐浴。结束以后，忽然发现没有干毛巾。四周漆黑，又看见对面昌明长老的房门依然开着。于是他想：对面的房间应该会有毛巾吧。他蹑手蹑脚，走入昌明老和尚的客厅，忽然灯亮了，昌明老和尚穿着黄色海青像弥勒佛一样笑眯眯地坐在对面沙发上注视着他，大喊一声：“本来面目，当下现前！”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谁能想到昌明长老会在漆黑的客厅里关灯打坐？只恨脚下无地缝。昌明老和尚是太虚大师早年武昌佛学院的高足，十分幽默，他不断地用欢喜心给人以希望，无论是僧是俗，只要到他面前的，都会一天到晚乐个不停。他常对侍者广愿师说：“你们怕什么？老和尚们一辈子忙个不停，把寺庙建得这么好，这不都是你们的吗？”他总是这样鼓励身边的青年僧侣。

　　进入寺院的第二年，一诚老和尚将我选进方丈室，一边管理常住基建，一边做衣钵师。每每日落黄昏，晚殿结束后，工地无人，一诚老和尚带我散步在砖石瓦砾间。他总强调说：“人的一生，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做完，不要中断。我当年在湖南出家时，在小庙为常住发心。剃度师脾气不好，经常遇事便拿我出气。有一回，就因为基建的一块石头没有摆正，剃度师开始骂我。这个人定力相当好，骂了两个多小时以后还不休息，骂人的话还没有用完。他搬了一只凳子坐在我面前，继续骂下去，从头一天骂到第二天的同一个时间，算算二十四小时不止。我快要受不了了，但还是忍住了。现在想想，谁的烦恼能持续二十四小时啊！师父那样不停地骂我，原来都是在考验我。我就因为那一次忍住了，没有当逃兵，没有将任务半途而废，所以现在做事都能有头就有尾。”对于一老的教诫，我查看了台湾广化法师戒本书中的说法，他说：“如果你在一个丛林因某事生了烦恼，便放下职务逃离到他寺，而在下一寺院只要到了类似的境界，你又要逃离，你的背囊里从一个寺院背到另一个寺院的永远只是烦恼，那种烦恼将一生都不能解决。应该将烦恼对治在当处，即便离开，也要没有烦恼，没有未尽的职责，那样你离开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留下与那个地方更好的未来缘分。”一诚老和尚的教诲使我对僧格有所认识，这种立足于人格的品质，便成为我这一生的执着。

　　出家后，历经十多年非常严谨的纯粹宗教生活，总算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能称之为“人生”的人生旅程。那时信佛的人少啊，出家人，至少在老家当地，能打听到的只有我一个。我做了和尚，却不像弘一法师在西湖写下“索性做了和尚”那般悠然。我的宗教生涯要接受“绝大多数人无信仰”的社会的洗礼。虽然很少离寺，而一旦因公务出门，路途上、公车上，过往者尖酸挑衅的训问声便不绝于耳，“这么年轻，干什么不好，怎么就出家了呢”，“你们应该可以吃肉吧”，“人人都像你们，人类就要灭亡”，“你们的生活方式就是社会寄生虫”。

　　“佛法是这么的好，知道的人又是这样的少。”这句话不只是圣严法师提出的，每当我在经历无知者嘲讽时，心里一直都是这句话的声音。如何让更多人学佛，如何让信仰更健康，如何找到信仰的正途，如何让人在信仰方面不至误入歧途，便成了进一步的理想。

　　作为70年代生人而又出家为僧的自己，求法路上流过血、流过汗，弘法路上受过赞赏，遭过打击。年轻的光阴不会复还了，心中一向积累的佛法善愿总希望早一天得以实现。我是佛陀的追随者，少年时对于祖国的热爱不会改变，而投身佛法后为大众谋福祉的誓愿也不会改变。如今，人们对待佛法的态度已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往事犹如云烟，我们的求法历程伴随着整个汉传佛教在当代的艰难成长史，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一时代的进步，见证了人们对于佛教认识提高的全过程，我们走上了一条与之共存共荣的佛教道路。正如《入中论未名疏自序》中所言：“作为见证和亲历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使命来探讨这条佛教发展必须的道路。”

　　善知识

　　一诚大和尚对想要下山出外参学的人从来都是任其来，任其去。但出门一段时间再回常住，只要大和尚看见了，总要问几句话。问的话分为两种，如果是从西藏回来的，他就会大喊一声，问：“吃了多少肉？”如果是从内地某名山回来的，他就会问：“找到白乌鸦了？”我的剃度师弥光老和尚如果遇见相同的情况，总会说：“你跑吧，你能跑出轮回去，我恭喜你有本事。”对于依止善知识，两位老人同样反对四方奔走的“走马观花”依止法。

　　在我出家的生涯中，几乎同时依止了这两位善知识，他们的庄严德行都是令我敬若圣贤的。我认为他们不是普通的僧侣，而只是示现成僧侣救度世人的大菩萨。即便单从世间相上来看，他们一位做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位坐缸成就了金刚不坏身，都以非凡的德行让我们敬仰。

　　九十年代初，我与三位同学结伴离开家乡，到江西云居山真如寺赶冬季禅七。在第二个禅七期间，我们四位小居士被选中成为照顾弥光老和尚的人选，每天替他到大寮打饭，送到班首寮。每有放香的机会，老和尚便率我们四人前往寺院左边勤息堂的楼上，用纸条粘贴窗户缝，说是准备闭关用。禅七结束，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被带到冷冰冰的勤息堂楼上，老和尚为我们进行了三皈依。此后不久，老和尚又隔着窗户伸出剃刀，剃掉我顶上的三缕头发，我便正式成为僧人，享用“明贤”的名号了。

　　其实，身处汉地的男青年，想要出家为僧是件不简单的事，这与文化有关。原本在印度很正常的出家修道行为，一旦来到中国便迅速地被人批评为“不孝”。因为这一举措，对于传统孝道的冲击实在是太猛烈了。世俗的孝道虽然有导人向善的增上力量，但当这一行为的形式被愈发看重以后，便逐渐演化出“重形式、轻实质”的教条化理解。而禅门却往往有特殊的角度导人从偏狭的形式或情执中解放出来，而获得正常的修行机缘。

　　1992年禅七的第三个七，我们在禅堂中听弥光老和尚数次讲到“推父落水，逼母改嫁”的公案。当时的自己虽然整日整夜追求佛法理想，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去修行，但父母与孝道的潜在影响力在我的生活中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使我根本无法挣脱网格上的任何一道缰绳而轻松地出家修道。弥光老和尚的这则公案对于正在仰慕出家为僧的我来说，实在是久旱逢甘霖。

　　老和尚讲：宋代禅门曾发生过这样一桩惊世骇俗的公案。

　　从前有个渔民家庭，世代捕鱼为业，十分贫穷。渔夫有一妻一子，全家以小船为家产，生活在水上，船行何处，家到何方。渔人的儿子宿具善根，受邻人影响，暗自信佛，其父母并不理解。这小儿每每将所捕的活鱼偷去放生，父母发现，则经常痛加斥责。岁月如梭，小儿很快长成少年，因宿具善根，对于佛法也愈发虔诚信奉。父母反对佛教信仰，并以捕鱼为业的杀业生计使他倍感苦恼。在俗颇难修行，出家修行的志愿一直深藏在心底，但以当时世道民风和渔人生活的现况是难以获得自由修行空间的。有一天，父子二人船行在湖面上，他向父亲提出出家的请求，遭到父亲强烈反对。水上的交谈使少年越来越绝望，少年用猛厉的方式为自己争求出路。他在一再哀求均遭受拒绝之后，打算夺路出行。父亲抓住他，不允许上岸。他推开父亲，却未曾想父亲竟不慎落水，抢救之下全无结果，老人忿然离世了。返回家中，与母亲谈及所愿及老父不慎落水的事件，并紧急商榷后事安排。其母痛心欲绝，少年没有因乱况而放弃出家之愿，他劝慈母改嫁，以寻求新的生活。在很快料理完家中一切事宜后，便匆忙前往深山古寺，迫切寻求心灵解脱。

　　为寻求修行机会而付出的代价使他痛苦不堪。他日夜遭受良心和伦理的双重煎熬，背伦的懊恼与失亲的悲痛使他不分昼夜地痛念“推父落水，逼母改嫁，该当何罪”，甚至于这三句话代替了他的一切思维，悲切懊恼，生死砥砺，念念相续，三十年间，未曾间断一刹那。此语成为他生命中贯穿一切的真话头。三十年后，忽然有一天，桶底脱落，心光毕露，身心即得自在，以般若力忆念父母，使得双亲现在其前，为其说法，当下得度证果。三十年痛彻心扉，而以智慧力瞬间得度，世出世间大孝辅成。

　　大师度父母已毕，即语世人，所作已办，已悟佛心。僧俗两众皆为其孝思所感，闻说度脱双亲之志，皆感佩涕零。大师复告世人说：“如今住世因缘已尽，各人为道珍重，向大众告假。”众一再挽留长久住世，或云“乘愿再来”，而大师说：“我不来世间矣。”

　　弥光老和尚在讲述这番公案的时候，总是强调说：“在五浊世间，要以修道的决志勇猛前行，方能完成所愿。当知五浊世间浊见难调，于生死中应使孝道良知、亲情道念，一切得度。”

　　这样的恶辣钳锤，在90年代初的僧团中，恐怕也只有弥光老和尚能施展得出来。

　　老和尚行持刚毅超常，率性直为，近乎狂狷，一切都自真心中发出。只要能利及大众，哪怕直接冲击他人颜面，也在所不惜。面对温不温、火不火的俗情苦恼，老和尚所讲述的这则公案真是解脱的良方。

　　十六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我在真如寺的一间昏暗僧寮中阅读《五灯会元》时，忽然一行熟悉的文字出现在眼前，“北宋、云居山真如寺、弥光禅师偈”。 赶紧看下去，原来是宋代云居山也有一位弥光禅师，有开悟偈写道：

　　一拶当机怒雷吼，惊起须弥藏北斗；

　　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这首开悟的偈颂气势真大，不光其中深邃的禅境使人震撼，偈颂文气的强烈与刚猛也与弥光老和尚很相应。师父的刚烈正直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小人之心面前，那也常常会是“一拶当机怒雷吼”啊！关键是，古弥光，今弥光，都在云居山真如寺，这太有意思了，实在难得。于是，马上抄录下来，用毛笔写在了一把折扇上，为了争取弥光老和尚的欢喜，我高兴地将折扇送往勤息堂，交老和尚审阅。

　　来到关房楼上，师父正在经行。欢欢喜喜地将扇子呈上，没想到老和尚竟然大吼一声：“儿戏！”“啪”地一声，将扇子扔还到我的怀中。

　　走下关房楼梯，受到打击的心情实在很不好。此后，与老和尚的接触中，他经常提醒“老实用功，不要弄文字游戏”。

　　人的生命总有落幕的一天，最后的谢幕词往往是一生中最为执着的心愿。2008年，老和尚圆寂坐缸。我没有想到，老和尚最后的遗嘱中，有“佛法难闻，修行不易。劝汝后人，莫当儿戏！”的吩咐。竟然还是那句“莫当儿戏”，联系那则“一拶当机怒雷吼”的公案，如今想起来，实在是百味杂陈。当时那一瓢冷水当头浇下，其余响一直到今天犹历历在耳。尤患弟子不能警醒，临终之前，又再度提思“莫当儿戏”，被砺此心。正是“一拶当机怒雷吼”啊！

　　2008年5月，我忽然得到消息，说师父决定上云居山去。我问给我消息的明月师：“山上同意老和尚坐缸了吗？”明月师回答：“同意了。”我又问：“云居山上连虚云老和尚也是火化的，真的能同意老和尚坐缸吗？”明月师回答：“我们都问过师父，如果上山去圆寂了，山上不允许坐缸怎么办？老和尚当时沉默了，一句话也不说，但他还是坚持要上山。”

　　过了两天，我又接到电话，说弥光老和尚已经率师兄弟上山，并且在向大小执事告假，说明想要坐缸的意愿之后圆寂了。但山上的班首执事会议并没有通过老和尚坐缸的方案，已经决定“进了寺院的门，就是寺院的人”，要进行火化荼毗。这一消息来得猝不及防，我赶紧前往江西，师兄弟们神情沮丧，大致都已放弃争取老和尚坐缸的努力，因为连“山上不能坐缸，我们可否请走”的申请也被拒绝了。对于真如禅寺常住长久形成的清规，我个人是十分理解的，硬性要求改变这种清规，我也觉得很不合理。但老和尚坐缸的愿望总得找条出路去实现它，于是我对师兄弟们分别做了安排，决定直接将老和尚请走。在这种安排的鼓励之下，我们将老和尚法体迎请到武汉的石观音寺进行坐缸。

　　那是遥远而艰辛的千里扶灵。在湖北的石观音寺，为弥光老和尚封缸的工作从2008年6月1日22时30分开始。师兄弟们认真遵循老和尚遗愿，竭力安排好坐缸的任何一个细节，至于是否成功，心里没底，也不作任何期待，未来即便火化，我们也无怨无悔。在云居山上下已足足折腾了72小时，虽然老人法体看来全无问题，但躺倒放入车中，整夜急行数百公里，在武汉石观音寺又逢曝暑，烈日骄焰中48小时暴晒。入缸的荒岭上，烂泥裹脚，野臭袭人，正式入缸已是圆寂后的第六天了。我想，即便十足把握成就金刚不坏法体，也终要被这无休止的环境与人为折腾，弄得支离破碎的。

　　武汉的气温十分炎热，防护条件差。将老和尚由木制维摩龛请出时，通身无任何异味，散发着淡淡的檀香气，老人身体柔软如绵，面容至为安详。先脱去装龛时穿戴的内衣及黄海青，然后穿上另一件全新的黄海青，颈部挂上一百零八子的木念珠，右手戴上十八子的檀香佛珠，由师兄弟们抬起老和尚，开始入缸。因时间仓促，封缸条件极其有限，又加之所用香料劣质的多，各类准备不足，封缸过程只能如同上述情况，粗略完成。

　　老和尚的心愿是留下法体，与十方众生永结菩提缘，为正法作证明，为众生坚正信，完成这个心愿，我们应当作出努力，所以在封缸以后，弟子们一边守孝，一边耕种自理，殷切守护，勊尽孝思，为这位法传释迦遗脉，铁肩担待宗门，志承民国二老，悲愿再续禅灯的老禅和子做出力所能及的供养。守孝期间所遭遇的种种磨难都被完成心愿、守护法体的坚毅决心一一化解了。弹指间，三年多过去了，即将迎来与师父重逢的一刻。不知道这一刻慈悲深切的师父又会给弟子们一个怎样的教诲。

　　2011年10月16日22时30分，大家齐声念起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始启开缸盖。先剪断连接三层缸体的四根粗铁丝，两名工人慢慢凿开上截缸口，轻轻搬开顶上第一截，慢慢撤去弥光老和尚头顶部及周围的檀香块与檀香灰包，揭去盖在头顶上的陀罗尼被。老和尚颈部端正有力地坐在大家面前，头部没有丝毫下沉，已不需用手再验了。护理工人兴奋地喊出来：“成就了！师父成就了！”大众欢喜惊叹。时间接近17日凌晨，主要的杂物都已基本清离老和尚法体，当年那位“灵明不减日下童”的老寿星，再次呈现在弟子们面前。弥光老和尚法体已获肉身不坏，铁证无疑。

　　老人出缸时，久別的慈颜再现在面前，百转千回的愁思瞬间化作了惊喜——老和尚用如此明白和彻底的方法安慰了所有的弟子，在这位老人及其坚守的禅门被社会大众一再质疑、诸弟子亦因离开呵育而焦渴得形同迷失羔羊的当口，师父回来了。他用生命的代价让弟子相信，禅门是不虚的，是有用的，“法”才是最强大的护法力量！犹如沉睡而不计俗戏的雄狮，一旦醒来了怒吼了，山中余兽无不为之胆裂！

　　老和尚一生性情刚直，为了佛法不怕流血。当年，“四人帮”才被打倒，宗教政策尚未完全恢复，以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的缘分，老人被拽回大明寺，内穿工作服，外套海青，迎接日本客人的参观。当赵朴老指引日本客人及各国媒体走进大明寺的瞬间，弥光老和尚冲上前去握住赵朴老的手，大喊道：“朴老您好啊！听说您是民国元年生的(不准确)，我也是民国元年生的，我们同岁！”一边说，一边拉开海青纽扣，脱掉海青，露出里面所穿的工作装。各国记者蜂拥而上，一边采访，一边拍照片。于是，“鉴真大师故乡寺庙没有一位真正的僧人，中国已经没有僧人”的消息被传播出去。这个举动使老和尚蒙受了长时间的身心折磨，但也正因为如此，扬州大明寺成为文革以后中国第一座正式开放的寺院。老和尚继续努力，将扬州的高旻寺，旌忠寺、观音寺等丛林一一落实宗教政策并获得开放。老和尚年轻的时候，父母双亡，他决志为双亲守孝三年，在墓地搭建茅棚，茹素念佛，以报亲恩，之后出家修道。

　　弥光老和尚为佛法尽忠，为双亲尽孝的精神时刻感染着我们。在《守培全集》中，我们阅读过守培老法师为恩师守墓的感人章节，更使自己觉得当代社会孝敬之道依然可行。二十年后，我与师兄弟们为舍报圆寂的老和尚完成坐缸心愿，并守孝三载，这些勇气一丝一毫都来自于剃度恩师对自己不倦的教诲。

　　求法

　　玄奘大师是我出家生活中最为仰慕的高僧之一。他不远万里，置生死于度外，舍命求法的人生历程一直是自己追慕的对象。出家前，对大师的敬仰只是出于他坚忍不拔的求法意志，而出家以后便逐步发现了他那种求法意志的来源。法为什么成为他可以用生命去交换的神圣财富呢？通过日复一日教法的学习和积累，我逐步明白法的重要性。对于成佛而言，进步的路径是比结果更为重要的条件，如法的成佛路径，有千千万万条，而适合自己、适合大众的成佛道路，不会因为佛法广大便不需人求地来到面前。正法需要舍生忘死的努力，我们才能直接获得。因此虚云老和尚说：“你有黄金才能换到白银。”因为法决定了我们是永恒生死沉沦还是瞬间解脱。所以到最后，出家为僧的终极目的变成了最为迫切的现实追求，那就是求法。如果求法成功，便实现自己“不做法师，不足以为僧人”的志向；如果求法不成，即便为求法而死，也在所不惜。怀抱着求法的志愿，自己曾向常住告假，朝礼四大名山；也曾秉烛夜读，苦读《大藏经》。九十年代中后期，常住的青年道友们功课之余，天天议论的话题全都是求法，或去西藏，或去南方，于是我和几位道友共同开始了对于佛法的深入学习。为了不影响常住大众的清净，我们在藏经楼黑暗的顶层中，相互轮讲，刻苦参学，研习汉藏语言，直至通宵达旦。在江西云居山共住的八九年中，对于戒、定、慧三学及汉、藏、南传佛教的学习从未暂停过。

　　在此期间，我曾广泛搜集南传佛教诸经论，分别阅读过阿姜查、阿姜曼等尊者的佛法著作及个人传记，又因出家前便曾刻苦研读《清净道论》的缘故，而对该论做进一步研习，日夜苦读，希望如此确凿的佛法能为个人用功产生实质性的指引作用。

　　后来，求法的愿望终于得到了一次超常兑现。2006中印友好年，我与台湾的慧在法师从广州启程，一天一天锻炼着走到西安，又由西安沿玄奘大师走过的路线，重走大师西行路，最终抵达印度那烂陀寺。这是一次国家级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曾强烈要求我与慧在法师与之签署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合同。为了坚守求法历程的纯洁性而免受种种商业环节的束缚，我与法师毅然坚持不签合同，符合出家人行为标准的行动我们才参与。此行的坎坎坷坷，悉数成为日夜不停的恶辣钳锤。由自然处境到人为约束，如果不是本着弥光老和尚及一诚老和尚等长老的殷勤教诲，那条道路恐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走到头的。

　　两三年后，自己的生活又从绚烂至极归于平淡了，我仍旧是一位求法路上的小和尚。有一次，两位男居士陪同我坐车，自江西赶往湖北。车到加油站小憩，一位捕鱼者用网兜提着三五只甲鱼来到车窗前敲玻璃。我打开玻璃问：“你有什么事？”他说：“甲鱼你买去吧，买去放生。”我问多少钱，他报价两千。因为报价太过离谱，后座男居士不耐烦地说：“别跟他谈，太坑人了！”车没有那么快走，甲鱼贩子不停地提着网兜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口中念念有词，说：“你是和尚啊，难道就不慈悲这些甲鱼了吗？你们不买去放生，它就要被杀死了，你们看它多可怜啊！出家人是不是该有点慈悲心？你就忍心看它被杀吗……”看我们依然没有说话，他又凑上前来说：“你一个出家人，太没慈悲心了。”我打开车窗，喊停他那手舞足蹈的叫嚣：“你缺德不缺德？”他没听太明白，掩着耳朵问：“你是……说什么？”“我是说，你缺德不缺德？”他懵了，在他放肆的概念中，万万没有料到，懦弱的出家人也会发出如此的震吼。趁他还没有回过劲来，身后的居士将钱塞在他手上，把甲鱼救回车上。我们驱车前行，放生甲鱼去了。这是求法历程中的小插曲，实在地讲，在现代社会，发生这类情况再正常不过了。事件发生时，我们的求法态度是什么？当事者自然明白。

　　修行

　　在我第一次走上云居山的当晚，便偕同三位道友迫不及待地拜访了一诚长老。进到丈室，顶礼问讯之后，主宾各自坐好。我们坐在了一诚长老的右侧，他嘱咐侍者道：“给客人倒茶。”侍者将茶杯送来，我心不在茶上，由座位站起来，满怀自负地合掌问道：“大和尚，请问”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复无忧’，这是一个什么境界？”大和尚接过侍者递来的茶杯，低头抿了一口，那悠哉的滋味实在感人。继而猛然喝道：“要修行啊！”我惭愧得从脖颈到脸红成滚烫。从方丈室告假出来，四人同行，一路无话。

　　于是我们的修行开始了。最早的考验是“坐香”。因有好几年中学时代的打坐基础，平日自信禅坐是不成问题的，可一进入禅堂，就发现往日所理解的长坐功夫在禅和子们面前实在不堪一击。已经形成打坐习惯的双腿，在禅修期间连一个星期都支撑不下来，已然将我折磨得死去活来。虽然平时连坐数小时不成问题，可是在禅堂中恰恰坐得舒适的时候，号令下来，非行香不可；刚刚行得畅快了，最不愿屈膝盘腿的时候恰恰又该盘腿了，总而言之，没有一个自在的时候。两腿诸关节白天也是疼，晚上也是疼，即便不疼了，那温吞的酸麻胀痛感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慢性煎熬。其实，每一秒钟都有蹬开盖腿布，放下双腿，脱身逃离的念头，可这时偏偏又被自尊心和荣誉感桎梏着。邻单的禅和子们都一动不动，坐在那儿，自己不光没有勇气放腿逃离，连动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生怕别人觉得我打坐是个外行。因此，身体四肢保持着规范的跏趺坐式，唯一能够表达痛苦又不妨碍别人的，只能让面部的表情哭丧起来，可巡香的师父在面前握着香板走来走去，使我连通过面部表情来释放痛苦的机会也被扼杀了，内心里痛苦地呼唤甚至惨烈地呼号：“佛啊！您为什么在我不痛苦的时候加持我，在我痛苦的时候就忘了我。”这是绝对无言的呼号，但因为痛苦依旧在，终使自己连内心里呼号的力气也没有了。有道友将盘腿长坐形容成遭受“夹棍”的刑罚，而我直接譬喻成“坐老虎凳”。为了不让邻单道友们发现自己的脆弱，无比剧痛的忍耐中必须强作安然无事。如果要问禅和子的双腿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回答就是：被痛苦熬成的。

　　我很同意台湾一位老教授在广钦老和尚面前说自己获得了四禅八定，而广钦老和尚只对侍者轻描淡写地说：“卫生纸在跟我说话。”痛苦不光只停留在膝盖上，它会由脚踝、脚背、小腿、大腿而蔓延到前胸后背甚至头顶上。坚持坐下去，那种折腾会使任何一位肥胖的人士变成瘦骨嶙峋。虽然长老们在开示中安慰我们说：“打坐要的是用功，不要去忍腿子痛。”可通过开静间隙的调查来看，几十位沙弥没有哪一个人，哪一支香或哪一秒钟不是在忍受痛苦，大家都知道锻炼身心的必要性，可是人生的任何煎熬都是忍过一阵就能休歇一阵，可自己的坐香痛苦却不一样，它是无止境的。有人希望未来是成佛，可打坐中的感觉未来肯定是永无止境的痛苦。如何才能忍耐下去呢？这个问题经常泛起。可这念头都在无情的痛苦中逐渐地消失，剩下的方法就是念诵。平日习惯的经咒早就念了无数次，但痛苦并未减轻，后来变为念佛求佛，最后竟然有很多时候是直接在念“妈呀”。那个期间，我深刻理解到佛经为什么将地狱的名号翻译为“呵罗罗”、“呼罗罗”，我想这应该是他们惨叫的声音，盘腿的我如果有权发出声音，肯定也是“呵罗罗”、“呼罗罗”！一诚大和尚在禅堂里讲开示，关照我们说：“腿子不好的青年人，要坚持一下，痛苦都难免，但坐到一个星期，你就彻底好了。”我的双盘早就过一个星期了，这几根骨头除了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心肺挖空以外，并没有任何好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放弃”。但是，看大众无一人退心，自己的坚持也就变成是必须的了。

　　终于到了第四个七的最后一天，那个下午的晚课香结束，开静以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禅堂，我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放开双腿的欲望，就像一个真空世界里的不倒翁，全身漂浮着不知道哪里在着地，自然也没有因着地而产生的腿痛、腰痛，自己与外境被隔离成半封闭状态，手脚都在，但无法找回有手脚的感觉。从此时此刻开始，直到以后的三个禅七陆续完成，痛苦的感受永远消失了。我利用休息的时间和上洗手间的时间来打坐，发现不管多么漫长的时间都不能满足我想继续坐下去的欲望，看来，腿疼的这一关永远过了。有时，放下双腿行香，便不知道双腿在哪里，自觉脊椎骨像是被绳子腾空挂起来，来去都轻快得无法着地。我终于相信了老和尚说的话，疼痛这一关终将要过去的，过去就一切都好了。

　　有一年冬季，衍申法师(出家前主演电视剧《霍元甲》的黄元申居士)率弟子众上山打禅七。进禅堂以后，他在讲开示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年他在香港宝莲禅寺打禅七，盘腿过程中整个脚面变成了巨大的水泡，当时颇为紧张。圣一长老劝他不要害怕，继续用功，后来脚面全破了，双脚不能落地，又过了很久，才痊愈。他鼓励我们要刻苦用功，精进坐香，说坐禅才是佛法的根本。我们都同意他所强调的坐香的重要性。

　　禅堂中经常能看到道行特殊的禅和子。仁度师在寺院生活很久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住在禅堂里，从不与人交谈，终日双目垂帘，甚至连眼珠都看不到，放单休息的时间他也不放腿。他坐在禅堂角落的禅垫上，除行香以外，一个多月没见他离开过座位。后来有一天，他突然不知所踪了，去客堂问，知客师回答：“仁度师来告过假了。”但禅和子的习惯，真正离开都是在凌晨早课时，默默背包出院，以免干扰大众，个人出寺都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冬去春来，我到禅堂仁度师道友那里问他的下落。道友们告诉说他已经走了，去往终南山，在那里住茅棚。之后大概三四个冬天的禅七他没有来参加，后来有一年，他突然拖着重病的身体回到寺院，每天在护七寮里熬药。不久，他又消失了。有一年，终南山的禅和子们传来消息，说仁度师死了……与仁度师风格相当的还有常明师，他从来不说话，也不抬眼看人，与他共住的五年时间里，我没有听到他在寺院任何角落里说过一句话。数年的光阴，流水般地逝去了，我虽然不了解他们，但他们悄悄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居然不管到哪里，都会想起这群没有共过话的熟悉的“陌生人”，关注他们或生或死的任何信息。很快六年以后，有新消息传来，说常明师修庙了，他做了所修寺院的方丈。

　　我曾勤奋地读诵中观典籍，细心批寻龙树密意，总希望尽快亲证中观正见。1997年夏末，我们在九江边挽救了七只将被屠宰的羊，因牧羊而住山，因住山而探寻憨山大师晚年所居的五乳寺。我从山岩上跌下，疗伤期间努力完成《入中论》的学习。同年秋季，我在庐山如意茅棚为少数道友全面讲述了《入中论》。圆满结束时，我刺血书写了“愿为释迦真子，誓作龙树孤臣”的誓愿，这誓愿将伴随我一生。

　　这之后，我进入佛学院担任教授师，向佛学院的年轻僧侣们讲解戒、定、慧诸课程。暑期修学，与一位年少沙弥共同三步一拜，朝礼云居山。这是一段以山径为主的路线，虽然驱车前行才数小时便能到达目的地，但我们的礼拜却经历了七个白天和七个晚上。当我们背着简易行李从山中出来，在公路上三步一拜时，并没有想到平整的公路使我们的行拜更加困难。疾驰而过的汽车内不时飞出啤酒瓶、饮料罐，砸向我们叩在路边的头。晚上，拜到哪里就得住到哪里，废置的牛棚、坍塌的校舍都曾是我们的留宿处。早晨醒来，总是发现身上、头上、手脚上到处都是被蚊虫叮过的痕迹。路上的大雨对我们也是考验。每次大雨，我们都不愿因此而停步，只有在雨下得像瓢泼一样的时候，方向一时模糊了，才会歇下来。记得那次，我在暴雨里坐在一块苔藓石上仰头望着天，年少沙弥站在前面路中央的高处，对着砸下雨滴的苍穹痛快淋漓地唱着：“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总想飞呀飞呀，飞也飞不高……”后来，有时他的确是累了，拜不动了，我便以见月律师鼓励同参的话语鼓励他：“古人参学，舍身求法不以为苦，莫因此雨而退其心，将来好说行脚！”又说：“扣冰古佛曾言”古圣修行，须凭苦节……’”

　　讲法

　　从2000年开始，我进入江西佛学院担任法师工作。从此以后，每年来新人，去旧人，学僧一班一班地毕业，自己也一年一年地成长。学院坚守禅门风范，每年冬、夏两季都要打禅七，也都要将佛学院学僧组织起来进行坐禅的年终集训。那是一支午板香刚结束，我担任班首，在堂中要讲开示，讲的是“湛堂文准与圆悟克勤”的公案。作为圆悟之师，湛堂喜爱古树，嘱弟子圆悟管理基建期间，万万不要砍倒古树，可圆悟偏就将他最爱的一棵砍倒了。师父举着拐杖边追边打，弟子边躲边跑，围着大寮跑了三圈，眼看师父快追到了，圆悟忽然立定脚跟，猛然翻醒，转身出手，指尖正好顶住师父的鼻尖，大喊一声：“老贼，我认得你！”公案讲过了，继续打坐。巡香的月森师是高度近视，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修行人，常对学僧们说：“解放初期中国人口那么少，但僧人有八十万之众，中国现在人口如此之多，但汉地僧众仅有八万人，你们一定要好好用功，才能有能力广度当代的有缘人啊。”他鼓励大众，也监督大众好好用功。在禅堂光线不好的情况下，为了看清坐禅者是否昏沉，他经常要凑近才能看得仔细。一位沙弥似有昏沉，他戴着眼镜凑近沙弥的脸，仔细分辨。对方自以为毫无昏沉，巡香者检查自己而越发凑近面部的热度，使他顿起愤怒，忽然伸出手指，直点月森师的鼻尖，大喊：“老贼，我认得你！”宁静的禅堂就此再次“开静”。

　　佛教的法到底确指什么意义？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弄清自己生命是什么，恐怕很难回答清楚。即使人云亦云地去谈论生命的问题，也只能离生命更远。然而我们天天面对生命，谁也不曾离开生命，但是如果没有通过深省反思而认识之，信仰的构建恐怕都是问题。我想最大的可能，法与生命的意义等同，或者说法就是生命，或者说理解了生命才能理解法。在很多生命的迷惑状态中，法是对于生命全面的开示，这开示有时候是合情合理的，有时侯是非常意外的。在我的讲法历程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事件虽小，却使我印象深刻。

　　某一年，手机三天两头收到短信，一个陌生的电话总向我发出劝导放生的忠告。根据文字判断，这显然是一位迷恋藏传佛教的女居士。因为每两三天都会来一条，这使我不知如何处理。比如其中一条说：“初一请南宁刘人嘉放生小螺蛳约十二万个，初二请她在南宁放生小螺蛳九万多个，功德特别回向您的冤亲债主。请您一定要发菩提心，多放生。为利益天下的父母有情而精进修行。”我不知如何回复，也曾询问对方身份，回复说是“某李居士”。也曾请某居士间接劝告不必再这样发短信，我已知放生功德的伟大。但她仍旧坚持不懈，每两三天一次。终至一日，我编辑了这样一条短信回复她：“菩萨，您就放过我吧！我在家时父母给我讲开示，出家了师父给我讲开示，修行中道友给我讲开示。如今稍能自立，琐务繁忙，您又三天两头坚持不懈给我讲开示。放生的行为十分伟大，您可否念我也是生命，就给我放生了吧。”这是当代佛门所特有的现象。

　　法该怎样讲？佛法要对治当代人怎样的痴迷？这是自己一直留心观察并思考的重要问题。有一次，与两位法师自江西到北京，刚下火车，一对穿着极为讲究的年轻夫妇挽手而来。女士到面前提出问题：“法师啊，我们都是信佛的居士，每天做功课。近日每每诵经总觉背后发凉，浑身冒汗，这是不是有什么……？”看着他们求解若渴的凄苦眼神，琢磨着他们内心中“求求你骗我吧”的潜台词，我们面面相觑，觉得为难了。如果说真话，他们一定失望；如果说假话，那太不凭良心了。最后，我们选择了凭良心说真话，问他们：“这诵经你都是跪多久才出这情况？”她说：“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回答说：“如此就很清楚了，你既没有魂神附体，也没有冤家障碍，你就是跪的时间过长，体力不济，中气发虚，才这样汗流浃背。”二人看着我们，忽然泛起冷酷而轻蔑的眼神，失望地朝我们瞟了两眼，打完招呼离开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法师们异口同音地说：“求求你骗我吧，求求你骗我吧……”

　　如果有人只需要能对他产生欺骗效应的“佛法”，那你给他什么？如果社会大众中大多数人在追求欺骗，那么欺骗现象的产生，能与大众无关吗？在郭良鋆教授翻译的《经集》中，佛说：“信瑞相而不信业者是肮脏的居士。”我急切于佛陀如此的言教为什么一直隐藏在巴利三藏中而不为汉译佛典所传颂？记得五台山某寺院落成开光的法会上，数万名居士聚集在露天广场中。一位七旬有余的老年女居士忽然望空大喊：“菩萨现身了！”另外一位居士喊声更大：“地藏菩萨从左边飞往右边，观音菩萨从南边飞向北边！”又一位老居士用更大的嗓门喊出来：“你们那都算什么呀！菩萨们飞来飞去，我天天都见到，看得我心里都烦了，不想看了，可他们还是飞来飞去。”我断定“心烦了”肯定看不见菩萨，可她们都看见了，我询问在场的数位年轻法师，他们直言相告：“什么都没看见。”我确信，他们的所谈是真实的。但为什么每每发生感应的都是老年的居士们呢？是否善根更特殊？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值得怀疑：清净的诸圣人真的会在人烦恼的时候还让人看见而不离开吗？此点极像90后的青年攒集的网络片段：“看，有灰(飞)机！灰机灰过来了！灰机又灰过去了，灰来灰去的，好环(烦)躁啊！”

　　三十年前，佛教被批为迷信，然而当今社会，迷信蔓延到很多人的心中，佛教正努力以智慧解除大众心中的迷信。然而世人的迷信从来都会以更新的形式迷倒更为庞大的人群，其或表现为商场上的疯狂，又或者表现为时尚圈中的盲从。社会的盲从性就像一种毫无理性的传染病，一年一个花样，传遍城市和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房价被疯炒时，人们疯狂地买房。金价被疯炒时，人们疯狂地购黄金。钻石美玉本来与平日的生活无关，而当大众视之为珍奇的时候，人们也就趋之若鹜地冲向它们的柜台。如果某个品牌的皮革包是七、八万元一个，那么你将很快看见爱美女士的手中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包，即便不太富有的人家，也会省吃俭用去淘换一只并不实用的该产品，实在不济了，花二三百元买一个水货，拿到场面上，那也与大牌明星手里扣着的一模一样。因此有人总结道：“这就是社会的跟风作派，疯子买，疯子卖，还有疯子在等待。”有一年，我发现北京的女众在夏天突然不穿凉鞋了，百分之八九十穿的都是拖鞋，我实在无法理解。而到达江西某农村的时候，发现农村的女孩子也都穿着类似的拖鞋，询问之，才明白今年流行拖鞋。不过说实话，看着她们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走在田野的泥泞中，或行进在城市的弄堂里，那清一色的拖鞋实在没有什么协调感。这就像十九世纪初，西方的钟表工业刚刚发展起来，北洋政府的官太太们买到了进口的大闹钟，这比家中的座钟体积小多了，既能方便计时，又是精密的器物。关键是它够时尚！因此，北洋时代的女人们便开始流行挂起大闹钟出门。她们找来一根精美的绳索，将闹钟挂在胸前。官太太的阵容，三五成群，浓艳的脂粉气加上清一色的胸前大闹钟，趾高气扬地行进在北京的闹市街头，便是当时的时尚了。有时，忽然闹钟奏响，三五个闹钟同时响动起来，一街的生意小贩都激动着把眼光投向那些人胸前的大闹钟，那种时尚直到怀表出现才逐渐隐去。胸前挂着怀表的男士便批评胸前挂大闹钟的女士们太笨太傻。时尚一波一波地过去了，但总会花样翻新地产生新时尚。盲从性让人们忘记了自我，盲从的原因乃是缺乏对于生命本质的反思。中国是个庞大的社会，如果十多亿人全都不懂得反思，而全力盲从于所谓时尚，那该要浪费多少宝贵的生命光阴啊！对于这样的民众，怎样的佛法才能使他们清醒，怎样的佛法才能使他们不盲从呢？

　　当工业文明与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人们的狂热性反映成为对于名利的生死执着。有人说：“干掉熊猫，我就是国宝。”为了名利，可以不要伦理，这样的人群就像一辆辆越来越热的汽车，不断升温，不断加速，距离危险边缘越来越近。佛法应该是一剂清凉散，如守培法师所说的一样，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应该让他们烦恼心息才对啊！所以佛法的性质不能只是顺应潮流，其更重要的功能应该是度化潮流。因此，倓虚老法师当年的主张显得颇具时代眼光。他说：“和尚就是世界的大轴，和尚不能动，和尚一动，世界就紊乱了。你想，和尚不为国家祈福，不去改善人心，转移风俗，你偏要勒令他做旁的事，那不是强人所难，祸乱人心吗？如果人心都失去了正常的态度，世界哪能不乱呢？出家人对社会的工作就是用善恶因果的事实来教化人心，维系人心。人事的变化可以用武器来杀伐，来征服，而人心的险恶，人心的变化不是用武器能征服的，这必须用善良来教化，使每个人心里本来具有的良善种子萌发出来。无论社会如何狡诈，这种潜伏在八识田中的正直良善种子总能维系着人心，使其历经变化也不至于铤而走险，所以和尚就是社会化导的中枢，也是世界的大轴。”

　　在佛法传播的问题上，僧团的熏习使我注意到现代社会大众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严重错位。医生下海了，教授经商了……发展经济过程中，这些现象固然难免，但当佛教教义的话语权柄被某些人执以为有利益可循的时候，这些循利者也开始佛言祖语了。这是在讲法过程中自己最为关注的问题，佛教并不反对大众来参与探讨，但法是神圣严肃的，这是要面对终极生命的庄严话题，信徒的生死都靠它，怎么可以由人随意说来道去呢？因此，将弘法权交归僧团本身，这是自己最想做的事。《大毗婆沙论》中曾严格辨析过，什么是佛陀的法轮？其大意当然是要具备使人解脱功用的话语，那才是法轮。而执掌解脱功用的则必须是正在实践解脱之道的僧人群体，因为他们奉行的戒定慧之道是公认的解脱道。无论社会怎样长久地发展，佛陀的法轮只能由僧团来执掌，因为他们匹配了解脱之道德自律。如果要谈到法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恐怕只有一个群体，才有资格去进行不断地诠释与实现，全新的法轮只能由他们转动起来。

　　一诚老和尚当年的话语又浮现在脑际：“要修行啊！”这四个字就是法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的诠释。当然，不同的宗派及不同语系的佛法对于法的判断各有千秋，皆有其历史及地域的原因。一些初学者固执于门派之争，动辄发出声音：“本派是对，你派是错”，使得法门居然也分裂起高低贵贱来。在这件事上，自己始终牢记着一诚老和尚的教诲：“是非之争，烂在自家锅里，勿令外人看法门中的笑话”。话语简单，截断牵缠，这当然是禅人的本色。后来，自己组建了北海禅院，这本色自然成为北海禅院的弘法使命，以及所有北海禅院人的本色。让佛陀的正法弘扬起来，要有一个把舵的佛教思想群体，此群体应该工作在僧团的内部，使佛教的三宝内核充实完整，三宝的力量发挥出来，佛教的正法才能弘传起来，社会大众才能受益更多！

　　结语

　　出家的生活越来越久，反思出家的决定，越发地感到庆幸。出家的缘分还在延伸，而佛、法、僧三宝与自己的缘分，自己与佛门的缘分，佛门与社会的缘分无不在同一时间中继续向下推演。回想当年剃度之前，老和尚们为鼓励我们所讲述的“推父下海”、“逼母改嫁”的公案实在是意义重大，这在印度社会如此正常的出离情操，在中国儒家以孝顺为伦理的主张面前，终于扬眉吐气地展示出佛门的真精神。自己在出家十余年后，返回家乡看望亲人时，猛然发现家中的亲人都已产生了佛教信仰，他们的内心很充实，我更感欣慰，因为把信仰作为对于亲人的报恩，这实在是最好的给予啊！很显然，亲人们的世界广大了起来，他们的心灵一步一步站了起来，他们的生命一点一点光亮了起来。虽然早年，他们也不无贪嗔，那是因为他们心地实在太过贫穷。然而，当他们从贪嗔中走出来，便自然而然地，愿意去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而今，在佛教这个广大的家庭中，我因为出家而回家了，他们因为我的出家也回家了，他们回归到了佛教这个大家庭中，他们很快乐。我没有因为不能奉养他们而深自愧疚，反而因为自己的出家深感欣慰。

　　汉字的家是宝盖下面加一个“豕”字，古人为什么这样去确定家的概念呢？这是叫后人要留心啊，世俗的情感或贪嗔烦恼只能使宝盖下的家无比庸俗，只有佛法能改变它。自念十九岁时候的出离，真的使我的家园发生了改变，在崭新的佛教大家庭中，当我再度与这群长辈、兄弟、姐妹的有缘人相聚时，在其乐融融的佛法道路上自己仍然可以与亲人把掌雄谈，可以辞檄千里，可以求知若渴，可以惺惺相惜。为了佛门的振作，可以共同地进，可以共同地退。因为出家，佛陀使当年本已破碎的家庭重新团圆，这个家如此温馨，充满暖意；这个家如此自由，从无羁绊，这才是真正的家。

　　诗云：

　　来时落花点净瓶，问月掬水满天清；

　　和风初动香千里，古调重弹万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