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佛像文/白冰
关于禅法的演变，学界多以《高僧传》、《续高僧传》记载的禅系禅法为标准，忽略了禅法本身思想的演变。依据佛教经典，以南北朝的禅法演变为研究对象，就是把禅法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以经为史的方法考察早期禅法的演变过程，为探究禅法中国化提供理论根据。
小乘禅法大乘化
汉魏时期小乘禅、大乘禅并行发展，互不交涉。东汉末年，来自西域的安世高译出了小乘上座一系的禅数学经典，发展了禅法中“止”的思想。支娄迦谶译出了大乘般若学经典，发展了“观”的理论。这时候的大、小乘禅法并行发展。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将小乘毗昙学和大乘空观结合在一起，观“诸法实相”成为大乘禅法的核心。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指出东晋时期“禅学虽出于小乘系统，却已贯串着大乘思想而是大小乘融贯的禅了”。
到了南北朝，小乘禅法、大乘禅法不但并行发展，而且出现了各自的特点。有的小乘禅法与大乘思想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小乘形式的大乘禅法，大小乘禅法进一步融通。有的大乘禅法吸收了如来藏思想，有了中国化的色彩。隋唐时期，楞伽师的如来藏禅法成为早期禅宗禅法主流，是一种中国化了的大乘禅法，最终为慧能及后世弟子的祖师禅所取代。对于唐宋以后的禅法，无论是什么形式，即使是坐禅，所观的内容也是将佛性、空、心性相结合，这成为禅法理论的根基。
从禅法演变的历史阶段来看，小乘禅法大乘化是大乘禅法中国化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小乘形式的禅法具有了大乘思想的时候，就为大乘禅法的如来藏化奠定了基础。
因此，小乘禅如何转化为大乘禅是研究南北朝禅法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东晋鸠摩罗什、觉贤等译出大乘禅经后，小乘禅法逐渐大乘化。这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走向。
所谓小乘禅法大乘化，是指小乘禅法中蕴含有大乘思想，实质上是大乘禅法以小乘形式修持。大、小乘禅法的判断依据在于修持此禅法所能达到的果位，大乘化的小乘禅既通小乘果位也通大乘果位。南北朝时期，大乘化的小乘禅法有念佛禅、阿兰若行、四念处、六妙门等。严格来说，阿兰若行并不是具体的禅法，而是修禅所处的地方，至于修的内容，实际上是以十二门禅为主。在实际禅修中，禅师并不拘于一家，许多禅法并用，而且有诵经、忏悔等多方面补充。这时候的禅法表现出许多大乘思想，如发菩提心，以大悲心救度众生等。
依据禅法经典，可以总结出念佛三昧、阿兰若行等小乘禅法中的大乘特点：发菩提心，这是大乘佛教区别于小乘佛教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念佛、菩萨、慈悲的思想，念佛法门是修菩萨行速至不退地的易行道。小乘念佛偏重思念释迦牟尼佛，大乘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所以所念之佛为数众多；菩萨行法，如四弘誓愿、菩萨戒等，修菩萨行法，能够现前百千无量诸佛，入菩萨位，但这也需要一定的次第；观空，《治禅病秘要法》中说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这即是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这些大乘特点将小乘禅法的思想逐渐消解，最终为大乘禅法所取代。
大乘禅法的中国化
禅法中国化在演变阶段中，是以早期楞伽师的禅法为主线。毕竟南北朝以后，禅宗的兴起代表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南北朝楞伽师中的禅法，已经是大乘禅法，但小乘的形式并未完全脱离，仍然强调定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小乘禅法大乘化所奠定的基础。
对于中国化的大乘禅法如来禅，如来藏思想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体现到了禅法当中，修禅与观心相结合，将佛性思想融入其中或心性与实相相联系。楞伽师禅法是早期禅宗发展的一部分，从谱系的传承上有一致性，所依据的大乘经典基本是相同的。
敦煌文献《楞伽师资记》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藉教悟宗”的思想，在楞伽师的传承中，每一位楞伽师都突出了某几部佛教经典。楞伽师传到神秀的时候，他的《五方便》对前面楞伽师们所提到的佛教经典进行了综合，突出了“心性”的作用。
总体来说，南北朝所流行的大乘化的小乘禅，还没有心性思想的体现，如来藏思想、涅槃佛性思想也没有与禅法结合，般若智慧思想在禅定中表现并不明显。这表明“定慧不二”、“即心即佛”的思想还没有广泛传播，尽管有相关的理论出现，在当时也不占主流。这些禅法多注重果位上的修持，而后世的禅宗强调“明心见性”，并不重视果位。
小乘禅法大乘化扩大了能够成佛的范围，受众更多、伦理性更强，现实意义浓厚。更重要的在于大乘化的小乘禅法可以为如来禅所借鉴，借用小乘的数息、观想、念佛的形式，达到大乘果位的目标。对于中国化的大乘禅法如来禅，修禅与观心相结合，将佛性思想融入其中，突出了般若智慧的思想，成佛由难行道变成了易行道。虽然如来藏思想已经体现到了禅法当中，但小乘的形式并未完全脱离，仍然强调定的作用，还远没有达到慧能“定慧不二”的高度。
从历史发展来看，隋唐以后的禅法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见道对于修禅的重要性提到了首要位置。其次，在禅法改进上，禅宗将修持的时间放在今世，增加了现实意义。最后，大乘的戒律，持心戒、四弘誓愿增加了禅法的现实性、人间性、自力性等特点，实际上为中国化的大乘佛教向后来人生佛教的转变指明了根本的发展方向。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