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文人中的僧人文/庄向阳、严奉利
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的苏曼殊，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在广州一个僧寺里，偶然拿到一张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变名为僧。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时，诚为异数。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使人淄素不辨，世人就误以为僧，群举与太虚、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虽然，曼殊亦性情中人也。南怀瑾先生如是说。
苏曼殊（1884-1918年），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号曼殊，广东香山人，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位频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里，苏曼殊度过了传奇而短暂的35年人生。他是一位皈依佛门的僧人，更是一位以文艺家姿态出现的民主革命志士。他精通梵文，编著开史之先河的《梵文典》，填补了我国佛教史上的一页空白；他多才多艺，以风格独特的诗歌、小说、译作、绘画而享誉文坛，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鼻祖；他挚爱祖国且始终如一，曾经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斗争以及讨伐袁世凯的斗争，竭力支持先进的革命力量。
归入佛门放言“以情求道”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僧人中的文人，文人中的僧人，近百年来有两人最出名，一是弘一法师，一是苏曼殊。苏曼殊究竟为何出家为僧？这个问题一直如迷雾般引人猜测。
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年轻时赴日本横滨经商，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苏曼殊。15岁时，苏曼殊随表兄林紫垣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侨设立的大同学校。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读书期间，苏曼殊闲暇时常绘僧像，并以学诵经为乐，同学甚至笑称他为“苏和尚”。那个时候，他未必想到要皈依佛教，但他的身世已然造就了他的性情，而这种性情里则已埋下了出世的种子，这使他对佛教有天然的倾向，直到现实生活中发生突然的变故。
在日本留学期间，苏曼殊的生活费用由表兄林紫垣供给。1900年，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苏曼殊参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团体。表兄林紫垣担心苏曼殊的安全，怕无法向苏杰生交代，便以断绝资助要挟，苏曼殊无奈回国。有人认为，苏曼殊对此事“恨恨于怀，脱弃浊世之心，乃决于是时也”。
1903年冬，苏曼殊辗转来到香港，拿着冯自由（出生于日本华侨家庭，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他是第一批会员）的推荐信找到中国日报社负责人陈少白，吃住都在报社。这个时候，苏曼殊与家人产生了“不和”。至于何种“不和”，一种说法是，其父苏杰生“早年在乡为曼殊聘妇，闻子归自日本，遂至港访之，且欲使其完娶。曼殊竟避而不见”。陈少白从中斡旋，最终也没有说服苏曼殊。
1903年岁末，苏曼殊来到广东惠州郊野一所破寺，出家为僧，“曼殊”正是那时的法号。然而，该庙财产匮乏，仅有几块薄田，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化缘，来回十分辛苦。耐不住出家人的戒规与清苦，苏曼殊找机会逃离了古寺。从此，他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以一个僧人之身投身革命、创作、翻译、交友，甚至放浪形骸。
出家之后，有人见苏曼殊仍旧神色忧虑，便问他：“披剃以来，为什么还多忧生之叹？”苏曼殊答道：“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
情怀至纯堪称“革命和尚”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以诗并画留别汤觉顿》
苏曼殊一生的活动复杂、多面，革命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侧面，也是被人忽略的一面。毕竟，他参与革命的方式与常人不太相同。更多的时候，他是用画笔、文章为革命鼓与呼。我国目前南社及苏曼殊研究的著名学者马以君提出了一种颇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苏曼殊实在是一位“以革命为天职，以创作为余事，有心革命业绩不显，无意为文成效甚高的资产阶级民主志士”。
苏曼殊当年在日本横滨就读的大同学校是维新派人士把持的学校，但是，他在思想上并不认同维新派，甚至曾经要借枪暗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1902年，苏曼殊参加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这是他“与革命团体发生关系之开始”。青年会的中坚分子大多是苏曼殊的挚友，如陈独秀、冯自由等人。同一时期，由于结识廖仲恺、朱执信等人，苏曼殊也参与了“兴中会”的活动。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的《兴中会之革命同志》一文中称他为“革命同志”。及至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南社等革命团体，苏曼殊都名列其间。同时，他还参加了多个革命报社组织的工作，在许多革命报刊上投稿。1903年，他发表《女杰郭耳曼》一文，以主人公郭耳曼的不畏惧与统治者的惶惶不安作对比，讽刺封建皇帝，赞扬郭耳曼的革命精神。他还为巾帼英雄秋瑾烈士的遗诗作序，赞扬秋瑾以女子身为四生请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08年，苏曼殊发表《岭海幽光录》，记述明末清初抗清死难的广东英雄烈士事迹，以激励反对清政府的民族感情，教育不知振作的人们，其中专门提到了反清僧人韩祖心。苏曼殊以这些事迹来激励反对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战士，期望他们团结一致。
1911年12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爪哇，触动了正在那里教书的苏曼殊，他兴奋地称起义成功为“振大汉之天声”，决定立刻回国，去领略和感受新时代的宏伟气象。由于当时手头没有足够的旅费，他便将书籍、衣服全部卖掉，只为早日回国。
辛亥革命胜利后，苏曼殊发现不少人争名夺利，深感痛心。他故意把挤破头的“众议院议员”写成“众蚁院蚁员”，并在一幅《螃蟹》的画上题写了“大有横行意，青袍误此身”的诗句。苏曼殊投身革命，但他没有“借革命以营私”。无怪乎学者马以君说：“我觉得他内心中始终怀有至纯至净的革命情怀。”
1914年，苏曼殊旅居日本，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1915年，苏曼殊曾为冯自由的著述《三次革命军》题词。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临终前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丧事由汪精卫负责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