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宫里的石经

　　石经，顾名思义就是刻在石头上的经典、经籍。早在东汉嘉平年间，儒家经典便几次镌刻为石经。西汉末年，当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也受此启发，于是北齐时期便出现了第一块佛教的石刻经典。当时的先人认为纸帛书经轻易就会遭到毁灭，而篆刻于石才可以永存于世。

　　人们的假设在后来得到了证实。一千多年以后，当房山石经山上封于9个石洞中的四千余块石经板和山下云居寺地穴里一万多块石刻经重见天日的时候，那些碑文上清晰的笔触和隽秀的字迹似乎在告诉所有的人们，这世间的确存在永恒。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的文件中就有记载，房山石经的拓印，原是1955年为配合东南亚一些国家，纪念佛祖涅槃2500年开展的对外宣传活动，同时也是为了整理罕有的历史文献。1956年春天，中国佛教协会开始了对石经山的发掘和锤拓工作。”在9月9日举行的“房山石经与云居寺创建1400周年暨中国佛教协会发掘拓印房山石经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考古专家吴梦麟这样说。

　　房山石经的诞生

　　据介绍，房山石经由静琬大师在隋朝大业年间创刻，师徒相传，代代接替，从隋朝一直延续到明代，共经历6个朝代、一千年的时间，是一件浩大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工程。僧人们如此锲而不舍，除却对信仰的虔诚更因为遭遇了两次“法难”的打击而心有余悸。

　　中国历代统治阶层对信仰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推崇佛教，有的排斥佛教。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两次皇帝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盛极一时的佛教遭到了几乎灭顶的灾难，全国的寺庙被赐给王公将相作为私用，僧徒被迫还俗，佛像被砸毁，经书也化为灰烬。没有经书就无法念经拜佛，信徒们唯恐失去信仰。北齐一个叫慧思的和尚有意将佛教中的重要经典刻在石头上，存放于洞中，如果“发难”再次降临，手写经书被焚烧殆尽，就等灾难过后取出石经作为底本拓印，以免失传。

　　慧思的愿望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实现，他的弟子静琬秉承了师傅的遗愿，立志汲取“灭佛”的教训，镌刻石经。静琬游历多方，最终选择房山作为刻经之地。那里有隶属太行山系的山脉，云雾缭绕，似有仙气。山下一个叫石窝村的地方盛产石料，山上有洞穴可以藏经。于是静琬开始化缘筹钱，潜心刻经。据了解，隋唐静琬刻经是房山刻经历史的初期，静琬用什么样的经卷版本做刻经的参照已无从知晓，但可以推测数量不会太多。

　　房山石经的拓印

　　上世纪50年代曾有拓印工作小组对房山石经进行探索。“他们在拓印的过程中坚持按规定程序进行，首先把经板从洞中抬出，轻搬轻放，保证经板的安全，而且预先搭建了工棚，进行对经板的清洗、编号，最后再来拓印，拓印的时候找了两批有经验的拓工，同时还从水头村找到了当时的一些村民来搬运，有的也在学习拓印。后来我曾访问过当时在石经山抬运经板的村民，他们对石经山的记忆依然犹新，而且也为当初的工作感到非常荣幸。”吴梦麟说。

　　据介绍，雷音洞是当时拓印工作小组清理的第一个对象，这是9个洞穴中唯一为开放式的，一度作为法事活动的场所，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雨，洞内景象残破不堪。原本镶嵌在四壁的石经板有18块破裂，迎面洞壁的一块经板上还被胡乱刻下了“到此一游”四个字。工作组从山下的石窝村找到了最好的工匠师，把18块残碎经片一一拼接完好后重新镶嵌回洞壁上。

　　在以后的研究中，正是通过这些拼接起来的残片内容，学者们找到了探索整个房山石经的线索。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华严经》是静琬所刻的第一部经，文献中也这样记载，但工作人员从残缺的“伍德八年题记”中得知，《涅槃经》才是房山石经的首部，只是因为完成后静琬发现其中有缺字，便把它们当作石料铺在门口。

　　1957年的夏天，拓印工作人员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山下云居寺内，于已被炸毁的南塔塔基前一步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长10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四边筑有围墙，穴内分大小不等的两室，摆满了一摞摞一层层辽金时期的经板。一年后，地穴石经的拓印工作也完成了，文物局拨专款盖建了库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块石经。

　　这一万余块的石经除了在佛经校勘和研究历代书法演变等方面，尤有重要的价值以外，背后还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资讯，即这些石经上的题记。每篇经末的题记都注有布施人、布施钱财的数量、要求刻经的篇目和刻经的目的，其中还有短篇的文章。这对研究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都有重要的作用，足以形成一门课题，为各国的学者研究探讨。

　　房山石经与医学

　　“我想对佛教医药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确实在佛教的经藏里面蕴藏了大量的医药学史料和医药学思想，已经出版的书籍差不多有一亿字，系统地整理为100多部佛教医药全书。”此次研讨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李良松教授所作关于房山石经对佛医女科贡献的报告是在此前几次关于房山石经研讨会上研究成果的一个亮点与升华。

　　“与中医女科相比，佛医女科的思想略早于中医，并对中医女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迦叶尊者是佛医女科的鼻祖，其《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为佛医女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另房山石经中的《佛说胞胎经》不仅对中医、藏医、蒙医和傣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为佛医的生理学、解剖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良松说。

　　李良松认为迦叶尊者对佛医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奠定了佛医女科的思想基础，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女科都是最为隐秘又无法回避的一门学科，如果不是一个旷世名家或者超凡的智者，一般人不敢提，所以这个使命落到了迦叶的头上。“我们想在佛陀时代，他的医药学比我们中医女科的起步早了1000多年，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李良松感叹道。其次，迦叶尊者构建了佛医女科的理论框架，同时开创了佛医女科的临床体系。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历史上，儒家避讳胎产，而佛医女科却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自明清房山石经引起学者注意以来，诸多研究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入手。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炤看来，此次研讨会规模小型但规格却是往届最高。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俄罗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36位专家、教授为此会议专门著作论文，在房山石经与云居寺历史、房山石经与佛教建筑等六个有突破性研究成果的领域进行了交流探究。房山石经是中国佛教石经的集大成者，因为对它的研究，使得过去的珍贵历史片段得以保存和发扬。还因为许多国际研究者的加入，保全了诸如原本准备撤销的山东省石刻艺术馆等在内的众多文物研究场馆，也为国内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同时推动了云居寺文物保护事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