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夤《山寺寓居》赏析

　　山寺寓居

　　（唐）徐夤

　　高卧东林最上方，水声山翠剔愁肠。

　　白云送雨笼僧阁，黄叶随风入客堂。

　　终去四明成大道，暂从双鬓许秋霜。

　　披缁学佛应无分，鹤氅谈空亦不妨。

　　[作者简介]

　　徐夤，字昭梦，号钓矶，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登乾宁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依王审知，礼待简略，遂拂衣去，归隐延寿溪。著有《探龙》、《钓矶》二集，诗二百六十五首。

　　[说明]

　　徐夤生长在唐末五代之时，那时的李家王朝气数将尽，已经浮现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景象。政权腐败，国弊民困，当政者仍过着“所饭必稻粱，所衣必锦绣；居则邃宇，出则肥马”的奢侈荒淫的生活，底层百姓不堪赋役繁多，多次爆发武装起义。面对这种现状，众多诗人的笔下，或多或少都有反映，可在徐夤的四卷诗集里，却很少有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触及，在《探龙》、《钓矶》二集里，更多时候表现的是作者散漫和恬淡的心境。

　　[注释]

　　寓居：寓，寄也。寓居，客居之意。

　　夤（yín）：敬惕也。即寅之别体，因寅为借义所专，别制此字。

　　剔：把不好的挑出来。

　　阁：类似楼房的建筑物，供远眺、游憩、藏书和供佛之用。

　　四明：浙江旧宁波府的别称，以境内有四明山（传说山上有方石，四面如窗，中通日、月、星宿之光，故称四明山）得名。此处指四明山。

　　从：依顺之意。

　　鬓：脸旁靠近耳朵的头发。

　　披缁：出家为僧尼。缁，缁衣，僧尼之服。齐己《夏日寓居寄友人》诗：“披缁影迹堪藏拙，出世身心合向闲。”

　　鹤氅：氅，大衣，外套。鹤氅原意是指鸟羽制成的裘，用作外套。因仙鹤是道教常用的图案，故“鹤氅”又叫“神仙道士衣”，就是斗篷、披风之类的御寒长外衣。

　　[白话释]

　　住在东林寺最高的地方，青山流水荡涤我的愁绪。

　　雨天僧舍笼罩在迷濛里，清风将落叶送进我屋中。

　　最终要去四明山学道术，双鬓斑白也就由它去吧。

　　出家学佛不是我的本意，可是谈谈空性却也无妨。

　　[赏析]

　　徐夤为乾宁间进士，做过“秘书省正字”这样的官，可能时间不长，就因“礼待简略，遂拂衣去”。我们可以猜测，徐夤要么是不得志，要么是受不得约束，他在《古往今来》诗里说：“雀儿无角长穿屋，鹦鹉能言却入笼。”可见，以他的情怀，是不愿意为了些薄利浮名而委屈自己的人格的。而他感到适意的生活则是“蔷薇花尽熏风起，绿叶空随满架藤”的闲雅，为此，他甚至在《退居》诗中嘲笑范蠡说：“笑他范蠡贪惏（古同“婪”）甚，相罢金多始退闲。”徐夤的这种人生境界是从他清雅淡适的心态中自然流露的，心无挂碍，正合自然流畅。

　　作为晚唐五代知名的文学家，徐夤以赋知名，与王棨、黄滔并称晚唐律赋三大家，早年所作的《人生几何》、《斩蛇剑》、《御沟水》三赋，远传至渤海等国，其人甚至以金书为屏。徐夤一生著述颇丰，现存赋四十七篇，诗二百六十九首，《全唐诗》收录二百四十五首，为唐五代闽人之冠，另有诗格《雅道机要》二卷。可就是这样一位“高产”作家，其生卒之年在史书中确未见有明确的记载，可见其“隐”的境界，已基本被排除出主流价值圈，若不是其丰富的文学作品，早已被历史所湮没。

　　正因为是纯粹的以文留名，徐夤的文学功底由此可见一斑。这首《山寺寓居》前四句描摩景致，后四句表白心迹，外境的落寞与内心的彷徨彼此呼应。一个志心学道的儒士，蹭蹬举场十七年，内心的清高和傲岸让他与现实世界显得处处格格不入，如果没有出世之法对心性的滋养，笔下是很难营造出那样灵动的境界的。

　　此处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徐夤作为一个儒生，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破灭后，开始厌离尘嚣，向往羽化飞仙、不食人间烟火的修道生活，在这个生命的转型过程中，接纳他的却是一座佛寺。这种角色错位的荒诞感，让这位客居于东林寺的诗人也有些尴尬，或许没有任何人向他进行这一番诘问，他也只好自问自答，以“应无分”、“亦不妨”之句来剖白心迹。对于一个儒生，一个讲求“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生，这种剖白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他所“寓居”的佛寺和所要去的四明山道观来说，却是不值一提的。入世法对名相的执著和出世法对名相的淡泊，其境界分野即在于此。

　　如果说像徐夤这种弃儒归道、暂居寺院的读书人是一种特例的话，那么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读书人在寺院苦读，然后求取功名，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寺院大多地处僻静之处，利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另一方面是寺院大多有藏经楼，相当于现代的图书馆，内有大量藏书，其中包括世间的典籍，并可以提供基本的食宿条件，这一点对于一些穷苦的读书人尤为重要。历史上，范仲淹、王安石、吕蒙正、史可法等宿儒名将都是在寺院里苦读成功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佛教本身的包容性。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思想体系，经过李唐一朝的繁盛，已经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这种过程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能形成这种格局，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双方同时具有的包容性合力使然。

　　当然，在这个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各个阶层、各种文化也曾经以自身思想的力量试图对佛教施加影响，特别是儒家、法家等中国主流学派曾一度对佛教采取了漠视、抗拒和激辩的态度，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理解成是一种来自中国文化智慧的审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以自身的生命力和远见在和平传播的旅途上，没有拒绝，没有固执，更没有犹豫，而是主动迎合了中华文化。

　　佛教是最具和平精神的宗教，其能够和平传播和融入当地文化的原因在于佛教本身的八种特性：兼容性、理智性、可行性、效益性、和平性、慈悲性、忍辱性、普遍性。是因为佛教教义中强调没有远近、敌我、叛教者或不可触者之分，而这种包容思想最精练的概括就是八个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慈悲心是佛教包容的源头，正如《华严经》所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建立在这个最基本的价值观之上的胸怀与包容理念，与儒家的“和而不同”、道家的“天人合一”、世俗价值观的“和平共处”相比，其高度与广度上都是其他思想流派所不能企及的。

　　正如徐夤发现的，作为一个修道之人，和佛家的僧侣“谈空亦不妨”，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在哲学思辩上的天赋，他敏锐地发现了佛法的最核心内涵。在佛陀时代，舍利弗就是因为听闻“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缘起道理，因此与好友目犍连相约，共同率领二百五十名弟子，一同到竹林精舍皈投佛陀座下。证悟空性是通往解脱的必经之路，对于徐夤来说，此次客居东林寺最大的收获就应该是这一点了。（来源：《净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