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戏曲

　　中国古代的小说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学的色彩。随着小说的发展，另一种具有市民性质的文艺形式——戏曲也跟着产生和发展起来。

　　北宋的戏曲，主要是一些以歌舞讲唱为主的转踏、大曲、诸宫调和接近于戏剧的傀儡、影戏、杂剧等。到了南宋，才出现了某些具有较完备戏剧形式的戏文——南戏。元、明、清时期，戏剧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如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那样的专门剧作家和《窦娥冤》、《牡丹亭》、《桃花扇》那样的著名剧作。

　　戏曲的产生与发展，如同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一样，始终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例如，初期的戏曲就深受佛教歌舞伎乐的影响。佛教原来是不许僧徒观赏听闻歌舞的，怕因此动心乱性。但随着佛教的发展，后来允许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供养佛、塔时可以使用歌舞伎乐。到了大乘佛教，佛法进一步圆通，歌舞伎乐已不在禁止之列，许多高僧、居士都能出污泥而不染、“行于非道而通达佛道”、“入淫女舍而心不染”，因此，歌舞伎乐常常成为弘扬佛法之助资缘藉。佛教中著名的维摩诘居士就深通伎乐；《华严经》中所写的“善知识”就有伎女。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也记载：“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唐代之寺院，更常成为“戏场”，如宋钱易《南部新书》戊卷上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密教于此尤甚，以致史料上有“一一歌咏，皆是真言；一一舞戏，无非密印”的记载。佛教的歌舞伎乐，对于中国古代戏曲的产生与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佛教中的许多故事，常常被引入戏剧，丰富了戏剧的题材。例如，佛教中“目连救母”的故事，自唐之后，由变文而宝卷、戏剧，在民间广泛流传；佛教中的“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也常常被编成戏剧，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明代的杂剧、传奇也多有取自佛教的，如《双林坐化》、《哪叱三变》，《观世音修行香山记》、《观世音鱼篮记》等等。戏剧中的有些情节，也取自佛经，如元杂剧的《沙门岛张生煮海》，情节类似于晋译《佛说堕海者著海中经》中所述佛与五百力士入海求珠的故事；李行道的《包侍制智勘灰阑记》所说之二妇人夺子的情节，更与《贤愚经·檀腻鞘品》中的国王断案的故事相仿。另外，古代戏曲中常有关于人鬼、阴阳二界的描写，这也是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例如，南戏的《包侍制判断盆儿鬼》、关汉卿的《包侍制三勘蝴蝶梦》等包公戏，把包公写成通行阴阳二界，为民除害的“包青天”；又如关汉卿的《窦娥冤》，也利用鬼魂做为结构上的一个关键。至于佛教的阴曹地狱，轮回报应的思想，更成为历代戏剧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佛教对于戏曲的影响，还表现在佛曲对于戏曲音乐的影响。佛曲是佛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歌咏的曲调，这种曲凋自曹魏时期的陈思王曹植在东阿县制成鱼山呗后，历代均有所发展，到唐代已有几十种之多。据陈《乐书》记载，当时的“胡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阿弥陀佛曲”、“观音佛曲”、“烧香佛曲”、“观法会佛曲”等26种曲调。中国的僧徒制造佛曲。自然免不了受中国传统的音乐曲调的影响，但佛曲的广泛流行，又反过来影响了传统的戏曲音乐，我国的许多地方戏曲，至今还带有相当程度的梵呗的痕迹。

　　此外，在小说戏剧背后，人们还应该进一步看到佛教对于作为二者基础的语言文字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字虽源远流长，但到后来，也有不少外来词汇的传入。这些外来词汇与传统的语言相融合，日深月久，逐渐变成日常用语，我们今天通用的许多日常用语，就是源于佛教的，例如世界、实际、觉悟、实相、净土、彼岸、因缘、公案、方便、究竟、烦恼、解脱、众生、平等、唯心、回向、天女散花、 现身说法、天龙八部、口吸西江、井中捞月、一切皆空、隔靴搔痒、拖泥带水、五体投地、三头六臂、六根清净、功德圆满、心猿意马、快马一鞭、骑驴觅驴、冷暖自知、唯我独尊、立地成佛，等等。唐宋之后，许多诗客词人还常常用佛教典故和用语入词入诗，赋予新的含义，使人读来别有情趣，如苏东坡的“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李商隐的“昔去灵山非拂席，今来沧海欲求珠。楞伽顶上清凉地，善眼仙人忆我无”；黄庭坚的“张子耽酒语蹇吃，闻道颍州又陈州。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袭自珍的“小别胡天劫外天，生还如证第三禅。台宗悟后无来去，人道苍茫四十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