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 钱穆

　　编者按：钱穆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抗战军兴，他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在这本书中，对佛学之中国化亦有书写。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后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华严、禅宗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箓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

　　自道安(大师)、鸠摩罗什(大师)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菩萨、罗什大师来中国，尽译三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于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菩萨、世亲菩萨兄弟。此宗之盛行于中国较迟，直至玄奘奥德赛西行，受法戒贤法师，归而传之窥基法师，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法师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

　　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

　　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后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偏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后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着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后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槃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骂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于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于禅宗也。

　　——摘自钱穆《国史大纲》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曾任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教授，创办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