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朴永焕
作者:朴永焕,1960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韩国留学博士生。
唐宋以来,禅师与文人交游渐趋密切,禅对诗的影响,除了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以禅论诗之外,禅风亦影响到诗风,产生了新的风格。禅宗本主张不立文字,然唐宋以来的禅风,变成了大立文字。禅师们在文字技巧上,运用偈颂、诗歌等形式来谈禅。他们这些诗偈,在表现技巧上,具有质朴清新、透彻洒脱、生动活泼、精通简要的特色,又需追求藻饰,堆砌典故,这对当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禅师们说偈悟道的方式,为诗人们打开了吟风弄月、寻诗觅句的新路。苏轼亦不例外,他受到这些禅风之影响,诗风有明显的转变。苏轼思想的推移,黄州时期是一大关键,在诗风上出现自然平淡的风格。但不能说黄州以前他没作这种诗,只是诗歌创作上,黄州以后实践的作品更多而已。因为他早已习佛,所以他更容易接受禅风的质朴、清新、生动、活泼特点,写了不少有关佛禅的诗。这些诗都形成了自然平淡、幽远、至真、至善、至美的妙理奇趣风格。本文拟就自然、平淡、幽远、理趣、奇趣、谐趣、妙悟、翻案等八个方面,探讨苏轼这些禅诗之风格。
一、自然
所谓“自然”,指是一种真淳、质朴、清新的艺术风格。这种自然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佛、道思想影响很深。“自然”反对雕琢、造作等人工因素之加入,因此“自然”风格促使作者遵循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景物,又不失有真挚的思想感情。其妙在得之天工而不靠人力的天然美。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作的《僧惠勤初罢僧职》诗中云:
轩轩青田鹤,郁郁在樊笼。既为物所縻,遂与吾辈同。今业始谢去,万事一笑空。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风入齿牙,出语如风松。霜髭茁病骨,饥坐听午钟。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语闻诸醉翁。①
前六句中表现了惠勤之罢僧职,比喻青田鹤脱离樊笼,惠勤辞职以后,“万事一笑空”。所谓“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表现了惠勤之澄清新诗风的风格,故“清风入齿牙,出语如风松”,赞美惠勤诗的奇绝。末六句哀惠勤之穷,发挥了“穷而后工”的观点。所谓‘穷’,不是指‘贫穷’,而是指作者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遇。出自欧阳修的诗论,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於古穷人之辞也。……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就是说,诗人由于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遇,所以对於这些遭遇,诗人具有感愤不平之感情,因而寄情山水,借景抒情,才能写出好的诗。故苏轼说:“霜髭茁病骨,饥坐听午钟。”苏轼在此,透过惠勤的诗主张自己的诗论。可见苏轼追求清新自然的观点。同样的观点表现在《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诗中: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②
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表达了苏轼“不求形似”的艺术见解。他要求不仅做到形似,而且还必须进一步做到神似。故他主张“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中赋咏事物之神韵。他又在《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诗中说:“君不见韩生自言无所学,厩马万匹皆吾师。”此即超脱形似,达到神似的说明。他推崇王主薄的画,能用“一点红”,而“寄无边春”。即树枝上一点红色,会引起人们想象无边的春意。这是文学技巧的高度概括,是作品达到艺术境界的手段之一。他认为绘画不能满足形似,贵在表现常理而传其神。
熙宁六年(1073)苏轼游赏九仙山、夜宿无量院作《宿九仙山》云:
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余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③
前二句含有诗人的言外之意,即王、谢等人登览此山以后,已过五百年,今日作者逸兴勃发,才使空山有知音。所谓“金堂玉室”,谓昔时仙人道士炼丹之处,今已变成佛寺无量院。“余汉士”为院内的道士泥塑像。第四句言,山上桃花盛开,山涧流水淙淙,清静幽美,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了。作者在此表示“人生无常”。“冷逼身”兼写虚实二境,虚者,乃诗人梦中所感。实者,诗人睡在山上无量院中,山高自冷,又值深夜,传导人梦,梦中便觉得“冷逼身”了。所以这首诗在面对美景、神交古仙的描写之中,表达了诗人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而去寻求精神解脱的情怀。最后“云峰缺处涌冰轮”,清新自然,形象生动。
元丰二年(1079)的端午节,苏轼在湖州作纪游诗《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云:
肩舆任所适,遇剩辄流连。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深沉既可喜,旷荡亦所便。幽寻未云毕,墟落生晚烟。归来记所历,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寝,孤灯同夜禅。④
焚香探幽,品茗开筵,都表示作者游览在寺中。下四句描写到湖州五月的自然景色:蒙蒙细雨,时作时止,但寺院的小窗,清幽妍丽。四面围山,如坐盆中,但草木仍然自生自长,苍然一片,展现了大自然生命的力量。作者登上塔时,眼界有无穷大千世界,浮天无岸的太湖风景,似乎有无所不容的深沉大度,亦展现出开阔而旷荡的无岸世界。这“眼界穷大千”与“盆山不见日”互相对比,“深沉”承“微雨”四句,“旷荡”承“忽登”四句。“微雨”、“小窗”、“盆山”、“草木”,深沉可喜。“高塔”、“大千”、“卞峰”、“震泽”,旷荡所便。⑤禅宗《临济语录》说:“若是真正道人终不如是,但能随缘消旧业,任运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无一念心希求佛果。”所以所谓“沉深既可喜,旷荡亦所便”。就是这种禅宗顺应机缘、不加勉强的“随缘”思想之表现。又“归来记所历”但“耿耿清不眠”。因为苏轼经过山寺游行中所悟到永恒不变的自然真理和顺应机缘的“随缘”思想,而能消除仕途上的遭遇和内心的忧愁,故跟参寥师一样,同对孤灯,同参夜禅,了脱世俗上所有的烦恼。由此可见,这首诗具有清新、自然、质朴、率易,但有时见奇峰拔地而起。“微雨止还作”以下六句是写景佳句,就是奇崛之处。苏轼写山水诗,善于学习前人的长处。如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苍劲,柳宗元的清新峻峭,白居易的自然明丽,都给他以很深的影响⑥。
元丰八年(1085)他写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云: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篓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⑦
惠崇能诗善画,为宋初“九诗僧”之一⑧,这首诗是苏轼给惠崇《鸭戏图》的题画诗。苏轼曾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⑨王维深受禅学之影响,他的诗歌富有哲理意味和艺术情趣,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今人袁行霈先生认为王维描写景物时,总是给读者留下充分的余地,供他们自己去联想、想像,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他说:“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是互相渗透的。特别是在那些描写山水田园的作品里,禅画通过诗的媒介融合在一起,最能见出王维的风貌。”[10]同样,苏轼这首诗藉描写景物,让读者去想象及联想。联想皆是得之于视觉与画面之外的,再说他描写了要凭触觉才能感到的水之“暖”,要用思维观照才能想出的鸭之“知”,要靠体验和判断才能预言河豚之“欲上”。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知见”,指以智慧法眼观照事物真相而获得的感悟、体验,故又称佛知见、觉知见等[11]。因此这首题画诗,使人如见其画,又要跳出画面,从画外遐思,从而不仅再现了画境,并使画境扩展深化,充分写出春季到来的自然美,确给读者以生意盎然的情趣和清新自然的风气。春天来临“水暖鸭先知”、“河豚欲上时”,这生机和情趣,可以是画幅本身所蕴含而由诗人的禅心慧眼发掘出来的。苏轼遵循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画幅中的景物,具有清新、质朴、天造的特点。由此可见,苏轼所咏亦是“见诗如见画”。
二、平淡
平淡是以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深厚的思想感情。宋代文人很重视诗文平淡之美。苏轼在《评韩柳诗》中有曰:“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12]他又谓:“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发纤禾农於简古,寄至味於澹泊。”[13]即他要求以朴素淡雅的语言和高超的手法表现隽永超逸的思想感情,因此要意在言外,读来耐人寻味,乃创造出韵味无穷、富於魅力的艺术风格。
像苏轼这样诗风豪放的作家,大力提倡“平淡”之美,是由于苏轼本人的诗在李白之后,“豪放”风格可算第一,惟独觉得平淡稍逊渊明。(吴可著《藏海诗话》)因此他晚年颇为仰慕陶渊明的平淡美处,达到了“至其得志,亦不甚愧渊明”的境地[14]。另一方面,佛家的偈语,常借以山水自然景物的形象含蓄巧妙地喻指佛理,由于这些艺术特点影响到一般文人在诗歌中的感情表现。
苏轼接受了佛家偈语的艺术特点,作出静、幽、淡、雅的诗歌。他的诗歌构成了以平淡为主的艺术风格。其平淡之诗又含隽永之味。看《和陶归园田居》其一: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15]
苏轼晚年对陶渊明的仰慕,偏重在人生态度方面的吸纳,但也有创作方面的原因。因此他经常引陶入诗,对陶诗的“平淡”作了深合艺术辩证法的阐发。这首诗于绍圣二年在惠州作。他到了惠州以后,对惠州风土食物颇有好感,而且与吏民相处得甚好,故以陶自托,表现出随缘自适、乐观旷达的思想。“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写的如山水画一般,即形象地描绘了惠州的风景。“禽鱼岂知道”以下四句告诉参寥,他亦能体会其静思默察,有所了悟“我适物自闲”的乐趣。所以“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全诗用淡语、实语,形成冲淡朴素、富于魅力的风格。
又如《和陶归园田居》其三: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
诗中意写诗人在大自然中超然物外的心态。前二句中写他在游白水山佛迹岩时,在汤泉瀑布中沐浴,感受到大自然的赐予,舒心畅快,於是“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写的平淡恬静,适物自闲。这都表现摆脱官场后如释重负之感。苏轼通过这瞬间景物的传神描绘,表现他所感受的无限人生意趣与平淡超然的艺术风格。纪昀评曰:“极平浅而有深味,神似陶公。”[16]他亦曾评陶诗云:“质而实绮,瘦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他的和陶诗亦复如此,在自然平淡的语言中有丰富的内涵。
苏轼旷达恬淡的心情在山水田园诗中表现的非常突出。他到海南,为了克服精神上的孤寂,以佛禅的清静对待逆境,不求闻达,不慕荣利,这种淡泊的心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如《新居》云: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文间,寄我无穷境。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17]
苏轼在《与程全父尺牍》九云:“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18]作者初到儋耳,住在官屋,但朝廷得知后,以为不可,“则买地筑室为屋三间”(《栾城集墓志铭》)。所以他说“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又“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描写作者在新居中的恬淡安适。“短篱”、“茅屋”、“何必谋二顷”,都代表苏轼淡泊的心情,不求荣利的旷达思想。秋天的风雨中,菊花开放新颖,这就比喻自己对人生生活的坚强。全诗语言简远明朗,写景中寄寓着深刻的含意,景物自然,形成了平淡质朴的风格。
又《纵笔三首》其二云: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19]
此诗描写在闲适中透出寂寞。即诗人通过巧妙的手法,将内心的孤寂之情,化为一种闲趣。“乌角巾”代表谪居海南的作者,“现宰官身”语出《法华经》云:“妙音菩萨,现种种身,处处为众生说是经典,或现居士身,或现宰官身。”此二句说诸法无常,戴乌角巾的人曾有缘而做过官吏,表示诗人被贬闲居的身分,描写诗人的闲适。后两句传写寂寞,在溪边古路的三叉口,夕阳斜照,诗人独立在那里默默地数着过路人。此则表示诗人内心感到孤寂,但诗句只写物象,不露“寂寞”痕迹,而寂寞自在物象中见出。诗语极其平淡,却见形象,其含蕴不尽之意,耐人寻味。又如《晚游城西开善院,泛舟暮归》其一云:
晚照余乔木,前村起夕烟。棋声虚阁上,酒味早霜前。远谪何须恨,来游不偶然。风光类吾土,乃是蜀江边。[20]
作者用浅近的笔法,表现淡泊、恬静自适的心情。即通过“晚照”、“乔木”、“夕烟”、“棋声”、“虚阁”、“早霜”等,一片空灵幽渺的景象,衬托出作者平静自足的心情。夕阳余晖照於静静的乔木中,前村升起炊烟,阁楼上传来清亮的棋声,在这早霜的黄昏前,品尝酒味。回想远谪到此地,不须怨恨,因为这种来游并不意外。这里的风光象蜀地,故此地很象蜀江边的家乡。在此作者充分体现了“随缘自适”、“乐观旷达”的思想。全诗文字质朴,境界高远,意味无穷,风格平淡古雅。
三、幽远
禅宗美学的主要艺术特色为悠远空灵、迷离朦胧和无限深远的深邃美。因此唐宋以来很多诗人多取幽峭、旷深、疏野之景,表现在他们的诗歌上,而作出以“幽深清远”为特色的禅诗。诗人自己的性情,集中体现为一种幽深而孤独的情绪,它存在于喧闹的现实生活环境里,是一种虚无飘渺、超尘拔俗、远离现实世界的思想感情。在诗歌中,这种性情通过空寂无人的禅境和宁静恬淡的大自然,表现为幽远的艺术风格,和超越尘世,忘却物我,具有幽邃的特点。因此构成“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柳宗元的《至小丘西石潭记》)、“偶得幽闲境,遂忘尘俗心。”(《白居易的《现新庭树因咏所怀》)的境界。苏轼在熙宁五年(1072)作《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云:
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21]
苏轼所写的完全是一种空寂的境界,即描写“烟市晚钟”。悠悠夜钟声中,不见寺,只见“烟外钟”、“烟中寺”,皆给人以朦胧迷离,神秘之感。“幽人行未已”但“草露湿芒屦”,只有山头月为伴“夜夜照来去”。在四周沉寂的夜晚,烟外闻钟,作者幽行未已,因为明月照心。钟声、山寺和明月之间的作者,似有内心的孤独,其实沉浸在寂静的禅悦之中。在此表现任心任运,追求主观精神的自由世界,这是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故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云:“余读东坡曾和梵天僧守诠小诗,未尝不喜其清绝过人远甚。晚游钱塘,始得诠诗云: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屦。惟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乃知其幽深清远,自有林下一种风流。东坡老人虽欲回三峡倒流之澜,与溪壑争流,终不近也。”[22]熙宁五年(1072)作于《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其一云:
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门。拾薪煮药怜僧病,扫地焚香净客魂。农事未休侵小雪,佛灯初上报黄昏。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23]
《冷斋夜话》卷六云:“西湖僧清顺,字颐然,清苦多佳句。……荆公游湖上,爱之。东坡亦与游,多唱和。”熙宁五年,作者因赴汤村镇督开运河,夜宿水陆寺作此诗。这首诗充分表现出水陆寺幽寂环境和寺僧恬淡生活,意境幽远,是他追求和谐、恬静、自然、幽远审美情趣的自述。故最后二句中说,自己渐渐体会幽居生活的乐趣,希望能与清顺僧同床畅谈。表现作者超脱尘俗,悠然自在的生活情趣。从这些诗中可知,苏轼在杭州,不仅诗歌创作比在朝时更多,名篇佳作亦不时出现。
元丰三年(1080),苏轼在黄州写《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诗也?宿黄州神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云: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24]
此即和潘阆《夏日宿四禅寺》诗:“此地绝炎蒸,深疑到不能。夜凉如有雨,院静似无僧。枕润连云石,窗虚照佛灯。浮生多贱骨,时日恐难胜。”[25]从这首诗题目,可知作者非常喜欢“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憎”二句。故前二句用“渐暗”、“风雨”、“竹鸣”来描写山寺夜色分外幽静,在此用“风”、“雨”等来造成间隔化,表现幽远的境界,也就是“画意”[26]。虚空中传出动荡,给人以“无穷其际”的感觉,幽远深邃空间的卓绝表现,显示了宇宙自然、佛性真如的深邃无限,永恒神奇。最后二句中,作者表现了“古今如一辙”。
元丰四年(1081),苏轼咏黄州大雪的《雪后到乾明寺遂宿》诗云:
门外山光马亦惊,阶前屐齿我先行。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未许牛羊伤至洁,且看鸦鹊弄新晴。更须携被留僧榻,待听摧檐泻竹声。[27]
所谓“山光”指山上的雪光,即描写一片银白色世界,马亦为之惊异不已,“我先行”表示作者对雪景的酷爱。“长春苑”、“不夜城”皆指乾明寺,“不夜城”也指雪光映照,有如白天一样,彻夜通明,故前四句写雪景形象,写得生动如画,让读者置身于这一银色世界。后四句充分抒发了作者对这一至净至洁雪景的热爱,感情真挚。前后四句,各表现了“静”、“动”,静动之间充分体现了作者在贬谪生活中,仍然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首诗以“江山暮雪”为主题[28],可见作者的感情与大自然的和谐,巧妙地表现平向的深远,宁静无人之境,恬淡的色彩,含蓄的感情,故给人以幽深清远之感。
四、理趣
苏轼的诗中,另外的特点是从习见的事物、一般的生活中,作出富有义理的诗。这就是许多虽有好的景色描写,但由于渗入理语或诗人着意要突出自我的禅理诗。它们都在普遍意义中,启示人们做多方面的思考。因此这些诗皆是富有理趣的。
宋代禅学与理学之后融合,其影响于诗歌最为普遍,以禅理、性理入诗的情况颇多,因而形成许多理趣诗。苏轼不例外,他的饶有理趣的禅诗假借山水自然景物,但这类诗因为是通过山水景物来暗示一定道理,形象鲜明,具体生动。如他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29]通过游览庐山的描写,来寓无形迹的形而上的道理,富有理趣。故刘熙载亦云:“东坡长于趣。”[30]这是说以诗人的感触和趣味入诗。所以苏轼的这些诗有理有趣,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熙宁六年(1673)他写的《书双竹湛师房二首》其二:
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孤枕对残缸。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雨打窗。[31]
此诗的第一首云:“我本江湖一钓舟,意嫌高屋冷飕飕。羡师此室才住持,一炷清香尽日留。”末二句表示湛师参禅的住持室,充满着清香尽致、脱离尘俗而清净的气氛。所以第二首开头承接此二句,表现出僧人参禅礼佛的肃穆的气氛。作者也在暮鼓和朝钟声中,闭门而一个人面对暗淡的残灯,表示自己也正在参禅。作者在这时从白灰中发现了一团“红火”,说明诗人在灰心中重新点燃了对仕途留恋的火。但是他听到外面萧萧打窗户之声,就是残灯的火也灭了,对仕途眷恋的火也灭了,怀才不遇的感慨也不存在,这些都是“无常”、“虚幻”,有身处俗世而超脱俗世之感。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苏轼屡次上书反对新法,而批评朝庭“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再上皇帝书》)因此就引起了反对派的不满,诬告苏轼,但他无一言自辩,自愿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熙宁四年奉命通判杭州。这时期的苏轼思想,可以分为二方面:他虽然离开朝廷任地方官,但还怀着怀才不遇之感概和忧国忧民之心。如熙宁五年,他写《吴中田妇叹》云:“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次年作“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32]《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云:“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另一方面,他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出路,与高僧大德经常谈禅佛理而写出不少禅诗。如熙宁五年,写《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诗:“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熙宁六年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住持》:“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师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无功。”除此之外,有《法惠寺横翠阁》、《宿九仙山》、《病中游祖塔院》、《佛日山荣长老住持》、《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等等,都是熙宁六年的作品。由此可见,他虽然胸中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但是为了脱离仕途上的遭遇,更接近于脱离尘俗的解脱处。所以他通过山寺景色,在自己的诗中表现出佛理禅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慈湖夹阻风五首》其五云: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侧过,人间何处不岩。[]33
作者描写南迁时的小景,他最初闻命贬英州,但又得到再贬惠州的命令。所以苏轼怀才不遇,累遭贬谪,在此借自然景象,发出了“人间何处不砏岩”的感叹。言短趣长,引人深思。佛教说,人生之果报完全由业来引导,人生本是痛苦。这首诗也可以说,作者不仅借山水来阐发佛家的禅理,而且是作者人生体验中悟到的哲理。苏轼经常借山水景物来阐发佛理、禅理。如“人生看得几清明”、“明月明年何处看”。此外《赠东林总长老》、《题西林壁》等,都寄寓深邃的人生哲理。又这首诗的第二首说:“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对人生的思索和劫后余生的感慨,发人深醒。
绍圣四年四月,苏轼又贬谪海南,六月渡海,七月到昌化军贬所,至冬天作《独觉》诗云: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雾,无数心花发桃李。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
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34]
作者对瘴雾蛮烟,不仅是“恬不怪”,反而怕北风是“生体疥”,表示随遇而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基础上,作者“默坐春风里”,却见“云霞”、“桃李”等春天的消息,从这些“眼缬”和“心花”中,可知作者用佛教经典表现出万物由心生道理。佛教《圆觉经序》云:“心花发明”。《华严经》云:“菩提心华,亦复如是。”所谓“心华”喻指吾人之本心。以本心之清净譬于华,故称“心华”,也用“心华开敷”一语表示豁然大悟之意[35]。所以苏轼最后二句表现他这种禅理,就表示自己除尽俗情忘念而贪悟万法皆空之理,即一切诸法皆由因缘生起,无常,无我,无自性乃空性平等,故“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说借禅除闷是苏轼诗的一个特征。
除此之外,他有名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题沈君琴》卷四十七);以及熙宁六年,他在杭州写的《病中游祖塔院》诗:“柴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闭门野寺松阴转,蒔枕风轩客梦长。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卷十);《书焦山纶长老壁》诗:“法理由住焦山,而实未尝住。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卷十一),都是极富有理趣,耐人寻味的作品。
五、奇趣
苏轼于《书唐氏六家书后》云:“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卷六十九)又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36]所谓“反常合道”的意思是“违反常,而合於道理。”熙宁四年(1071)苏轼通判杭州任命,途经镇江金山,作《游金山寺》云: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冷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37]
这首诗描写金山寺的白天、黄昏、月夜和月落后的不同景色,而产生出奇特的幻想。他对金山寺本身景观皆略而不写,着重写登眺望远,高旷绵邈之景,而景中交织一片浓郁的乡情,情景交融,意象开阔。前八句中写出落日的景观,如江面上微风引起的细浪比喻靴纹细,黄昏晚霞比喻鱼鳞,比喻新颖。“是时”六句描写月夜和月落后的景色,如江月初升,才到二更就西沉,在黑暗的江中心似乎点燃起了明亮的火炬,火光照映山头,而惊散了栖息的鸟。作者在此描写的奇幻莫测。这种奇特的联想与禅宗奇异的思想方式有关,即禅宗的机锋应答之所以不可思议,正是因为它不能以正常的理性思想去判断,在凝神沉思中,思维已经突破了语言、物象、概念、判断、推理的束缚,一刹那间,突然彻悟,最后不得不用语言表达的时候,用一般人想象不到的语言来表示。[38]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在杭州作《夜泛西湖五绝》诗中也写了“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句。“江山”二句说“炬火”的出现是江神显灵示警,似乎怪诗人不归隐山林,最后二句流露出自己想归山的意念。可见此首诗奇特想象,笔力矫健,比喻新颖,奇趣横生。又《泛颖》云:
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声色与臭味,颠倒眩小儿。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赵陈两欧阳,同参天人师。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颖诗。[39]
此首诗作于元佑六年(1091)。苏轼在颖州,写游湖的事。“到官十来日,九日河之湄。”反映爱颖之深。“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写出泛颖的全过程,写直处、曲处的不同姿态,即把颖水上、下流的姿态作了细致刻画。“画船俯明,笑问汝为谁。”反映了无风水面,波平如镜。忽然,微风作起,波摇影乱,是身影的破碎,“散为百东坡”;然风一停,水面又恢复了平静,影子“复在兹”,在此静与动之完美结合,虚实两间,充满了奇趣。所谓“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水怎么能乱他的须与眉呢?这就是“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表现。“声色与臭味”以下四句中说,世上的荣华富贵、声色货利所眩惑与小儿戏物即游水之事一样,但玩水不会使同流合污。又“同参天人师”与“观妙各有得”,对前文作了概括。即三人同参佛理,但所得的“观妙”,各有所得。[40]苏轼的“观妙”,就在“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可见其自然浑成之趣,令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南宋刘辰翁认为苏轼的此句是一位禅师偈的启发[41]。因为苏轼本身对禅学了解的很深,因此他取禅师的偈,经常用典故手法。这时苏轼56岁,更深入于佛禅,故他的见解颇有可信。由此可见,苏轼的这首诗,盖言出意外,事非意想,新奇刺激,令人惊绝,奇趣横生。方东树评此诗说:“坡公之诗,每于终篇之外,恒有远景,匪人所测;于篇中又各有不测之境,其一段忽从天外插来,为寻常胸臆中所无有。”(《昭昧詹言》)苏轼62岁写《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风急雨,戏作此数句》诗云: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读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明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42]
绍圣四年(1097)六月渡海,七月作者从惠州到儋耳贬所,这首诗赴儋途中所作。前四句描写诗人从琼州到儋耳贬所走的路线。“登高”四句,表示天水无际,四周茫茫,我何时才能走出此岛,流露出深沉凄凉的气氛。但“眇观”四句中引用《史记》和《庄子·天水篇》说,天地在积水中,九州也在大瀛海中,中国也不过如茫茫太仓中的一粒米而已,即天地、九州、中国皆同一体,本无差别。不用计较身在何处,不都是同一体吗?表现了脱离忧虑,旷达乐观的感慨。[43]这也就是表现佛教所说万事万物本无差别的“平等观”和禅家所谓“平常心”,禅宗着重强调随性适意,安闲无为,随机应变,认为日常生活中处处有禅,头头是道,体现了禅对解放人性的追求以及直面声色世界的现实态度。在“幽怀”四句中描写天风吹来的形象,其气魄雄伟。“急雨”二句与“雨已倾盆若,诗乃翻水成。”(《次韵江晦叔》)都是以雨催诗的表现。“梦云”二句,以状云之如梦,状电之如笑,不致抹煞作者苦心(钱锺书《管锥编》四册《拟云于梦》)。由此可知,苏轼借助佛道思想看轻外物,旨在超越现实苦闷和忧虑,而这种精神境界的追求,造成其诗歌创作是随缘自适的超脱与旷达,其风格是豪放雄伟,奇趣横生。故陆放翁《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云:“心空物莫挠,气老笔益纵。”纪昀也评云:“以杳冥诡黄异之词,抒雄阔奇伟之气,而不露圭角,不使粗豪,故为上乘。源出太白,而远以己法,不袭其貌,故能各有千古。”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六、谐趣
苏轼禅诗中不但有理趣、奇趣,而且亦有谐趣,这皆可以证明“东坡长于趣”。《冷斋夜话》云:“此老(东坡)滑稽,故文章亦如此。”又云:“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堕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毗一个僧。’”[44]这首诗富有谐趣,反映苏轼诙谐幽默的性格。这种诙谐幽默与禅有密切之关系,禅与幽默是不能分开的。我们经常发现从苏轼与禅师们斗机锋、打哑谜中富有谐谑。[45]这些若从表面上看,也许不易理解,然每句都有深奥的人生哲理。在禅家思想中,不合逻辑的说法或没有意义的答话,都是有其目的的。故这些谐趣便使禅师们有机会表示其活泼机敏的特有禅风。[46]
元丰二年(1079)作者自徐州至湖州途中写《次韵秦坊虚见戏耳聋》云:
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败。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47]
前四句引用孟郊和杜甫的诗句,表示自慰自嘲。“人将”二句说别人把蚂蚁的行动看成牛斗,但是连风雷声也对我来说,不过是低微的声音罢了。“闻尘”二句,通过禅理戏语,表现了自己脱离烦恼,自由自在的态度。佛教所谓“六尘”是说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感觉认识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认识对象称为“六尘”[49]。《圆觉经》亦云:“识清净故闻尘清净,闻清净故耳根清净。”佛教又说因其毫无妄情俗念之执著,称为“清净知见”。所以他自己不需要“枕流洗耳”,而能达到“清净知见”的境界。因为自己“虽存耳先聩”,也是他自从离开朝廷之后,不见不闻,反而觉得清净。在此作者借禅理和戏语,发出人生哲理。“大朴”四句说,人的知识愈多而忧患亦愈多,“君知”四句阐述了佛教所说的五蕴(色、受、想、行、识)皆是贼,所以除掉闻尘(听觉)的道理,但“不见不闻还是碍”,最后四句也用戏语来总结。由此可见,这首诗都借佛语禅理和戏语,抒发作者随缘、旷达思想和深奥的人生哲理,并善用典故,任意发挥,整个诗都充满了谐趣。
元丰八年(1085),苏轼作《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云:
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鬓无由玄。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仗落手心茫然。谁似濮阳公子贤,饮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门家罢亚十顷田,清溪绕屋花连天。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雷人风颠。我游兰溪访清泉,已办布袜青行缠。稽山不是无贺老,我自兴尽回酒船。恨君不识颜平原,恨我不识无鲁山。铜驼陌上会相见,握手一笑三千年[50]。
所谓“龙丘居士”指陈季常。“谈空说有夜不眠”,《后汉书·西域传》云:“论佛教宗旨为‘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遗之宗’。”唐李贤注:“不执著为空,执著为有,兼遗谓不空不有,处实两忘也。《维摩诘》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51]。所以,佛教主张谈“空”时不能离开“有”,谈“有”时,不能离开“空”,如此才能作到空有相即,般若观照。“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据《容斋随笔·三笔》卷三《陈季常》条云:陈訸“好宾客,喜畜声伎,然其妻柳氏绝凶妒。”[52]所以说,陈季常虽然自认饱于禅学,无忧无虑又好客,但其妻柳氏是一个嗓门很大的悍妇,故他很惧内。可见苏轼在此引用故事,跟自己的好友开玩笑,全诗夸张描写,颇有谐趣[53]。
《和陶拟古九首》诗,其四云:
少年好远游,荡志隘八荒。九夷为藩篱,四海环我堂。卢生与若士,何足期渺茫。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飞泉泻万仞,舞鹤双低昂。分流未入流,膏泽弥此方。芋魁倘可饱,无肉亦何伤。[54]
这时苏轼在“登高峰中原,但见积水空”的海南岛上。但他在这种逆境中,描写出海南岛之风物之美。这是他的乐观旷达思想之体现,他说“芋羹倘可饱,无肉亦何伤”,形成谐趣俚趣之风格,这就是苏轼“以俗为雅”的表现。南宋朱弁于《风月堂诗话》云:“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其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也,他人岁可学耶?’”苏轼这种“以俗为雅”的表现,是他的诗最大特色之一,所以他的诗中处处见到这些特征。如另有《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云: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55]
这是典型的“以俗为雅”作品。写了作者有天带着酒后的醉意,天色已暗,酒意未醒,且地面上草木丛生,路径不明,只好跟着有牛矢的路走,因为家在牛栏之西边。可见此诗写的浅易活泼,而又真实,让人感到亲切。然诗的最大的特色是“牛矢”入诗。这种不择时地,不拘对象的手法,在禅师们的公案中不难找到。如佛印禅师之公案:“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佛印眼中有佛,东坡心中有粪。”但这些公案读起来使人感受的不是“浅俗”而是富有幽默感。同理,苏轼的这首诗一点也不庸俗,更不是自伤自怜,而是充满旷达自适的感情。他能把朴素的内容写得非常生动而形成毫无拘束,自然和谐,富有谐趣的风格。除此之外,又如“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泗州僧伽塔》卷六),“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寿星院寒碧轩》卷三十二)“朝来处处白毡铺,楼阁山川尽一如。总是烂银并如玉,不知奇货有谁居。”(《次韵参寥咏雪》卷三十三)可见他的禅诗中把幽默和风趣引入自然景物诗中,成为饶有机灵的谐趣。
七、妙悟
严羽于《沧浪诗话·诗辨》之第四段云:“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语。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极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严羽以“妙悟”为作诗之标准,提出了各种不同等级的悟。即以汉魏晋盛唐之诗,比之为“第一义”,又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已落“第二义”,以孟浩然、韩愈为例,孟的学问不如韩,但妙悟之结果,能作出“本色”、“当行”之诗,因此孟诗高出于韩。这是说诗的好坏的关键不在学力,就在“妙悟”,能透彻之悟即能写出“第一义”的诗。所谓“妙悟”?在此先了解佛家所说的“妙悟”。佛家“妙悟”,直译为“不可思议”或“绝待”的断除烦恼之境地[56]。这里所说的“不可思议”或“绝待”是超越一般理性思维的。所以《禅宗无门关》说:“参禅须透祖师关,妙悟要穷心路绝。”[57]说妙悟为非理性思维所可至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说的以“无念为宗”、“不立文字”、“断除妄念”而达到的“明心见性”境地。所以禅宗将不可思议之“境界”,称为“妙境”,又将深妙不可思议之“道理”,称为“妙理”。同样,把深妙不可思议之悟,称为“妙悟”,这是非理性思维所可至的境界。故“妙”是以形容“觉悟”、“悟入”所达之境界。
禅家非理性的直觉体悟思维之“悟”,并非始于严羽[58]。苏轼亦将禅宗这种直觉体验的感悟方式运用于诗歌创作上。他提到李之仪《兼江祥映上人能书自以为未工……》:“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姑溪居士文集后集》卷一)他又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答谢师民书》)这样“了然于心”并用口与手表达出来就是一种“悟”。他于《送参寥师》诗中亦云:
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卷十七)
苏轼在此说写诗的妙悟思维方式。即他指出“诗”与“法”并不相妨,而互相相通,才能“空且静”,才能以“静”了却“群动”,以“空”而广纳“万境”。因此他于《与李去言书》亦云:“说禅作诗要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姑溪居士文集》卷十九)他的《听僧昭素琴》诗云:“至和无攫择,至平无按抑。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卷十二)《书王定国所藏王晋路卿画著色山》其一,诗曰:“我心空无物,斯文何足关。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卷三十一)这些都是不执著外物,去除妄念,空心澄虑的禅宗无念静心的直觉思维。他的《送人》诗云:
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绊余晖。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59]
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苏轼引用禅家思想是将世情看破,泯灭掉人间万事的是非。所以说自己淡泊宁静,泯除机心,不把老病放在心上:“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这后句是化用杜牧《题禅院》诗“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句意[60]。所谓“法界观”,出自于《华严经·法界观品》[61]。《华严经》法界之种类繁多,然一切终归于一真法界,此即诸众生本源之清净心,亦称为一心法界、一真无碍法界。所以“法界观”是指悟入这种《华严》本经所说法界真理之观法[62]。又所谓“人间万事非”既包括了个人仕途之失意,也包括了对时局之感喟,而“一洗”二字,更表现出平时感喟之深。可见,苏轼想利用《华严经》圆融无碍之说,洗却人间一切的烦恼。这首诗充分表现苏轼的明悟自心。元人方回说:“少年诗律颇宽,至晚年乃神妙流动。”[63]正是指的这种诗篇。
他于《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处诗至夜半书其后》诗说: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愁侵砚滴初含冻,喜入灯花欲斗妍。寄语君家小儿子,他时此句一时编。[64]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这就说明诗与禅不仅是不相妨,而且诗的名句引导参禅境界,即禅的思维方式与诗是相通的。这种诗句可能影响到严羽所说的“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钱道人有诗云“直须认取主人翁”,作两绝戏之》云:
有主还须更有宾,不如无镜自无尘。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前觉痛人。
这里就引用六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和《楞严经》表现了外物不扰于心,以静心观照万物的接物之道,以及曹洞宗的四照用思想。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时经虔州写《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乃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65]
作者结束了贬谪生活,在北归路上,忽然听到了钟鼓声,才从如梦似幻的谪居生活惊醒过来。此时忽然领悟到人间的所有事,如浮云一般时时在迁移改变,但象孤月似的孤高澄清心境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就是摆脱外物的执著,超然自娱,而达到物我两忘境地的表现。胡仔在《笤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云:“东坡岭外归,其诗云:‘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语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又同年作的《过岭二首》其二:“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所有的经历和世事都归于醉梦。亦同年写的《寒食与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诗:“城南钟鼓斗清新,端为投荒洗瘴尘。总是镜尘堂上客,谁为寂照境中人。”可见,这时期他经常以禅入诗,这也是苏轼晚年诗风的一个特征。
另一方面,苏轼曾说:“机锋不可触,千偈如翻水”(《金山妙高台》,卷二十六)、“新诗如弹丸”(《答王巩》卷十七)、“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次韵欧阳叔弼》)。他的这些随机应变的特点,影响到南宋的“活法”论。如吕本宗主张:“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杨万里则谓:“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和李天麟二首》),提倡以活、新、快为武器的“活法”。这些见解都呼应了苏轼“冲口出常言”的捷法。
由此可见,苏轼在诗歌创作上,运用禅宗悟道时达到的明心见性的境界,而主张诗禅不相妨。诗人达到此境,可以心虚含万象,冥心空静,而写出“有至味永”的好诗。这些都是强调内心独特领悟。苏轼直接发挥禅宗明心见性的直觉体悟方式,提出了相当精深的澄观一心的艺术直觉体验方式,这对南宋“活法”诗论的提出,严羽“妙悟”说之主张,已作出了重要启示。
八、翻案
经过唐代佛教极盛阶段,至宋代,以临济宗为主的“文字禅”、“看话禅”大为流行之结果,造成诗与禅互相融合、互相沟通。特别是禅宗对古代诗学有深刻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其中不可忽略的是禅家之转语,对宋诗的“翻案”自有启发性。所谓“翻案”,本指推翻已定之罪案而言。引申而有解黏去缚,推陈出新,变通济穷,反常合道之意[66]。这些反常合道就是诗与禅融通处之一[67]。所以由反常理之中追求理趣,从矛盾的歧异之中去求统一,用新的立场去观照人生,超脱现实的心理距离,是禅道的机锋,也是诗道的翻案手法[68]。所以,“翻案”手法,受到以禅入诗的影响及诗人把禅宗的机锋、公案等非理性思惟方式,运用在诗歌创作方面,而促进宋代诗歌的翻案风气。翻案是宋代重要诗歌创作方法之一。
苏轼也把这些翻案法,经常运用到诗歌创作上。刘熙载《诗概》云:“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69]苏轼不但善用翻案法,而且他主张“诗须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东坡题跋》《题柳子厚诗》)又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这些理论对作诗使用翻案,一定有一些影响。《百步洪》诗中亦云: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压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师所呵。
这里从“我生”到末句都谈哲理。作者在此,自求解脱所有干扰与束缚,不耽著迷恋于现实事物,泯灭掉人间万事,追求妄念污尘之心境。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人应超脱旷达,栖心物外,任运随缘。末句以翻案收束,前面“”的哲理,一斋扫倒翻尽。
元符三年(1100),他写《澄迈驿通潮阁二首》云:
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70]
第一首描写登通潮阁所见情景,第一句中透露了作者的心境和处境,如北归的路途那么遥远,疲倦的内心充满着无限的哀愁,但飞檐四张的高阁,凌空而起,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两句之间的起落变化,形成了诗人的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冷斋夜话》载:“余游儋耳,登望海亭,柱间有擘窠大字,曰:‘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潮。’”作者“贪看”白鹭在秋浦上飞翔的景色,连青翠的树林已没在晚潮中,自己都感觉不到。这里化动为静手法,有作者投入于景色之趣,产生出物我两忘的禅味禅趣。第二首前两句用翻案法,作者虽然说把自己的余生想留在海南村,但他内心依然盼望有朝一日遇赦北还,故云:“帝遣巫阳招我魂。”[71]在此借用“招魂”之意,借上帝以指朝廷,借招魂以指皇帝将他招还。
“重言外之意”、“悟”等禅宗特点与“言志”、“言情”、“重言外之意”的诗创作特点相符合,因此诗与禅互相沟通、互相融合,故苏轼云:“诗法不相妨”。禅家机锋讲究以口应心,随问随答,不假修饰,自然天成,活泼有趣。这也影响到苏轼之诗风,使他的诗构成自然,平淡,谐趣,奇趣风格。
注释:
①见《苏轼诗集》卷十二,页五七六。
②《苏轼诗集》卷二十九,页一五二五。
③《苏轼诗集》卷十,页四九二。
④《苏轼诗集》卷十八,页九五一。
⑤同上,王文诰案。
⑥袁行霈著《中国山水诗的艺术脉络》,见《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页三八五。
⑦《苏轼诗集》卷二十六,页一四○一。
⑧同上,查慎行注。
⑨《苏轼诗集》卷七○,页二二○九。
[10]《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谓“王维善于从纷繁变幻的景物中,略去次要的部分,抓住它们的主要特征,摄取最鲜明的一段和最引人入胜的一刹那,加以突出的表现。他描写景物时,即不堆砌词藻,也不作琐细的形容,总是给读者留下充分的余地,供他们自己去联想、想象,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说见《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页二○八~二一四。
[11]袁宾主编《禅宗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页三三九。
[12]《苏轼文集》卷六十七,页二一一○。
[13]《书黄子思诗集后》曰:“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于诗亦然……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说见《苏轼文集》卷六十七,页二一二四。
[14]《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四》、《与子由六首》中其五,页二五一五。
[15][16]《苏轼诗集》卷三十九,页二一○四。
[17]《苏试诗集》卷四十二,页二三一二。
[18]《苏试诗集》卷五十五,页一六二六。
[19]《苏试诗集》卷四十二,页二三二八。
[20]《苏试诗集》卷四十八,页二六一五。
[21]22[]《苏轼诗集》卷八,页三八○。
[23]《苏轼诗集》卷八,页三九○。
[24][25]《苏轼诗集》卷二十,页一○三一。
[26]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中云:“美感的养成在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无台的帘幕,图画的框廊,雕像 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干,诗的节奏、韵脚,从窗户看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他又说:“风风雨雨也是造成间隔化的好条件,一片烟水迷离的景象是诗境,是画意。”
[27]《苏轼诗集》卷二十一,页一○九六。
[28]《禅宗与中国文化》,页一二五。
[29]《苏轼诗集》卷二十三,页一二一九。
[30]清刘熙载著《艺概》卷二,广文书局,页十一。
[31]《苏轼诗集》卷十一,页五二四。
[32]《苏轼诗集》卷九,《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页四三○。
[33]《苏轼诗集》卷三十七,页二○三四。
[34]《苏轼诗集》卷四十一,页二八四。
[35]《佛光大辞典》页一四○七。
[36]宋释惠洪著《冷斋夜话》卷五,《笔记小说大观》二十二编第一册,新兴书局,页六一○。
[37]《苏轼诗集》卷七,页三○七。
[38]《禅宗与中国文化》,页一五二。
[39]《苏轼诗集》卷三十四,页一七九四。
[40]施元之注云:“《法华经》: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王十朋注云:“《老子》:常无欲以观其妙。”说见《苏轼诗集》卷三十四,页一七九四。
[41]南宋刘辰翁以为“散为百东坡”是受了《传灯录》中良介禅师过水睹影偈子的启发。史良昭著《浪迹东坡路》,汉欣文经公司,页一五一。
[42]《苏轼诗集》卷四十一,页二二四六。
[43]邵注:“《史记·孟子传》:邹衍谓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隹禽兽,莫能相通,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王注:“《庄子·天水篇》:北海若曰:‘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薒米之在献仓乎。’”说见《苏轼诗集》卷四十一,页二二四六。
[44]《冷斋夜话》卷五,卷十。
[45]如有一次,苏轼作了一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意谓自己的禅定功夫已甚深,并派人的把偈子送给佛印禅师。禅师看后,在上批了两个字:“放屁!”就让人来把偈子带回去。苏轼看了批语后,无名火顿起,遂乘船过江来找禅师。一到南岸,苏轼当即责问禅师,为何秽语相加?禅师故装若无其事,并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为何被一屁打过江来呢!”苏轼听后方感自愧不如。说见赖永海著《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页一四九。
有一次苏轼去灵隐寺看佛印禅师,闲谈当中说要猜哑谜。东坡在纸面上画了个和尚,左手拿着一柄扇,右手捧着一本经。然后对佛印问:“你猜吧,这是一篇文章中的两句话。”佛印想了好一会儿,试探地猜道:“莫不是‘关睢·序’上的两句话:‘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苏轼点头称是。佛印也要问,他取出一串钱,从中数出二百五十枚,托手中,要苏轼说出一本书的名字。苏轼想:佛印手中有二百五十枚铜钱,每个铜钱上都有“无佑通宝”四个字,合起不刚好是一千个字吗?他笑着对佛印说:“我猜着啦!你说的是《千字文》!”,佛印笑着点头。说见苏凡编《苏东坡传奇》,可筑书房,页八十四。
[46]《禅家的幽默感》,《禅与艺术》,页一九八。
[47]《苏轼诗集》卷十八,页九五○。
[48]孟郊《移居》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杜子美《清明》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说见《苏轼诗集》卷十八,王注和施注,页九五○。
[49]佛教《楞严经》说:“人有六根,出生六尘”。所谓“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种感觉认识。说见《禅宗词典》,页一○一。
[50]《苏轼诗集》卷二十五,页一三四○。
[51][52]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郡玉堂,页一六八。
[53]所谓“河东狮吼”,本指陈季常与妻相与说佛,然今日已成妻子发威的意思。“狮子吼”,佛家本意喻威严。说见同上。
[54]《苏轼诗集》卷四十一,页二二六○。
[55]《苏轼诗集》卷四十二,页二三二二。
[56]佛教所谓“妙”云:“不可思议、绝待、不能比较者。殊胜之经典,称作妙典(特指《法华经》);无法比较不可思议之法,称作妙法(《法华经》之美称);深妙不可思议之道理,称作妙理;不可思议之境界,称作妙境。”说见《佛光大辞典》,页二八四二。又“悟”云:“生起真智,反转迷梦,觉悟真理实相。有证悟、悟入、觉悟、开悟等名词。佛教修行之目的在求开悟,菩提和涅槃为所悟之智和理;……总之,大乘之悟界乃是证见真理,断除烦恼之扰乱,圆具无量妙德,应万境而施自在之妙用。……又从悟之程度而言,悟一分为小悟,悟十分为大悟。若依时间之迟速,可分渐悟、顿悟。依智解而言,解知其理,称为解悟;由修行而体达其理,则称证悟。”见《佛光大辞典》,页四一一○。
[57]《佛光大辞典》,页五○九八。
[58]杜松柏先生云:“以禅人之悟,建立诗学理论,固然集大成于严羽,垂其重大之影响于后世。但沧浪之前,持论此诗者,繁有其人,乃严氏之先驱,亦风气所播之故。”(《诗与诗学》,页三○六。)又黄景进先生亦云:“诗禅共通处在‘悟’,这是宋人普遍接受的观念,严羽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只是重复宋人的陈说而已。”(《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页一六七。)
[59]《苏轼诗集》卷十三,六二八。
[60]《施元之注》曰:“《唐阙史》云:杜牧之自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二诗,一诗即‘鬓丝禅榻’者。”《苏轼诗集》卷十三,六二八。
[61]《施注》曰:“《华严经·法界观》,清凉澄观禅师述,以明华严品中法界大旨。”见施元之注《施注苏诗》卷十,页一九○。
[62]《佛光大辞典》说:“法界观有三重之别,第一重真空观,相当于四法界中之理法界。乃观一切诸法原无实性,色则是空,空则是色,空与色无碍,而泯绝无寄。第二重理事无碍观,相当于理事无碍法界,乃观差别之事法与平等之理性炳然而存,两者相遍、相成、相害、相即、相非,无碍熔融。第三重周遍含容观,相当于事事无碍法界,乃观事事物物之大小相融、一多相即,遍摄无碍而交参自在。”页三三七二。
[63]见《瀛奎律髓》卷二十六,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三六六。
[64]《苏轼诗集》卷三十,页一六一六。
[65]《苏轼诗集》卷四十五,页二四四四。
[66]张师高评《宋诗与翻案》,页二一五,载《宋代文学与思想》,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编,学生书局。
[67]黄永武先生在《中国诗学》中,说明诗与禅的相同处,云:“诗禅相同之一:诗与禅都崇尚直观与‘别趣’,或者是从违反常理之中去求理趣,或者是从矛盾的歧异之中去求统一。”“诗禅相同之五:诗与禅都喜站在一个新的立场去观照人生,必须有超脱现实的心理距离。”见《中国诗学·思想篇》,页二二四~二二八。
[68]《宋诗与翻案》,页二三六。
[69]刘熙载著《艺概·诗概》,广文书局,卷二,页十。
[70]《苏轼诗集》卷四十三,页二三六四。
[71]施元之注云:“《楚辞》宋玉《招魂》: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与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命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乃下招曰云云。”《苏轼诗集》,页二三六五。
[72]沈德鸿《说诗语》云:“王右丞诗不用禅语,诗得禅理;东坡则云:“两手欲遮瓶里雀,四条深怕井中蛇。言外有余味耶?”丁福保编《清诗话》,木铎出版社,页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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