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我国佛教高度发展，高僧辈出文/洪丕谟
隋唐时期我国佛教高度发展，高僧辈出，他们除了对佛教典籍有所研究、阐述以外，对于书法道，也多能手。如隋代的智楷、智永、智果，唐代的释怀仁、齐己、大雅、怀素、高闲、亚栖、贯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智永是陈、隋时著名书法家，他名法极，俗姓王。对于他的书法活动，唐李绰在《尚书故实》中谈得较详细：“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集王羲之《千字文》）八百本，散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住吴兴永福（欣）寺，积年学书，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头（题写匾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智永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据说他在吴兴永欣寺学习书法，曾经登楼三十年不下，克嗣家法，为我们留下了铁限笔冢的佳话。现在我们看到的他所留下的真、草《千字文》墨迹（亦有认为是唐临本的），写得温柔敦厚，很有韵味，是历来为艺林所推许的珍品。此外，关于智永的书迹，据米芾《宝章待访录》所载，尚有真草书《归田赋》一种。此迹明代只存片段行书六行，藏吴廷家，刻入《馀清斋帖》，其后又被刻入《秀餐轩帖》。记得清朝末年的杨守敬氏，曾对此帖有过“《文皇哀册》，出自此赋”的说法。至于说到智永的书风，苏轼比况得妙，认为是“骨气深隐，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奇趣”，可称入木之评。
智永之外，他的哥哥智楷也工于书。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曾经说过：“（智永）兄智楷亦工草，丁觇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楷草。’”此后，“丁真楷草”就成了一句用来褒美人们书法的成语了。
智果是隋代的另一书僧，他生活在隋仁寿年间，会稽（今属浙江）人。除了爱好文学之外，他在书法上也很有一些造诣。据说他曾经为隋炀帝写《上太子东巡颂》而被召居慧日道场。对于他的书法，隋炀帝曾有过“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之评，可见他的书法是以骨力坚劲著称的。可贵的是，智果和尚除了书法实践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心成颂》一篇。《心成颂》虽说篇幅不长，但是对字体的结构，却分析得很是入理，以致于流传到了千百年后的今天，仍为人们所称道和取法。
唐代是我国书法发展的全盛时期，因此僧人书法亦多可观。怀仁是唐太宗时长安（今西安）弘福寺的和尚，《宣和书谱》说他“积年学王羲之书，其合处几得意味”。唐太宗制《圣教序》时，他受都城诸释的委托，化了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将内府的王羲之遗墨集成《圣教序》一碑，可见工程之大。我们现在看怀仁所集的王羲之《圣教序》，写得龙飞凤舞，上下贯气，自然而又流畅，好似一手写下来似的，一点也看不出凑合的痕迹，这自然要归功于怀仁二十年来呕心沥血的精心安排了。关于他的书迹，宋代宣和御府曾藏有行书《圣教序》及草书《临晋王羲之<往还>等帖》各一件。在这以后，开元时期的兴福寺僧大雅也曾在开元九年（721）有过集字成碑之举，他把王羲之的书迹集成墓志一通，由于其后不久此碑被埋入土中，直至明末万历时因为浚西安城濠，方始重新出土，其时上半已佚，仅存下半，因此碑名已不可考，也有称它为《半截碑》的。明末的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曾对此碑有过评述，他说：“大雅乃兴福寺僧，故谓之《兴福帖》，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俨如生动，不比怀仁，只得其形模，并其古淡之趣而已，是以书家重之。”评价也是很高的。以上二位僧人虽说是集字成碑，但如果本人不通书法的话，根本不可能有此作为的。
齐己是唐代的著名诗僧，因他颈上生了个大瘤，因此人们打趣称之为“诗囊”。他本姓胡，自号衡岳沙门，益阳（今湖南益阳）人。早年舍俗入大沩山，晚年作荆州僧正。《宣和书谱》说他“戒律之外，颇好吟咏，亦留心书翰，传布四方，人以其诗并传，逮今多有存者”；又说“笔迹洒落，得行字法，望之知非寻常释子所书也”。由于齐己操行高洁，不肯随便拜谒侯门大族以求高攀，所以极为人们所称道。当时宣和御府曾藏有他的书迹九件，其中《拟嵇康<绝交书>》等行书墨迹七件，《庐岳诗》等正书墨迹二件。
有唐一代在书法上最有造就的僧人，自然要数怀素和尚了。他俗姓钱，字藏真，长沙（今属湖南省）人。据说他学习书法非常刻苦，以致秃笔成冢。又由于家贫买不起很多的纸来供其挥洒，于是他就在居处附近广植芭蕉，然后用蕉叶代纸来练习书法。可这还不够，他又漆了一只盘和一块板，书之再三，盘、板皆穿，可见用力之勤。此外，他又有观夏云随风变幻而顿悟笔法，自称得“草书三昧”的故事。对于和尚来说，酒是五戒之一，是绝对吃不得的，但他写草书还要借酒助兴。他的草书，写得极为狂逸不覊，同比他稍前的大草书家张旭共开狂草一派，而张肥素瘦，却又各有风格，对后世草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宣和书谱》说他：“当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臮、钱起之徒，举皆有诗美之，状其势以为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人不以为过论。又评者谓张长史（旭）为颠，怀素为狂。以狂继颠，孰谓不可？”宋徽宗御府收藏他的书迹如《孝经》、《自叙》等，竟有一百零一帖，可见书迹流传之多，以至于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他的书迹，亦尚有《自序帖》、《苦笋帖》、《论书帖》、《食鱼帖》、《千字文》、《圣母帖》、《律公、脚气帖》、《藏真帖》等多种。
唐宣宗时的乌程（今浙江湖州）人高闲上人，寓湖州开元寺。其书源出张旭，在当时也很有名气，韩愈曾写有散文《送高闲上人序》一篇，序中称他的书法“得天象之然”，评价是很高的。据文献记载，他喜欢在霅川白纻上写真、草书，又曾经在楮纸上写过《千字文》。而此《千字文》宋米芾在《宝章待访录》中亦曾有所记载，并说在“承议郎李熙处”，其墨迹残本至今尚传于世。又有书《令狐楚诗》一种，亦见载于米芾的《宝章待访录》，今未见。
延至晚唐，洛阳又出了个名字叫作释亚栖的书法家。《宣和书谱》说他于“昭宗光化中对殿庭草书，两赐紫袍”，可见恩庞之盛。关于他的书风，《宣和书谱》也有“得张颠笔意”的记载。平时亚栖经常谈到张旭说：“世徒知张颠，而不知实非颠也。”这也是他眼力过人的地方。明代的李日华在《六研斋二笔》中说：“亚栖书开元寺？，笔势浓郁，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迹。”徽宗御府曾藏有他的草书书迹十五件。《论书》一篇，是亚栖为我们留下的书法理论著作。论中强调推陈出新，提出了“凡书通即变”，“若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奴书”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所启发帮助。
有人曾把亚栖的书法和晚唐另一书僧？光比较，认为“骨气不及？光，而遒媚过之。
二人供应制，其踪海内皆盛。”？光是江南人，《宣和书谱》说他“潜心草字，名重一时”。唐末美融赠以歌说：“忽时飞动更惊人，一声霹雳龙蛇活。”司空图也曾为他作歌道：“看师逸迹两师宜，高适歌行李白诗。”宣和御府曾经藏有他的草书《赠登第》等诗及《千字文》等二件。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出生于晚唐文宗大和六年（832）的诗人兼书画家贯休和尚。贯休除了精擅诗画以外，在书法上，篆、隶、行、草诸体皆能，而尤以草书为最擅长。《宣和书谱》说他：“作字尤奇崛，至草书益胜，崭峻之状，可以想见其人。喜书《千文》，世多传其本，虽不可比迹智永，要自不凡。”《宣和画谱》则说时人把他的书法“比之怀素”，这也是可信的。因为在他的《禅月集》中，亦曾写有《观怀素草书歌》一首，可见他对怀素的草书是很感兴趣的。由于被诗名画名所掩，所以他的书迹流传较少。然而，在《七修类稿》卷二十六，却载有《米字法贯休》一条说：“米字逸宕可爱，近多效之，原米法贯休也，有石刻《弥勒赞》可证。”这至少说明，贯休的书法在北宋时期尚有一定影响，并且很是倾动了一些大名家的。
末了，有趣的是，昔刘泾曾经作《书诂》，“以怀素比玉，？光比珠，高闲比金，贯休比玻璃，亚栖比水晶”云云。此外，据《宣和书谱》所载，唐代僧人之善书者，尚有善写篆书的释元雅，善写正书的释昙林，善写行书的释行敦，善写草书的释景云、释梦龟、释文楚，善写八分书的释灵该等，只是因为影响不大，就从略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是隋唐僧人书家有成就的人数众多，这里所举仅仅只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部分而已，二是他们大多精擅草书。前一个原因是时代风尚相扇，影响所及，僧人也就自然多通书法；第二个原因一时还很难说清，但据《宣和书谱》分析，认为是智永、怀素开了个头，其后僧人多受影响云。
来源：北海禅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